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时，我国7亿3400万劳动人口中，约12.8%也就是9400万人的年龄达到了60岁以上，这一人口年龄比例较2020年的8.8%大幅增加。
随着我国60岁以上人口在未来10年增至3亿人，高龄劳动人数预计也将激增。
3亿人口的老人，这几乎是美国全国的人口总和，对农民工群体而言，未来他们将直面养老压力。
在所有的退休群体中，按照退休金的待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群体月均养老金高达6000元，他们是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组成。
第二类群体月均养老金在3000元左右，他们是企业职工。
最后一类则是农民工群体，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最低，由于很多没有缴纳社保，月均养老金都在一百多元，全国唯一一个农村老人养老金上千元的城市，则是在上海。
这三类人的退休生活由于养老金的不同，差异也越来越分化。
对农民工而言，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显然于事无补，退而不休也是他们的常态。
随着这几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这部分农民工群体已经体会到了就业的举步维艰。他们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返乡，部分人则继续留在城市做着低薪工作，这是他们试着拯救自己的一种方式。
毕竟，没人愿意成为孩子的负担。
今年3月，针对农民群体的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增加了20元，至123元，但这一增幅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001%。
靠着123元的养老金，他们显然难以生活。
不靠退休金，他们应该靠什么？靠家庭吗？
如果按照传统过去几千年来的习俗，靠家庭养老一直都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机构；但随着我国开始迈入商业化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让人没有后顾之忧。
但当这部分忧虑重新显现的时候，对农民工群体来说，依靠儿女养老，似乎也不现实。
这一代60后70后开始老去，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他们大多都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但今天的经济压力面前，仅仅只有1个子女，对子女自己来说，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上有老、下有小，以及巨大的育儿结婚成本面前，仅仅靠一个孩子养老，也并不现实。
按照2021年的中国收入年鉴来看，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高达数十亿人，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月入上万依然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当年轻人赚不到足够的钱过活时，养老问题也随之变得困难起来。
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都是非常薄弱的。
首先他们并没有五险一金，尽管他们为我国城市化进程贡献了足够的力量，但却缺乏对应的社会保障配套体系，除此之外，他们甚至连劳务合同都没有。
另一方面，作为农民工的后代，年轻人加入社会参加工作后，他们的缴费基数却越来越高。
2024年1月1日起，深圳市社保缴费基数由2360元上涨至3523元，看起来上涨了不少，但由于深圳年轻人口众多，加上经济上有特区立法作为支持，深圳已经是各大城市中社保缴费基数压力最小的。
深圳的社保缴费基数是广东全省平均工资的40%。
而西南地区的成都，社保缴费基数则是全市平均工资的50%，为4246元，比深圳还要高。
至于上海，作为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社保缴费基数则更高，是全市平均工资的60%，高达7310元，这个数字也是上海最低工资2690元的270%。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企业招聘了一个拿最低工资的人，按照养老金个人缴纳8%，企业缴纳10%的标准，那么他每个月要把工资收入的两成多交养老保险，如果加上医保、失业保险，那么他的社保缴费就要占去收入的接近三成。
至于企业，人力负担则更沉重，给他缴纳的社保就超过了他的工资，相当于企业招聘了两个人。
在一个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社会里，养老的成本正均匀地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企业主还是员工，都是一样。
按照规定，社保缴费基数与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挂钩，每年随着工资的上涨水涨船高，但“平均数”经常被小部分高收入群体拉高，“中位数”才是真正的“社会中间水平”，这一统计上的差异在今天收入分化的当下更为突出。
老龄化的压力，正在不断蚕食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以及灵活群体也承担了最重的社保负担。
这对那些农民工的儿女来说，他们可能一个月给父母的养老钱，还没有自己上缴的社保费用高，这中间的差异如何补缺，是个大问题。
名义上我们每个人缴纳的社保是自己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但从操作上，我们每个月缴纳的社保去了基金池，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老人。
因此，这一代年轻人退休后要想领取足够的养老金，在没有国企股份填补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未来的下一代缴纳更多社保，亦或是多生一些年轻人，拉低平均缴费基数。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很多企业为了减轻社保负担，会将很多员工踢出正式雇佣体系，用劳务派遣和外包的形式取代正式员工，这也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平均工资的“虚假上升”。
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到最后越来越多企业甚至只用外包员工，而不用正式员工。
自己的父母还没有钱养老，但今天的社保费用却越来越高，这也导致更多年轻人采取不缴纳社保的办法。
有的年轻人就表示，自己的爸妈在家务农，我交的养老金比他们拿到手的一个月123元还要多，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他们呢？
养老退休待遇的失衡，这是老龄化社会里我们可能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退休后我们到底还能够领到多少钱？
2021年，我国平均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8.2%，即养老金发放水平只能达到退休前收入的48.2%。
但考虑到事业单位的月均养老金有六千多，这一数字显然被大大拉高了，真实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可能还会更低。
从2014年10月开始，我国宣布养老金“并轨制”，并设置了十年的窗口期，十年过渡期中，每新增一年加发10%。
但十年后的今天，体制内和普通企业职工的月均养老金越拉越大，一个是6000一个是3000，差额达到了两倍，“并轨制越并越大”。
下一个十年，这二者的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吗？
没人知道。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55%的养老金替代率是国际警戒线，若低于该数值，退休者的生活水平将严重下降；世界银行则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降，需要不低于70%的养老金替代率。
但我们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还不足50%。
但如果细分到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一个月123元的退休金，这替代率连10%都不到。
那么他们的退休生活水平，由谁来保障？
2022年，我国农村老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每月仅能拿到204.7元，204元，是企业职工退休者的十五分之一，是机关单位退休者的三十分之一。
这是天上和地下之间的鸿沟。
农村老人养老，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依靠儿女赡养，但儿女务工和打工的收入养活自己和下一代已经困难，能给老人赡养看病的钱也所剩无几。
目前我国有3亿农民工群体，这一数量庞大，远超机关单位人员，但二者之间的辛苦程度又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从所有的东亚国家来看，老龄化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接着是我国，大家都走向了“那一代建设经济的人老了，然后他们占用了所有的资源养老，让年轻人无所适从”的黑洞。
但我们的问题显然还要更严重一些，韩国和日本的人均GDP都在3万美元，是属于先富才老的，而我们的特点是未富先老，我们在日本韩国老龄化国家里，人均收入是最低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最薄弱的。
在人均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下，我们的老龄化压力，反而也是最大的。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够做多大；现在是到了考验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