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
资料照：中国黑龙江哈尔滨街头邓小平呼吁发展经济的宣传画。（2003年10月2日）
编者按: 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上次预告要谈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但适逢邓小平生辰120年，以下尝试把习近平和邓小平放到一起谈一谈。
一般认为，习近平并不“近”似邓小平，而是邓小平路线的颠覆者。于是，很多人在对习近平高度不满的同时，祈盼中共回到邓小平路线，实行所谓改革开放，上上下下“闷声大发财”。现如今，打出邓小平的旗帜，好像就是对习近平最大的否定。本文观点不同，并不认为习近平起错了名字，如题所示要强调的是邓小平与习近平之间的根本关联。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路如何走来？
邓小平最为人所怀念的，是他推动中国加速市场化并拥抱全球化的治国路线。这无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国力迅速壮大。习近平最为人所诟病的，也在于他没有沿着邓小平的这条道路走下去，似乎反其道而行之。
只是，起邓小平于地下而问之，恐怕他要对这样来解说邓小平道路嗤之以鼻，就像1986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样铁青着脸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141）。当时不是没有人揣摩邓小平这样说只是为了给他向中国引进市场化弄个政治障眼法，所谓“打左灯，向右转”也。可是，天安门镇压这也算是“打左灯”吗？如果不是，又怎么解释接下来邓小平南巡的“向右转”呢？其实邓小平早就讲得明明白白：“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东西”，为的是发展中共掌控下的“生产力”（同上）。
正是在天安门镇压和1992年南巡这两手之后，中共自1990年代起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前一手是高压维稳，为的是维持和加强中共一党专制；后一手则驱使民众一意追求财富，并借助西方的经济与科技力量，希冀以物质发展换得民众乃至国际社会接受中共的一党专制。把一党专制与市场经济捏到一起，以前者控制后者，以后者服务前者，这才是邓小平道路的真谛。
这种专制权力与物质财富互利的模式，在促成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恶劣弊端与严重后果。其中，官员腐败，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居于这些弊端的突出位置。这激发了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所谓“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到习近平上台时，如本栏上篇文章所提及，中共对于这种局势“忧心忡忡”，唯恐这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下去“影响党长期执政”。于是，习近平从反腐败入手，迅速集中权力，并致力于打压一切可能削弱中共一党专制的因素，包括公民社会、民营经济和对外关联，这就是我所谓的“逆转型”。
毛泽东的根，邓小平的藤，结出习近平这么个瓜
“逆转型”是逆邓小平而转型吗？只看经济和外交，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的道路与方向，是决定于经济和外交呢？还是决定于政治与权力？我不会说习近平没有改变邓小平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但是，邓小平如果在世，难道就不会改变？恰如邓小平所言：“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上书，页463）。邓小平在提出他那一套政策的时候，如前所述，强调的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而当今习近平也是要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我看，不同仅仅在于时势不同而对策不同。当然，对于时势的判断，邓小平可能比习近平高明很多。但是，邓小平那里不变的，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不变的也正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逆转型”是逆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多元化之转型；而这种多元化既不是邓小平的初衷，也不是邓小平的功劳，而是中国民众借邓小平要发展经济来加强中共专制之机争取自己权利的结果。
是的，邓小平可以借资本主义因素强化中共力量，中国民众当然也可以借中共发展经济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正是在对待民众争取权利这一点上，习近平和邓小平没有根本不同。1989年天安门镇压，就是邓小平的“逆转型”。
正是这样一个邓小平，1978年底篡夺最高权力后，立马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也正是习近平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本质要求”。也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强力压制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上已经开始奔涌的“非毛化”浪潮，念兹在兹地要求“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435），说“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上书，页441），“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上书，页493）。如果没有邓的这种“坚决”，习近平今天要“返祖”回毛肯定困难百倍，就是会不会由中共当权、更不必提由习近平这种人当权，那也很不一定呢！
邓小平的“崇毛”不是几句空话。哪怕是搞政治改革，邓小平的目标也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为此不惜出动国防军在首都镇压要求民主法治和反腐败的1989年民众抗议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邓小平模式的经济繁荣充满了腐败与不公。还不要说，邓小平为个人权势打算的种种作为，包括宪法中单单不为自己的军委主席位置设立任期限制，其实都为习近平这十来年的作为留下了种种制度便利。至于毛创立、邓坚持的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如何必定走到习近平的今天，我在别处多有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
毛泽东的根子，邓小平的藤蔓，结出了习近平这个毒瓜——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