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被诊断出阴道炎，看过两次医生，每次都从医院对面的药房抱着几百块钱的药回家治病。灰绿色的，豆腐渣一样的阴道分泌物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准时出现在我眼前。虽然暂未体会到任何身体上的不适，我还是有点泄气，也有点糟心。
阴道炎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奇怪，因为我不是对于性别话题讳莫如深的人。我从二十岁起学习女性主义，工作后常驻上海，成为关注性别话题的媒体人。性教育、性骚扰、乳腺癌，这些都是我完成过的选题。
我自诩对性早已脱敏，等真的患上妇科病后，才发现自己对于最基础的女性卫生与健康知识知之甚少。阴道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常见的类型包括细菌性阴道病、酵母菌感染（如念珠菌）、滴虫病等。性行为不是阴道炎的唯一病因，女性还可能通过公共泳池、浴巾、便池等途径感染。此外，由于阴道本身具有调节能力，不注意卫生和太注意卫生都可能诱发阴道炎症。
阴道炎并不罕见，也不是什么“大病”。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育龄妇女的细菌性阴道病的流行率在23%至29%之间”，而《健康时报》在2021年表示，75%的女性一生中至少得过一次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霉菌性阴道炎）。
面对一种并非洪水猛兽的妇科疾病，社会应该予以怎样的回应？患病期间，我住在家乡这座三线城市，见识了来自医生的避讳和冷漠，见识了来自家人那如临大敌，甚至有点荡妇羞辱意味的态度。在外界强烈的“道德”审视下，我第一次对这个三线城市感到水土不服，也是第一次意识到，离开我在上海建立的文化舒适圈，一切都不一样了，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地域攻击和争论，本文把家乡的地名隐去。）
文｜Julie
编辑｜oi
看病
三线城市里最知名的三甲综合医院，妇科占据了半层楼。
我攥着挂号单在走廊里等待叫号，看到隔壁专家诊室的门外除了有全院通用的，冰凉的联排座椅，还摆着几张暖白色的矮脚圆桌和一圈配套的小椅子，柔和的颜色和脚下煞白的地砖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盯着圆桌上的花瓶和里面几枝白色，粉色的花朵，暂时放松了绷紧的神经。靠近一看，原来花都是假的。
我很久不在老家看病了，年初第一次来到妇科门诊时，我有点惊异于许多患者对于私密空间的无视。自从我走进诊室，坐到凳子上的那一刻起，总有病人推门进来，举着自己的病例径直走向医生，打断我们的谈话，其中有一些甚至是男性，替妻子进来问诊。
对于突然到访的患者，除非对方是男性，否则医生也不太愿意制止，而是停下和我的对话，给对方答疑解惑起来。
要做阴道分泌物检测。医生让我自己从桌角抽一张一次性的检查用垫，然后下达了一系列指令：“进到里屋，拉上帘子，脱了裤子，躺上去，把腿翘到架子上。”
“然后呢？”我看着座位上没有打算和我一起进屋做检查的医生，忍不住问了一句。
她也一愣，然后盯着我，面无表情地说：“然后等我。”
在这间屋子里，在医生冷漠而果断的语气中，原本就在为疾病烦心的我一下子丧失了所有话语权。我一个人走进屋里，一边按医生的指示操作，一边听她大声地和进来送报告的护士抱怨自己还不能下班。
人在没穿裤子的时候总会有点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躺到椅子上，保持着一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姿势等待医生进来。不知为何，把双腿架起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失去了一种保卫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块任人摆弄的肉，被物化的感觉随之达到顶端。
我对着屋外的医生大喊“我准备好了”，医生笑着送走护士，诊室又恢复成一片死寂。
医生来到我面前，让我放松。我实在放松不下来，这间屋子里没有一点让我觉得放松的元素。连说三遍“放松”却发现没有效果之后，我听见她气急败坏地叹了口气，就把冰凉的鸭嘴钳熟练地塞了进来，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不是有过性生活么。”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有过性生活，也不意味着阴道可以随时随地向任何人敞开吧？这是我如今的态度。但当时，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太快了，我来不及做出情绪上的反应。或许是自己脆弱的部位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她面前，我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种畏惧。至少在她把鸭嘴钳和棉签从我身体里抽出来之前，不顶嘴好像更安全一点。
就这样，检查做完，她头也不回地走出检查室，留我一个人在里面慌乱地提裤子、穿鞋、拿包。一种隐隐的委屈和愤怒后知后觉地涌上心头，好像做错事的那个人是我。
我和闺蜜几乎每一次妇科检查后都会展开点评与讨论：医生是否温柔，手法是否专业，痛感是否强烈，自己是否紧张。碰上了贴心的医生护士，闺蜜会用“感动”来形容这场检查体验。在我们的一次次对话中，我发现，北京和上海的妇科医生里，有一小部分会照顾患者的情绪和体感。但在老家，温柔的医生还从未在我的世界里出现。
关于妇科检查和鸭嘴钳给女性带来的不适，今年五月，网上有一场盛大的公共讨论。《新京报》曾指出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一些从业者的人文关怀不够到位。但于此同时，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也浮出水面：生殖健康教育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学校还是医生？
我似乎从未被动接受过妇科健康方面的科普和教育，学生时代最贴近“生理卫生”课程的，是生物书上那幅女性生殖器官的示意图，和老师举着麦克风，却面露难色的表情。高一时，好友怀疑自己得了妇科疾病，不敢告诉家人，便叫我和另一位同学陪她去妇科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宫颈糜烂，让她选择吃药或者挂点滴。她害怕药盒被家人发现，当天就挂上了点滴。在输液区，她才告诉我们，她和男友发生了性关系。她拍着我和另一个女生的手，带着开玩笑的意味嘱咐我们：以后谈了男朋友，一定要注意卫生。
多年后我才知道，早在2008年，宫颈糜烂就不再意味着一种疾病了，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如今被称为“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不需要治疗。我开始怀疑那家医院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医生是否拿准了朋友年龄小，不会求助父母，所以对她进行了过度医疗？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后来，她的疾病自然痊愈了，但她的母亲也知道了一切。这是妇科疾病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却是以朋友以身试险的方式。如果妇科卫生的科普能以一种更积极，更清晰的方式，更早进入我们的生活，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患病后，我查了许多资料，发现除了性生活，阴道炎有多种诱因，比如接触被污染的衣物和器械，长期使用抗生素，甚至抵抗力低下。
我向医生求证这些科普是否属实，医生选择了避而不谈，也不愿意和我讨论我的过往细节：有没有去过游泳池，有没有实施未保护的性行为。她只告诉我，检查显示我得的是哪种阴道炎，她就给我开对应的药物。至于具体病因，她说“很难跟你确定，吃药治好就行了”。如果我非要纠结原因，她让我自行判断。
对于医生的避讳，闺蜜认为无可厚非，医生似乎只负责治疗，不承担科普的责任。
最后，在离开诊室之前，医生在我的处方背面写下四个大字“多喝酸奶”。“现在喝酸奶调节菌群，会不会晚了点？”我心想。
妇科病的隐喻，与母亲的性观念
得了阴道炎之后，我发现自己也有病耻感，尽管在过往的工作中，我一直通过采访等形式，呼吁患者和社会消除这种负面态度。
这种感觉在我拿到化验单的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化验单是判断阴道健康程度的直接方式，上面体现了患者的分泌物清洁度，pH值，是否有滴虫、孢子、各类细菌等病原体感染，被感染了，化验单上就会显示“+”。
我看着化验单上的+号，看着自己Ⅲ度的分泌物清洁度（Ⅰ和Ⅱ为正常，Ⅲ和Ⅳ为异常，提示阴道可能有炎症），一种无法隐藏的羞耻感从心底滋生，夹杂着一些罪恶感和悔恨。“我脏了”从一种心理状态变成了客观陈述。我紧闭双唇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感觉胸膛发痒，喉咙发紧，脸颊已经开始发红，发烫。
父母对于妇科疾病的病耻感比我更加强烈，尤其是母亲。自从我确诊后，家里人从未直接说出过“阴道炎”这三个字，一直在用“这个病”“那种病”代替。当我第一次告诉母亲，我的阴道分泌物好像有异样时，她向我投来严肃又紧张的目光，还带着一丝躲闪，说话的声音都压低了。
我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住在外地，阴道炎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家人。但是患病期间我住在家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必须如实告知，只不过这样一来，我就要承受父母的审视。
和我一样，母亲执着于我患上阴道炎的原因。我复述医生的解释，说医生没有给我原因，她听罢犹豫了几秒，欲言又止，最后起身从座位上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想说的话是“医生没说原因，是因为人家不好意思说。”意思就是我得阴道炎，明摆着是因为我私生活不检点。
“哪种东西？”
母亲难以启齿地开口：“下面用的东西。”
我反应过来，她翻到了我的震动棒。我藏在背包深处，就是为了不被她发现。
母亲算是一个谈性色变的人。那顿午饭，她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虽然生气，但是连眼皮都不好意思抬起来。性和爱情在我家都讳莫如深。十五岁第一次谈恋爱时，我经常在晚上偷偷和对方发短信，下午放学，男生也会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家。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就被父母知道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和我正面对峙。直到一两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下滑，父亲才生气地说：“你一直在谈恋爱，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从那次以后，我谈的每一场恋爱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的上一任男友还因此感到委屈，以为我觉得他“拿不出手”。
我认为母亲将阴道炎视为我没有洁身自好的象征。至于怎样才算“洁身自好”？显然，母亲不支持婚前性行为，也不支持女性的自慰。我试图和她争辩，说得阴道炎的人很多，性行为不是唯一的原因。母亲却提高音调反问我：“那你妈我为什么没得过？”
我哑口无言。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一位朋友听，她十分震惊，说她十几岁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得过阴道炎，那时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阴道炎，还是她的母亲给她买来了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家庭面对妇科疾病，都似如临大敌。
其实在两性关系这方面，母亲的观念很有趣，又很矛盾。二十多岁初入职场时，她也是个要强且有竞争力的人，面对职业发展的机会从不退让，甚至经常用业务能力打败“关系户”。但是结婚生下我后，她为这个三口之家牺牲了很多。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期，频繁加班和出差，母亲选择应付工作，照顾我，事业发展也自此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我觉得母亲忍受了太多委屈，忽视了太多自我需求。
作为传统家庭结构的受困者，母亲十分欣赏和赞扬职场女强人。她支持我为事业拼搏，从不催婚。在其他亲戚朋友问起我的情感状况时，她说只要经济独立，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
但与此同时，她的思维又深深受限于一套物化女性的婚恋体系中。在发现我的震动棒，和我对峙的那天，我发现她担心的不只是我的健康和卫生问题，还有婚前性行为会让未来婆家看不上我，不尊重我，让她没脸和男方要彩礼。
母亲和我讲起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家里有儿子的，从不在意儿子和女友婚前同居，有些人甚至还觉得是儿子赚了。她深知女性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担心我在未来会因此受到委屈，但她似乎并不希望我去身体力行地对抗这种不公。在家的这一年多，她经常提醒我穿得“端庄一点，像个女孩子一样”，希望我去适应这座小城市里的常规审美。
父亲坦言，我的性格已经不适合生活在这座城市，母亲在心底和自己的传统观念做着对抗。她希望我活得快乐而独立，又知道打破世俗的框架，出人头地需要吃太多苦，而她不忍心看着我吃苦。
这一点在她对谷爱凌母女的态度上体现得很充分。谷爱凌曾在滑雪训练中受伤，短暂失忆，谷燕当时心疼落泪，却依然支持谷爱凌继续滑雪。对于谷燕对女儿选择的尊重与支持，母亲感慨谷燕内心的强大，直言如果我因为一项运动受伤，她八成会劝我放弃。
不止于性的性教育
四年前，我在完成一项性教育的调研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年轻人的性教育信息大多来自社交媒体。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性话题难以启齿时，我们通常会选择转向社交媒体平台，了解陌生人的经历和经验，获得解决办法或者情感共鸣。
但这种方法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似乎已经不好用了，因为我经常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分享，哪些是商业推广。在小红书上，不少帖子用“妇科离职后才敢说”“阴道炎自测”等医生或患者的口吻做标题，点开后发现，这是一篇推荐阴道凝胶，检测护垫等妇科药物器械的广告。
评论区里，大多数人在提问：霉菌性阴道炎到底该怎么治？我得了阴道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男友出轨了？能够提供答案的人，除了卖药的，其他寥寥无几。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人完整地分享自己阴道炎后的个人经历和情绪体验。有时，我会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没人讨论自己患病后的心情，无论是自我的怀疑，还是外界的缄默与歧视。是我过于敏感了吗？
英剧《伦敦生活》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妇科疾病的范围，但又与之息息相关，真实困扰着许多人。我深刻认识到，患者的困境不止来自疾病本身，还有本人对疾病知识的匮乏，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与污名，甚至对两性话题的避讳。就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提，一种疾病越神秘，它所背负的隐喻就可能越恶劣。这时，患者成为疾病的牺牲品。
这时，“脱敏”的意义才突显出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曾在采访中提出，女性的个体经验被分享，被看见，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赋权。
如今，六层楼已经开始详细探讨疾病以外的话题。今年7月底，他发布了一条长达1小时44分钟的播客，探讨社会和医疗系统对女性情绪化的偏见，和情绪存在的意义。
少儿妇科和青少年妇科门诊的开设也打破了社会将妇科病与性行为强关联的偏见。2022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开设了少儿妇科门诊，成为北京第一个由三甲综合医院开设的，面向小儿和青少年的妇科门诊。随后，上海，杭州等地陆续出现青少年妇科门诊。有媒体报道了诊室“一号难求”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过去有多少青少年妇科病患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在2018年联合出版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书中指出，全面性教育不止关乎性行为和生殖健康，还要理解关系，社会性别，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暴力与安全保障等概念。今年5月，《华夏时报》在一场关于性教育的直播中介绍了适用于中国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全面性教育技术指南》。儿童性教育专家刘文利指出，如今在国内备受热议的校园霸凌、代孕、性别平等问题，都属于全面性教育的范畴。
至少在一线城市和网络上，许多女性已经不再为两性话题感到羞耻了，但是性教育远不止这一面。我认为性教育值得被格外重视，因为只有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保护自己，尊重他人，我们在两性方面的选择才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