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中国内部溃烂的状态评估

中国警察与保安人员在举行中共三中全会的京西宾馆外执勤（2024年7月15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多年来，社会学者喜欢用“溃败”一词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状况。今年的情形似乎更严重，很多人认为，中共政权活不过几年。不过，我更愿用“溃烂”形容目前阶段。

在我看来，两词有程度上的差异，“溃烂”虽然也表示社会肌体出现了普遍的细胞蜕变和坏死，可维系社会运转的组织体系还大体在发挥作用，并未到运转完全失灵、一推就倒的地步。等哪一天这个政权从下到上，其组织体系瘫痪了，社会大面积的反抗才会真正到来。

但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内部溃烂现象时，也需要明了，它并非是在习时代出现的，胡锦涛后期已经很明显了，那时政治的僵化到了很突出的程度，党内外、全社会等着习上台后“刮骨疗毒”，习也确实想拯救中共、改造中国，只是 10年下来，他开错了药方，致使内部的溃烂日甚一日。三中全会是他试图在改革旗号下对中国内部溃烂做一次最新治疗，可从舆论反响看，效果显然不好。

要理解中国的内部溃烂状况，我把它分成六个方面来分析，或可称之为内部溃烂的六种表现吧。

表现之一，绝对权力导致的反向失控

习自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后，就拉开了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距离，这种情况在20大达到顶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变成一种绝对权力，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目前貌似有所削弱，但依然高高在上，“习近平特使”的称呼表明了这点。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外交是各国外交的一种虽然不常用，但也是正常的做法，可习近平将特使外交变成一种常态，动不动就要某人充当他的特使出访他国，频率非常频繁。前些年，作为“习特使”的领导干部一般是部长，有时也会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或副总理，可今年以来，连王沪宁、韩正等常委级别的领导都以习特使身份出访。这就非常不正常，表明最高权力严重失控，党根本没有力量可以约束他。

权力失控就其本义来说是指内外都没有约束，在过去，权力虽然没有外部约束，但内部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包括最高权力，比如，邓有陈云，江和胡有元老，以及其他的派系力量的制衡，但习是完全没有制衡他的势力。表面看，习在拥有绝对权力后，政令能够得到贯彻，然而实际上把对他的服从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集体躺平。官员队伍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为这个党、这个国家认真做事，大家都抱着敷衍塞责的心态，只求不出事即可，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甚至体制利益都不是他们考虑的出发点。官员的精神面貌并没有改变，各级权力依然不受控，为了明哲保官，不干事，无所作为，乃至不惜出台压制性的政策和举措。从权力的责任和施政效果看，此种现象可称作反向的权力失控。

表现之二，不可治理的腐败

腐败正是权力失控的结果。吊诡的是，习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然而，从官方的统计来看，在2018年后，当局每年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尤其是中管干部的数量，反而是一年比一年多。比如，今年前7月，已有38个中管干部被调查，其中有7人为正部级。这个数字超过了去年全年。党政如此，军队腐败同样严重，去年曝出的火箭军腐败案和前后两任国防部长的落马证实了军队的腐败一点也不亚于党政口。

习反了10年腐，落马官员年年多，说明在一党一人的体制下，腐败是无法得到有效抑制的，不管中共内部建立了多少反腐机制。原因在于，党专政不允许外部监督，单靠内部监督不可能治理腐败。而一人统治，反腐目的服务于最高统治者需要，一方面，为了证实一人统治的合法性，反腐就不能放松；另一方面，反腐又不能有损一人政权，导致统治的松动。这两个目的具有内在的冲突，决定了腐败是不可治理的。

表现之三，僵尸意识形态

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僵化，完全失去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这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过错，而是这个党在沦为习的道具后，必然要出现的代价。中共号称革命党，革命党的专长是富有鼓动性和号召力，能够动员大众为着一个崇高目标去奋斗甚至牺牲。但前提是有一套蛊惑人心的革命理想和意识形态。中共过去在干革命和搞文革时有这套东西。改革开放后，政治实利主义取代革命激情，党的意识形态回归平庸，逐渐僵化。

习确立起他的一人统治后，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弹性，变成为其拙劣辩护的僵尸。“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既是咒语，又是病毒，要用它来灌输和传播给党员和群众，试图彻底洗脑他们，成为习的驯服工具，不允许和当局的看法和主张有半点差池，哪怕是当局的吹鼓手出于爱党考虑，都不行。比如胡锡进偶尔会说一两句和当局不同调的话，也遭到禁言，甚至被一些爱国群众打成“公知”，足以显示中国内部溃烂的程度。

表现之四，社会信心崩溃，民众用脚投票

政治专制，经济萧条，自由受限，这是中国当下的现状。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状况在未来10年不但不能改善，还有可能恶化后，本能的反应就是焦虑，对未来信心的崩溃。今天，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能够感受到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是很多中国人每日都要面对的现实。官员则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压力。企业家也好不了多少，资金周转困难，已经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知识分子更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想方设法润出中国；不想改变命运的，要么被迫，要么自觉躺平。

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的信心危机至少要持续到习下台，但他什么时候会下台不知道，从三中全会来看，倘若他身体好，再干10年是有可能的。因此，最煎熬的时候恐怕还未到来。

表现之五，社会报复频出，中国进入互害模式

近几年来，中国发生多起原本不认识的年轻人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事件，以及恶性行凶案件，后者还波及到在华外国人。无论自杀者还是行凶者，基本处于社会的底层，从社会学来看，是社会的弱者或失败者。虽然每起案件的具体动因不同，但这么多案件集中在这几年发生，理所当然反映社会出现了严峻问题。

在这些案件中，不难知道，是他们对自身命运绝望，认为无力改变现状，才选择自杀或谋害他人。尤其是那些对无辜者无差别行凶的人，一般都遭受到了某种明显的或他自认为明显的不公对待，在向当局和社会诉诸救济渠道无果后，遂萌生极端的反社会心理，行凶杀人以报复社会。这类人一旦产生了这种念头，报复谁不是目的，报复本身成了目的。而在现实中，这种报复更容易指向和他同为弱势者或比他还弱的群体，因为强者有更好的自我保护。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互害模式的出现，是民间对体制的不公，用一种畸形的方式进行自我纠偏。

表现之六，高度依赖监控的社会治理

上面分析的五个方面都可归咎于习近平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治理失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习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当时改革的目标任务，今年的三中全会，依然还是这个改革主题。可见，在过去10年，当局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上，基本无功而返。

事实上，社会治理还在恶化。对官员的治理，当局祭出政治惩罚的大棒，施以政治高压，并用反腐来恫吓他们；对民众的治理，当局以“法治”之名，实际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刚性维稳，用警察力量和专政工具来压制大众的不满，因为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早已破产，而经济的萧条也让当局没有多余的钱粮来分给大众，所以只得依赖强制。但不管对官员还是民众，当局必须使用一种武器，即监控。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当局在监控社会这一点上，基本已做到无死角，几十亿个监控头，将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一个没有秘密的透明人。正由于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监控，当局的治理能力也就变得更粗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