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比七，这是中国男足最新交出的战绩，赢的一方是日本队。
这是一场我头一天还知道，但当天已经忘记的比赛。
比赛的时候，我正在健身房跑步，还是有位做体育行业的朋友，给我发来了截图，我瞅了一眼，四比零，面无表情。不到十分钟，这位朋友又发了一张截图，六比零，我哑然一笑。但我还没笑完，第三张截图已经显示七比零。
我知道，朋友圈肯定刷屏了。
很庆幸，我的朋友圈里没有那么多直接指责、嘲笑、怒骂男足的。人们已经在更深入地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说明什么？又在验证什么？仅仅是场上那十来个人差劲吗？
有人提醒，在嘲笑国足前，不如先审视下自己所在的行业。至少，国足还会走出国门；至少，这些比赛是真实的；至少，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至少，我们还能对着国足发牢骚。
每个人都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业或自己的事业，以及自己的梦想，如果还有的话。
比如说，我就会感到羞愧，不是对男足，而是对自己。每逢工作日，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如此重复、加深三十年，一眼望到自己人生的边。
当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当一个行业只是为了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满足肤浅、廉价的精神按摩，当一系列的行业只不过是为了彼此满足挣钱的需求，以此来维持各自经济上的体面，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意义。
我有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做实业的，哪怕是种地的农民，他们毕竟在生产有价值的物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吃饭，不违心，也不用想太多。虽然获得的不多，但他们失去的也不多。
也深刻地理解了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傻劲。傻人有傻福。
即使是在生活中，我们也日渐明晰一些潜规则，并生成生理性的反应。比如回答某个问题之时，脑神经下意识地指令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这个是可以说的吗”，进而再思考“我该如何说，才能保证问的人、答的人、听的人都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就像我写这篇文章，哪怕有机会可以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也要首先做一些自我阉割，砍掉层层的顾虑和风险：这个是可以写的吗？我该如何写？才能保证审的人、看的人、转的人都不至于陷入尴尬？
巴黎奥运会上，那么多记者的提问都遭遇尴尬的场面，不知道到底是那些记者受到了过多训练的缘故，还是运动员的体育训练太多了，以至于接受采访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
我当时还想，如果是我，就会比运动员说得更好。只是这“好”，又未尝不是一种坏。我们不该从这种回答问题的能力中生出优越感来，那该是一种羞愧。
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