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台中央当观众：英特尔错过了什么？

交出灾难性的二季报后，英特尔隔日开盘大跌26%，市值缩水至1000亿美元以下，勉强到AMD的1/3，不到英伟达的3%。

CEO帕特·基辛格当即开启开源节流三板斧：先是把15000名员工输送到社会；接着出售资产包回笼资金，被摆上货架的有可编程芯片部门Altera，自动驾驶芯片公司Mobileye；随后，英特尔筹划分拆芯片制造部门，一劳永逸处理掉这个包袱。

高通收购英特尔的传闻在五年前会被当作洋葱新闻，但当舆论开始严肃分析收购的可行性，问题严重性可见一斑。

2020年，基辛格以技术派的背景回归英特尔，市场期待他能以CEO的身份拨乱反正，带领英特尔重回增长轨道。但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到了中期验收环节，曾经的半导体霸主只能在Magnificent 7高奏的凯歌中顾影自怜。

大厦倾倒从来不在一夕之间，蓝色巨人的黄昏来得也并非措手不及。

失效的钟摆

芯片制造工艺制程的落后，是英特尔在过去几年迅速下滑的核心因素。

英特尔是半导体产业为数不多还在坚持IDM模式的公司。所谓IDM，可以简单理解为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测都由自己一手包办。优势是生产能力强，能够全方位执行自身战略，劣势是业务战线长，投资成本大。

基于IDM的架构，英特尔制定了名为tick-tock生产模式：即以两年为一个单位，“tick年”侧重芯片制造，更新芯片制程，“tock年”侧重芯片设计，更新架构。

举例来说，2011年的Sandy Bridge和2012年的Ivy Bridge采用一个架构，但制程从32nm升级到了22nm（tick），2013的年的Haswell沿用了22nm制程，但对架构进行了更新（tock）。

英特尔靠这套战略打遍天下无敌手，获得了接近垄断的市场地位。但2014年，“tick-tock”的钟摆开始失效。

虽然14nm工艺在2014年顺利量产，但距离上一代的22nm已经相隔了两年半；待到10nm工艺量产，则花费了足足4年。

英特尔挤牙膏的这几年，恰好赶上三星和台积电大干快上，一口气把制程推进到了5nm。依靠台积电的生产能力，AMD开始绝地反击，公司市值在2022年历史性的超过了英特尔。

2021年基辛格走马上任，当天英特尔的股价大涨了7%。但前者接到的其实是个烂摊子：核心业务被AMD蚕食，芯片制造被台积电远远甩在后面，面对即将爆发的人工智能市场，英特尔也完全没有准备。

基辛格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IDM2.0计划——打破“自家芯片自家造”的传统，设计部门可以找台积电这样的代工厂生产芯片，制造部门可以接其他芯片公司的代工订单。

但英特尔的特殊性在于，英特尔的制造业务只为自家芯片服务，芯片制程一直在升级，老旧的制程便被闲置、淘汰。

举例来说，三星会在自家芯片推进到7nm时，让淘汰下来的14nm产线承接外部订单。而英特尔此前没有代工业务，导致芯片制造部门没有成熟制程产能。到2021年，英特尔28nm及以上的产能，都被淘汰得差不多了。

基于此，英特尔提出收购排名第九的以色列芯片代工厂Tower Semiconductor，后者不仅有完善的成熟制程产线，而且在汽车芯片、工业芯片等领域树大根深，与英特尔完美互补。

但人算不如天算，地缘政治因素让各国政府收紧对跨国并购的监管，收购案最终流产。虽然手里握着的订单不算少，但迟迟无法成为公司营收。

2023年，英特尔代工部门贡献了70亿美元亏损，今年再接再厉，上半年已经亏了53亿美元，激进的“四年五节点”计划还位于PPT大饼层面，重金投资的晶圆厂也停留在“三通一平”阶段。

一家公司很难在低谷期犯错，却容易在鼎盛时期出昏招。英特尔的种种积弊，埋藏在它们如日中天的年代。

舞台中央的观众

2010年代是英特尔辉煌的十年，也是失去的十年。英特尔在各个产品线上难觅对手，代价是他们错过了几乎所有能错过的东西。

拒绝为苹果供应手机芯片是英特尔的史诗级污点，但细数2010年后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革命，从智能手机、自动驾驶到人工智能，英特尔一直是舞台中央那个尴尬的观众。

在人工智能赛道，英特尔起码有四次上场的机会，无一例外无疾而终。

2009年，英特尔上马了一个名为Larrabee的项目，旨在基于x86架构，推出一款真正通用的GPU[3]。

当时，英伟达的GPU因为超强的并行计算能力，已经引发学术界关注。负责Larrabee项目的恰好是现任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但基辛格在项目开启同年就跳槽到了EMC，Larrabee只能半途而废。

只活在PPT上的Larrabee项目

Xeon Phi是Larrabee的继任者，定位仍然是一款通用GPU。但英特尔的思路从设计全新的GPU变成了“赋予CPU媲美GPU的计算能力”[3]。由于高昂的成本，Xeon Phi在极其有限的产品周期里，几乎没什么客户，加上10nm难产，最终在2017年被砍。

砍掉Xeon Phi前，英特尔接连完成两次重大并购。一次是买下“FPGA老二”Altera，一次是收购AI芯片公司Nervana，前者代表了AI推理芯片的潜在大热赛道，后者则是与谷歌TPU类似的技术路线——TPU是驱动AlphaGo的幕后功臣。

遗憾的是，在被剥离或终止前，Altera只贡献了每个季度平均5亿美元的营收，Nervana只交付了一款产品Nervana-NPP[4]。

在移动芯片和自动驾驶两大新兴技术中，英特尔重复着类似的故事：

主打移动终端市场的Atom系列诞生在iPhone上市的第二年，在本该乘胜追击、快速迭代的时期，Atom等来的却是长达五年的按兵不动。因为担心主打性价比的Atom挤压其他产品产能，英特尔内部的资源投喂优先级被一再排后。

Mobileye当年贵为自动驾驶芯片之王，但被英特尔收购后反而裹足不前，芯片性能掉出第一梯队，只能靠L1/L2低级别自动驾驶，勉强维持体面。

和IBM、思科的故事不同，英特尔对新兴领域的嗅觉非常敏锐，对新技术的投资也没有丝毫懈怠。巅峰时期，仅英特尔一家的研发开支就占据了半导体产业的30%。

打开英特尔的“技术工具箱”，里面还摆放着从英飞凌收购、后来被卖给苹果的基带业务，一直亏损的高速存储产品傲腾Optane（2022年关停），甚至还有无人机业务（2022年被卖给马斯克）。

但整个2010年代，这种“努力但只努力一点点”的研发和投资风格贯穿始终，最终导致英特尔错过了PC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兴技术。

与这些擦肩而过对应的是公司CEO频繁的更替——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让CEO多干几年

从2000年至今，英特尔一共换了五任CEO，这个频率放在足球队算正常，但在高科技公司却是大忌。

在错失技术浪潮这件事上，英特尔的每一任CEO都可以拉出来批判一番，首先是保罗·欧德宁：

欧德宁治下，英特尔成功将苹果拉入x86阵营，却因为拒绝为苹果设计芯片，错过了进入移动终端市场最好的上车机会。

2006年，欧德宁向乔布斯“交付”硅晶圆

回过味的欧德宁亡羊补牢，先是推出Atom系列处理器，借上网本杀进移动市场。虽然表现平淡，但这颗芯片的生命力不可谓不旺盛，一些特斯拉老款车型的车机芯片就搭载了Atom处理器。

随后，欧德宁开始大力投资EUV光刻机，向ASML的EUV项目投资41亿美元，比台积电（14亿美元）和三星（9.74亿美元）加起来还多[6]。

但这两项投资都伴随欧德宁在2013年的引咎辞职束之高阁。继任者科再奇不相信EUV光刻机的规模效应，坚持在10nm工艺节点采用技术更成熟、也更便宜的DUV光刻机，导致10nm良率迟迟上不去，被三星、台积电弯道超车。

早在2017年，英特尔就将第一台EUV光刻机收入囊中，但一直落灰到2021年才重见天日。其间，英特尔在14nm节点凑合了整整7代产品，牙膏厂的名号愈发响亮。

频繁的人事变动造成了各项业务战略的摇摆不定，继而影响了英特尔对新兴技术的长期投资。

科再奇在任期内主导收购了Nervana，是英特尔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四次尝试。然而2019年，科再奇因为没在办公室管住下半身引咎辞职，Nervana不出意外的寿终正寝。

财务背景的罗伯特·斯旺接任后，转而收购了AI芯片公司Habana Labs，将本该投向Nervana的资源悉数转移。

高科技公司的掌舵者需要敏锐的嗅觉，长远的眼光，强有力的落地手腕，但承载着一切的是足够长的在位时间，这样才能让长周期的技术投资保持稳定运转，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

英特尔最大的竞争对手AMD也曾经历动荡，2014年，苏姿丰同样接过了一堆烂摊子，在CEO任上一干就是十年。直到2020年后，她的一系列战略规划，才逐渐转化为实际的市场份额和公司业绩。

横向对比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英特尔的领导层换届也过于频繁。相比之下，刚过完60大寿的黄仁勋没有一点要退休的意思，表示要向张忠谋看齐，再干30年。扎克伯格今年刚满40，正值壮年。

英特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x86市场孤独求败后，下一个战略方向始终模糊不清。

对高科技公司来说，接班人的定位是“下一个战略的执行者”。因此，大部分公司会选择操盘未来战略业务的那个人，而不是负责过去传统业务的那个。

谷歌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在接班前，管理的是Chrome和Andriod业务，几乎没碰过搜索业务。贝索斯钦定的接班人是开创AWS云计算业务、几乎没管过电商的Andy Jassy。无独有偶，萨提亚·纳德拉上任前，从未染指过Windows和Office，而是靠云计算建功立业。

英特尔敏锐的捕捉到了几乎所有革命性的新兴技术，遗憾的是，相比《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的孤注一掷，他们在每一条赛道上，都只破釜沉舟了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