对于理解华南的地方社会来说，宗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24年暑假，我们团队来到粤东地区，调研潮汕地区的宗族社会。我们坚持全面调研的立场，广泛涉及游神赛会、产业发展、生计模式、婚配实践、乡村教育、基层治理等议题。然而，无论我们小组成员讨论哪个方面的问题，总会触及到宗族因素。
宗族作为华南社会的底色，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判断。那么，如何认识一个强宗大族的内部结构？强宗大族内部的认同单元和集体行动能力存在何种差异？
一、强宗大族的结构分化
J镇的宗族社会十分特别。J镇是一个人口过密化乡镇。在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6万多人。以镇政府所在的P社区为例，该社区共有户籍人口8032人（常住人口约5千人），其中L姓占95%左右。更进一步看，P社区的L姓成员均属L氏第六个房头。那么，如何理解一个覆盖多个村社、人数超千人的强宗大族？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幸运的是，我们在L氏族人的热心帮助下找到了答案。L氏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家族发展史。L氏的20多个宗祠、公厅分散在J镇的核心地带。我们以不同等级的祠堂为单位，能够清晰地把握宗族内部的结构纹理。
家庙是L姓的最高祭祀单位，以祖先作为凝聚族人的精神符号。按照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后代有出品级官员者方能建家庙。L氏五房的后人中出了一位骠骑将军（四品官），故有资格建家庙。每年的春（正月初二）秋（冬至）两祭、主公生日（正月初九）、拜天公（二月初一）是L氏族人集体祭祖的时间节点。此外，每年正月初五，L氏族人将妈祖神像请到家庙门口，以此为起点开始游神活动。
与家庙相匹配的是祖坟。每年清明节，全族人会在埋葬开基祖、二世祖、三世祖的祖坟山祭祖。据《L氏宗谱》记载，在建设家庙时，L氏经费不足，曾半途停建。在这个时候，宗伯因子女不孝挟资来到J镇，并慷慨解囊相助。L氏族人感念宗伯的援建之功，待其百年之后将其藏于祖墓南侧，四时随族配祭。
宗祠、公祠的地位仅次于家庙。L氏各房头的宗祠多建于清朝康乾时期，这也是该族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段。对于没有家庙的宗族，宗祠或公祠就是最高等级的祭祀单位。单以L氏六房为例，该房头共有6座祠堂。在这六座祠堂中，有一座六房祖祠（供奉4世公）、L氏祖祠（供奉19世公），还有一座L氏宗祠（供奉22世公）。六房有四座公祠，分别供奉七世公、十三世公、十五世公（2人）。从六房的祠堂建设情况来看，房头内的祠堂主要看后辈是否有科举功名。在祠堂两扇大门上分别写着“加官”和“进禄”，进一步昭示着功名的重要性。
公厅与祠堂存在着本质性差别。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公厅则是一座大宅子的大厅，其周围有着大大小小的房间，是可以居住使用的。公厅一般作为办红白事的场所。对于L氏来说，公厅只是个举办宴请的功能性场所，并不具有建构宗族认同的功能。
五服以内的成员属于自己人。由于L氏是强宗大族，所以五服以内的成员人数众多。以六房的一个分支为例，五服以内有700多户。由于五服内亲人规模过大，当遇有红白事时，只能采取代表制。按照当地人的理解，五服以内是“亲人”，房头内的人是“自己人”。五服内成员之间，彼此存在着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在遇到红白喜事、打架斗殴时，五服内成员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二、强宗大族的认同单元和行动能力
以与祖宗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基础，L氏宗族内部分化出多层级认同单元。不同层级的宗族认同单元具有相当不同的集体行动能力。
首先，L氏以家庙为认同单元，对外开展举族竞争。据《L氏宗谱》记载，于康熙中期，L姓和M姓同月建祖祠。按照“三龙同行，短者为贵”的风水准则，L氏故意先建祖祠门口的照壁，令另一姓氏误以为这是L氏祠堂的前墙。另一姓氏以照壁为基准后退一些建祠堂，结果发现L氏祠堂位置还在更后面，但为时已晚。
在历史上，除了风水竞争外，L姓与其他大姓氏之间也存在着惨烈的械斗。在L氏家庙祖宗牌位一侧供奉着“好汉公”牌位。好汉公并非一个人，而是36人。这36人中，有3位为国捐躯，33位牺牲在与外姓械斗过程中。L氏与M姓是镇上的两大姓氏，历史上一直处于竞争状态。从明成化年间至20世纪90年代，两族数百年间互不通婚。
因此，当与外姓较量时，L氏的宗族集体利益体现的最突出。J镇的历史始于明成化时期，彼时M姓有200多户，L姓有100多户。经过漫长的发展，L氏成为拥有近8000户的第一大姓。在与M姓这个“他者”的竞争和斗争中，L姓族人强化了“我们”的观念。进入21世纪以来，不同姓氏之间的风水竞争和大规模械斗得到根本性遏制。宗族之间以新的形式进行竞争。例如，每年正月初五，是L姓举行游神赛会的日子。游神当天，L姓将长约4公里的街道铺满鞭炮。据知情人估算，L姓搞游神赛会需要花费70多万元。
其次，L氏以家庙为认同单元，进行宗族内部整合。据《L氏宗谱》记载，L氏五房的第十三代有人去江西学习堪舆术，学成返乡后被推举作为祠堂的设计者。传说祠堂选址往西三尺有利于五房，但整个宗族要受外姓欺辱，往东挪五尺则有利于六房而恶五房，却使整个家族免受外侮。身为五房成员的祠堂设计者毅然选择将选址东移。宗谱所记载这个传说，得到了后世的验证，就更令后人津津乐道。目前，L氏共有7777户，其中第六房就有4547户。关于祠堂选址的故事，成为“房头利益服从于宗族整体利益”的生动注脚。
在L氏宗族内部，除了五房为家庙选址做出牺牲的故事外，还存在一个“二房魔咒”现象。据L族中老人介绍，家庙建成后，二房始终只有16户。宗族理事会决定凡二房有红、白事等，安排各房头出人出力去给二房撑场面。有亲历者讲述，当90年代重建祠堂时，曾在祖宗牌位下面的土地中挖出一个石头。这块石头上刻着：“凡是欺负五房和二房者，应被抓到祠堂遭全族人唾骂。”
对于L氏族人来说，供奉祖先的家庙是全族人的最高等级认同单元。简言之，宗族的集体利益天然高于房头分支的利益。在日常化的仪式互动和传奇故事的口口相传下，宗族融于L姓族人的生活世界和超验世界，型塑出“凡圣一体”的生活状态，建构起似真似幻的集体记忆。当家族内部存在弱势群体时，族人会自发组织起来扶危济困，发挥宗族的保护性功能。
最后，L氏以房头内祠堂为认同单元，对外内进行抱团竞争。由于L氏宗族过于庞大，以至于族人翻阅族谱也很难捋清楚自己的血脉传承关系。多数中老年人甚至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五服内亲人的具体情况。当问其与某人是何种关系时，他会说：“我与他是同一个祠堂的。”这里所说的祠堂，就是各房头分支内的总祠堂或小祠堂。以L氏六房为例，溯源至同一个房头内祠堂者之间是十代以内的血亲关系。
在宗族内部，各分支以房头祠堂为认同单位。一般情况下，族人的房头意识并不明显。但是，在遭遇社区选举、打架斗殴、办丧事这三大重要时刻时，族人的房头意识会被立刻激活。宗族地区的村社选举往往会异化为房头垄断。新中国成立后，D社区的书记职位曾长期被三房把持。直至20世纪70年代，三房的某书记因犯错误被免职。以此为界点，二房的人开始担任社区书记直至今日。
当遇到打架情况，往往会引起房头对立。在20世纪90年代，七房的势力比较大，不仅欺负其他房头，甚至是欺负整个J镇。宗族地区的个人矛盾很容易升级为房头矛盾。六房某人被七房某人殴打，在宗族话语体系中就变成七房欺负六房。若宗族理事会不能及时制止，两个房头会先大打出手，然后再围绕非曲直和人员损失情况进行谈判。
按照当地习俗，有人去世时，参加送葬的老人越多，这家人的丧葬安排就越有面子。各房头的老年人理事会，除了负责祠堂管护、办理祭祀、筹备游神外，还有一项工作是负责通知、动员老年人参加送葬。一般的程序是，办丧事者先通知老年人理事会，再由理事会成员负责通知房头内老年人。
综上所述，强宗大族成员采取“内外有别”的互动策略。当个体处于不同层级的宗族认同单元，其采取集体行动的能量和逻辑差异巨大。
三、区域差异视角下的华南宗族
在宗族性地区，由祠堂、族谱、祭祀仪式等构成一整套的宗族象征体系。与之相对照的是，华北地区小亲族村社大多都有祖坟、族谱，但普遍没有祠堂。华北地区村民要么在家中设案祭祖，要么五服内一起到先人墓地祭拜。到了清明、农历十月一日、农历七月十五日等祭祀时刻，村民与祖先只是偶尔进行仪式性互动。因此，华北地区农村的祭祀规模不大、仪式简单。这种私人化、片段化的祭祀不能形成同姓的家族认同感。
相比较华北地区的小亲族村社来说，祠堂对华南宗族认同感的塑造作用特别突出。在J镇，人地矛盾高度紧张，人均耕地0.2亩，宅基地每平方米价值一万元。一方面，民居拥挤、破败；另一方面，祠堂雄伟、壮丽。祠堂门前往往会有一个大广场，供举办祭祀仪式和居民日常休闲之用。当地人称祠堂前广场为“圣洁休闲地”。由于民居围绕祠堂而建，祠堂门口往往发展成为市场。族人到祠堂为子女升学考试祈福，还到祠堂前广场上晒衣服、纳凉、做买卖。民居与祠堂在生活空间中并置，使L氏人感觉到“祖宗并不遥远”。
通过将华北小亲族与华南强宗大族进行比较，还有更深一层用意。J镇的L氏宗族是一个镇域范围内的强宗大族，而非常见的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边界的宗族。强宗大族意味着L氏家族对内是一个层次分明的复杂血亲体系，对外是镇域范围内的主导姓氏。广阔的地域覆盖和数万人的规模，使得L氏宗族内部成为一个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社会。在这种独特的背景条件下，华南的强宗大族因存在强有力的祖先认同，而在村社之上形成一个超越性的力量。借助祖宗的强大精神感召力，地方社会有可能维持一种总体性团结局面。
然而，强宗大族对外举族竞争、对内抱团竞争的竞争模式，往往给地方社会带来强固的垄断或巨大的撕裂。从破坏性来说，强宗大族竞争的频度、烈度都远胜于北方小亲族的五服内争强好胜。概言之，强宗大族既能实现大团结，更能造成大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