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日籍男童遇刺后 中共左打仇日右打亲日言论?

在深圳的日籍男童上周遇刺身亡后，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仇日教育的关注，且已延烧为外交事件。而近一周来，中国言论审查机制虽忙着清理“煽动中日对立”的社媒帐号，却又封禁批判爱国主义暴行的言论，舆情管控自相矛盾，再添外界反感。

对此，学者认为，中国出手打脸仇日派是做表面工夫给国际看；至于封禁对仇外教育的检讨则是担心危及其政权，因为民族主义一向是中共操弄民心、巩固其执政正当性的工具。

深圳日童遇刺致死10日后，已升级为外交事件。

日中两国外长上川阳子和王毅星期一(9月23日)在纽约举行会谈时，上川阳子“强烈要求”中国查明行凶动机等事实，并确保旅中日人的安全，王毅则喊话东京“冷静理性”，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凸显两国对此杀人事件迥异的处理态度。

但面对三个月内接连发生两起在华日童伤亡事件，中国并不是毫无作为，至少言论管控已早早出手。

短影音平台快手9月21日公告称，已即刻封禁90多个仇日违规帐号，一如6月底的苏州日籍母子遭袭事件后，腾讯、百度、网易和抖音也曾清查并排除仇日账号。

中国既打脸仇日派、也封禁亲日派?

只不过，官方在打脸仇日派的同时，也不容亲日派将枪口对内。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副教授陈碧9月21日于微信发表题为“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的文章，联名为日童请命，他们痛斥中国社会“毫无理性的仇恨教育”，并呼吁不该纵容“打着爱国主义的暴行”，还说“再不发声，我们都是共谋”，但随即遭到审查和删文。

赵宏已非第一次发声，他对中国年轻人穿和服遭警方控以寻衅滋事罪，甚至网红铁头、亚人在日本靖国神社前泼漆的拙劣爱国主义行径，都曾勇于发文批判过。

除了左打仇日、右打亲日，据华文媒体《端传媒》9月23日引述一名官媒记者的话透露，官方对日童袭击报道下达禁令，“口径是有史以来最严”，不少自媒体博主发文表达悲伤的、痛斥极端民族主义的或质疑官方隐蔽信息者，多遭删除。

中国言论审查进退两难

对此，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的助理教授陈宥桦说，中国出面管控仇日言论是因为习近平面对国内经济的困局急须与西方、日本修补关系。

但他说，删除仇日社媒帐号的手法治标不治本，因仇日言论根深蒂固，不可能全面封禁，且若封禁过头，易被人民解读为对日本低头，只好做做样子。但习近平也无法接受亲日派批判爱国主义或否定中共的仇外教育与宣传，因此出现，舆论管控的自我矛盾和进退两难。

陈宥桦告诉美国之音：“中日关系不论是在政府层级、或是民间层级，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中国政府当然知道，根除仇外刺杀事件的解决之道是改变中国的资讯环境，但这会危及共产党的关键统治基础，那就是民族主义。”

旅居美国的独立专栏作家蔡慎坤也说，中共为了巩固政权，长期煽动老百姓反对境外敌对势力，以转移民心的不满或政治丑闻，因此,中共一方面低调处置日童被杀事件，未公开谴责；但另一方面也忌惮引发在华日商的撤资潮，被迫敲打境内的仇日言论，做点表面功夫给国际看。

蔡慎坤告诉美国之音：“它(中共)想尽快的息事宁人，(又)不希望反思仇恨教育，(因为)仇恨教育的根源来自中共，(以)控制老百姓或转移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现在两方面它都不让说话，所有的舆论要牢牢地控制在中共自身的手上。”

专栏作家贾雪晴9月26日在台媒《天下杂志》发文称，中国煽动仇外情绪来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正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的表现。

她写道：“政客或领导者透过隐晦的方式暗中煽动仇外情绪，表面上避免直接责任，但实际上影响着群众的情感和行动。而这些狗哨批次生产、大量供应，充斥在中国式的教育、文化与宣传当中。”

中共放任仇日情绪，封杀亲日言论

中共放任仇日言论的蔓延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快手封禁仇日帐号的两天后，中国网络再现大量不满日本政府的激昂言论，却未见管理平台出手封禁，当然，中国仇日情绪动辄被触发，多到删也删不尽。

例如，9月23日，山东的超话博主“大风吹奏”批评，日本要求中国保证他国公民不受刑事侵害“是典型的侵略者思维、是典型的霸权主义作风、是自我膨胀的殖民者心态，但是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不是一个日本鬼子可以任意蹂躏侵略的国家。”

浙江旅游博主“辣叶催秋”当天也发文称：“究竟是中国在搞反日教育，还是日本在渲染仇中情绪？踏我疆域、毁我家园、戮入我先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早就隽刻在了我们的血脉。”

不过，综合媒体报道，四川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9月22日曾于微信群发文称:“杀个小孩多大事？”他还主张:“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由于他的仇恨言论过于惊悚，微博网民纷传“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至于中国网络亲日或同情日本的论述并非主流声浪，即便如中国学者赵宏的勇于发声或附和其意见者，也很快被消声，分析人士说，因为中共忌惮理性的声音被唤醒。

旅美的专栏作家蔡慎坤直言，中国有一大群清醒且有良知的人，他们有是非观，清楚在华外国人不是敌人，也厌恶中共政权，更有能力走出国门，具有世界观，因此，中共必须及早封杀批判仇恨教育的声浪，以免这群人也加入批判中共的行列。

日本学者陈宥桦也说，中国有一群所谓的“沉默的自由中国人(silent liberal Chinese)”，他们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不认同习近平的经济治理、威权统治与战狼外交等政策，只不过，这群人多半选择沉默，鲜少在社媒发表政治言论。

中共操弄民族主义，将日本“敌人化”

对于中国的仇外教育，陈宥桦批评，习近平在过去10年将西方和日本等国做“敌人化”宣传，且煽动民族主义，将共产党打造成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保卫者，才使得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仇恨教育”变得更激烈，催化刺杀极端行为。

而中国籍专栏作家蔡慎坤则说，中共把日本形塑成历史宿敌，通过“抗日神剧”引导民间响应仇恨教育，中国社会有一半民众“骨子里恨日本”，却忽略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大的援助国，无条件支持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短缺的中国，且不在乎中国的专制体制，愿意与共产党打交道。

中共好的、坏的一律噤声

在上海日企工作多年、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萧小姐坦承，身边就有亲友的历史仇日情绪是“一煽就着”，而中国自媒体也有许多倾向或引导抗日的内容，仇日极端意见已“成魔”，政府虽出手遏制过，以防极端分子“英雄化”产生模仿效应，但效果并不彰。

她说，中共要人民噤声，“好的、不好的都不让说”是惯用招，因为中共一贯的思维是，人民噤声才能免于事件发酵，衍生更多反馈。

萧小姐告诉美国之音：政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一刀想遏制，你就不要讨论这事情，国家审核下来的(统一)立场是这样子的。”

萧小姐今年移居东京工作，她呼吁，中国人不应沉溺在中日的历史仇恨中，而不往前看，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不振，外资若再撤，对中国没有好处，尤其日企投资中国后，可提供就业，大幅度解决国内的失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