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妮与Papi（佩妮供图）
2022年9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首开畅颐园小区内，发生了针对宠物的投毒事件，9只宠物犬、2只流浪猫中毒死亡，另有两只宠物犬中毒后被抢救过来。警方调查发现，动物集体中毒死亡是65岁的张某故意使用鼠药氟乙酸投毒所致，张某为畅颐园小区业主。事发半个月后，投毒者张某被逮捕。
检方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张某提起公诉。2023年10月26日，案件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刑事法庭开庭。该案至今未判决。
这是北京第一起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佩妮的小狗Papi，就是这起投毒案中，中毒死亡的宠物犬之一。
等待结果的第769天
在宠物犬Papi被人毒死后，佩妮一直在等待一个结果。从2023年1月在法院立案开始，这场官司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
2024年9月17日，是第四次延长审限的截止日期。这天，法院的宣判结果迟迟没有到来。整个下午，佩妮的心情难以平复，她不断给法院打去电话，但电话中只重复着无人接听的提示音。
“又浪费了一天时间”，眼见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她开始觉得阵阵茫然，随之也有一些沮丧的情绪涌出，“好像生命就卡在这件事情里，无限的循环。”
后来，她终于得知，法院第五次依法延伸。这意味着佩妮的这场官司还将延续下去。
Papi离开后，法律文件、书籍占据了佩妮的生活（佩妮供图）
Papi是一条西部高地白梗，有着尖尖的耳朵，卷曲的毛发，刚被佩妮带回家时，它才两个月大。之后，这只小小的宠物犬陪伴了佩妮13年，她们生活在北京，Papi见证了她的得意与失意，也见证了她事业上的起伏。
佩妮习惯了每天回到家，望着Papi摇着尾巴奔来，激动地在自己脚下打转，也习惯于牵着它到楼下，看着它在小区里面开心地撒欢。正如电影《卡拉是条狗》里，老二谈及宠物狗“卡拉”时所说的，“从单位到家里，我每天得变着法让人高兴，只有卡拉变着法让我高兴。”佩妮对于Papi也有着类似的情感，“普通人的生活又苦又累，每天累得半死到家，看到自己能给小狗一个很好的生活，就觉得十分治愈。Papi这个毛孩子就是我生活里的良药。”
Papi（佩妮供图）
平静的日子在2022年9月14日被骤然终止。
早上十点钟，她才到公司不久，收到了小区其他养宠人的消息。有人告诉她，小区里有人投毒，已经接连有几条宠物狗死亡。她心中隐隐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Papi不会出事吧？
只过了两个小时，这个预感就演变成了现实。
“Papi不行了。”她收到家人的消息。来不及太多思考，佩妮立刻出了门，朝着宠物医院的方向赶去。那一天北京交通难得的畅通，车子一路飞驰，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花了40分钟赶到医院，她看到Papi全身上下抽搐不止，大小便已经失禁了。
医院对此无能为力，医生建议她去顺义碰碰运气，那里有家医院有进口机器，可以给宠物做全身换血。只是到了顺义，她不得不继续等待，因为眼前还有另一只中毒的狗正在接受抢救。
她认识那条狗，也认识那条狗的主人，他们与自己来自同一个小区。下午四点钟，那条狗最终抢救无效，死在了手术台上，最后被一条毯子包裹起来，佩妮默默地目睹着它的死亡。
Papi在手术台上（佩妮供图）
换血从下午四点多持续到晚上七点十分，没有换来奇迹。Papi死了，佩妮抱着它，感觉它的身体软绵绵的，指尖还能感触到一丝温热的体温。天色暗淡，她木呆呆地站在宠物医院门口，像一支燃尽的火柴。
投毒案带来的创伤
Papi死后，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那是Papi大小便失禁产生的味道，怎样通风都没法散尽。
佩妮从邻居口中得知，小区中一共有十一条受害犬，其中九只死亡，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两只流浪猫的尸体。事情发生后，投喂流浪猫的阿姨发现，小区里流浪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佩妮在微信群里提醒邻居（佩妮供图）
恐慌在人们的议论声中开始蔓延，从那天开始，没人敢在小区里遛猫遛狗。宠物主人们紧紧抱着自己的狗，一直抱到小区外再放下。很快，就算不养宠物的人，也被这样的紧张情绪传染，孩子们不再出门，成年人神色紧张地聚集在楼下，整日整日谈论着这件事情。
为了搞清真相，她给Papi做了一次尸检，可因为Papi换过血，尸检没能检查出致死的毒素是什么。她也在第一时间报了警，为了尽快知道结果，她请了假，每天守在楼下，偷偷旁观便衣警察的工作，一有机会她就追着警察聊天，追问宠物中毒的原因。一连几天，这些闲谈终于有了结果——有人悄悄告诉她，受害犬验尸的结果出来了，其中发现了氟乙酸的成分。
氟乙酸是一种剧毒物质，也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化学物质，不允许在市面上流通和出售。这种化学物质一般用于制造农药，或者毒鼠药，零点几毫克足以让一名成年人死亡。对于猫狗来说，闻一下就有致命危险。
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义愤填膺。不过就算得知了死因，佩妮还是什么也做不了，那段时间里，她的情绪开始崩溃，有时走在楼下，会忽然无法控制地尖叫，整个人像疯了一样，而后又突然地精疲力竭，连下楼的力气也没有，要借助氧气瓶才能呼吸。
这样的折磨持续到十月份，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内，警方让十一名受害人签署立案告知书时，告诉她们，投毒者被抓住了。告知书上列出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投毒者的这个罪名，让佩妮有些困惑，她开始钻研起了法律相关资料。她买来了刑法书籍，也开始在文书网查看类似的案例。
翻遍了民法典和刑法，佩妮发现刑法125条中，有一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在2003年的司法解释中提到，“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原粉、原液、制剂500克以上，或者饵料20千克以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过程中致3人以上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损失20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氟乙酸本就是严格管控的剧毒物质。在佩妮看来，这一次投毒事件中，如果剂量或财产损失金额到达了法条上相应的任一一条内容，对方买卖和存储氟乙酸，已经触犯到了这一条法律。尤其是对方投毒的位置，就在小区内儿童乐园附近，“三四岁的小孩子，正是见到什么都喜欢拿来玩的年纪，如果沾在手上，吃东西时候中毒，那该怎么办？”
法律空白
Papi离开两天后，佩妮建了一个微信群，把其他受害人都拉进群里。她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一对一沟通，终于让受害人达成了一致，对投毒者和物业提起诉讼。遗憾的是，针对物业的那场诉讼，目前只有她还在坚持。
得知检察院对投毒者提起刑事诉讼后，佩妮和其他受害人决定选择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讨个公道。尽管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或许可以拿到更多的赔偿，但在大家眼中，“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想要为Papi打官司，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文书网上，关于北上广深地区宠物被毒杀的卷宗无法检索到，北京从来没有宠物类纠纷案进入刑事诉讼环节。
黄雪杉是上海兰迪（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她在2019年主导成立了兰迪宠物法团队，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为伴侣动物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团队。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兰迪宠物法团队也一直在研究境外宠物福利立法，以呼吁、推动中国类似法律出台。
兰迪宠物法团队成立4年多，黄雪杉与团队其他律师为宠物纠纷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主要集中在提供意见、写诉状等基础服务。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民法典》第115条规定，动物属于动产。也就是说，宠物在法律上属于物，而并非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主体。“在国内现行的法律中，宠物主要被视为财产。”对于绝大多数宠物纠纷当事人来说，如果委托律师立案，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都远远高于维权所得。
“跟过去不一样，现在很多人已经把狗、猫等宠物当做了家人，但法律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尽管我国《刑法》中有相关条文可以间接规制这类行为，如‘故意毁坏财物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罪’，但缺乏专门针对虐待或毒害动物的条款，尤其在宠物作为个人财产的定义下，虐待行为往往被视为轻微违法或仅遭受经济惩罚。这一现状直接导致许多案件无法得到有效处理，执法机关在侦查和定性上面临困难。法律的空白让许多犯罪行为难以定性为刑事案件。”黄雪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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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发达国家，动物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要完善许多。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动物福利概念的国家，该国的《动物福利法》规定，虐待或故意伤害动物可构成刑事犯罪。《德国民法典》中，动物不再被简单地归类为“物”，法律承认其感知痛苦和需求的能力。因此，法律要求对待动物要考虑其自然的行为需求和福利。法国2021年通过的《反虐待动物法案》中规定，虐待动物者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款，故意杀害宠物将构成犯罪，不再被视为轻微违法行为。
2023年，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的李娜律师曾与同事一起，向人大递交了《关于增加“虐待动物”相关罪名的立法建议函》，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相关机关的回应。
国内也并非没有值得参考的案例。例如，2022年，在黑龙江省，两人因为毒杀了11条宠物狗，被分别判处了三年七个月有期徒刑和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在这个案子里，被告向受害人支付了一定的经济赔偿，并取得了谅解。
不过，佩妮和其他十个受害人，一致拒绝与投毒者达成和解。
宠物价值如何定义？
打这场官司的第一个难题，是价值鉴定。宠物犬价值几何，这关系到量刑。
佩妮查遍了相关的法条和规定，最后在农业部2021年的相关文件中发现，犬类是所有宠物中，唯一被定义为伴侣的动物。从这个角度上看，宠物狗不仅仅是具有经济属性的物品，同时对于养宠人来说，在精神层面，也是一种寄托。
不过在法律层面上，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考量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法院在审理时通常将宠物视为物品而非生命体，情感上损失很难得到认可。”黄雪杉表示，“因此，宠物主人往往只能得到相对有限的经济赔偿，而非真正反映其实际损失的精神和情感赔偿，这显然低估了宠物对主人情感上的重要性。”
佩妮与Papi（佩妮供图）
因此，赔偿只取决于经济价值；而所谓的价值高低，“仍然大多参照农牧业商品的标准，主要以宠物的市场价值，如品种、血统来进行评估。”
换句话说，假如一只串串狗被虐杀，不管养宠人和宠物的情感羁绊多深，鉴定出的价值也不会太高。如果普通人虐杀的是一只流浪狗，也很难遭受到刑事处罚。
关于受害犬的作价结果，司法鉴定机构未能鉴定成功，理由为缺少评估参数。为此佩妮不止一次给司法局打过电话，希望可以进行司法鉴定，电话那头的回复一成不变——“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人给狗做鉴定的”。一个大姐在电话里面拿着类目文件跟她读：“我们这里面有指纹的司法鉴定，有古玩字画的司法鉴定……没有狗的司法鉴定啊。”佩妮争取了两年多，司法鉴定未能实现。
在国内其他的投毒宠物犬案件中，宠物价值鉴定上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2017年9月21日，大连的马某在小区内投放有毒的牛肉粒、火腿肠片，导致9条宠物犬被毒死。2020年5月12日二审判决，马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合计三万一千一百元。
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各原告人未能提供被毒死的宠物狗的血统证书。公安机关寻找了三名有饲养、贩卖宠物狗经验的证人，通过三人对案涉被毒死宠物犬的市场价格判定，来证明这些宠物狗的市场价值。
难题同样也发生在了诉讼过程中。
2023年1月，佩妮和其他受害人一起到法院立案。2月份，检察院准备提起公诉，罪名是“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佩妮等受害人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请求法院对民事赔偿外的精神损失给与赔偿。
“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刑法的第114条。按照第114条的规定，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立案后，佩妮迟迟没有等来开庭的消息。过完了春节，她跑到法院询问时间，起初得到的答复是3月，可是到了3月又变成4月，到了4月又改成5月。直到6月，她终于等到了书记员的电话，要开始庭前询问了。
庭前询问那一天，所有受害人齐齐到场，大家等待了9个月，都在渴望一个结果。庭前询问后，佩妮又苦等一个多月，10月24日下午两点，法院突然打来电话：案件将在10月26日上午开庭。从通知到开庭，留给准备材料的时间，还不足48小时。
完蛋了。这是她的第一反应，因为证人证言还没有完成，而这些证人的笔录，是证明投毒案造成恐慌的关键证据。她马不停蹄，一方面去联系小区里的其他居民，一方面去联系公诉人。小区邻居当中，有4名家长为此去派出所做了笔录，证明投毒者给小区居民带来的恐慌。其中两位家长，为这事儿特意从外地赶回北京。
“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案子”
开庭终于如期而至，这是北京第一起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庭审前，佩妮听到现场的书记员说道，自己在法院这么长的时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案子。
开庭那天，被害人悉数到场，被告的家属均未出现。佩妮作为原告代表，与公诉人一起坐在了其他被害人的最前面。犯罪嫌疑人张某亲口承认，中毒的11只宠物犬和2只流浪猫，是自己故意使用鼠药氟乙酸投毒所致，他把氟乙酸浸泡过的鸡脖，弄碎后散在小区好几个位置。
在自由辩论环节，她努力克制着情绪，不断向被告抛出问题，身后的被害人早已哭做一团，佩妮害怕自己也会失控，她在心里一遍遍提醒自己，要理性，要冷静……
这场庭审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庭审结束，法官宣布择日宣判，择期宣判的截止日在12月17日。12月17日，佩妮收到消息——案子要延长审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最长可以延长三个月进行宣判，但是具体可以延审几次，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一个律师告诉她，延审三十几次的案件也不是没有过，不过那都是特别重大的案件。
佩妮的案子从2023年10月一审开庭到现在，法院已经延审了五次。这一年时间里，她寸步不敢离开北京，因为延审期间，随时可能宣判，她就生怕哪一天冷不丁的，法院突然发来通知，告诉她来拿判决书。
等待期间，她数次去追问进度，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会一直延审。站在法院门口，有时别人会与她攀谈，聊自己的案情，问她是因为什么事情来到法院。每一次，佩妮都闪烁其词，只简单地回答：“是一个刑事案件。”因为Papi的事情，她遭受过太多异样的眼神，听到过太多难听的话。既然别人无法理解“竟然为了一条狗打官司”，她干脆学会了不再浪费口舌，避免自己继续被视作“奇葩”，也就避免了又一次的遭受伤害。
2024年9月份，宣判又一次延审后，她沮丧地问法官年底之前还有没有戏，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知道”。
当然，她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别的途径，比如自媒体。在Papi出事之前，佩妮便在多个社交媒体上，记录起了自己和Papi的日常。随着Papi的死去，原本记录温馨生活的账号也变得充满了悲伤的基调。她记录了Papi离开时，自己的无助，也记录了两年里面，一步一步走来，所面临的困境。
“通过社交媒体或新闻平台引起社会关注，有时能加速案件的处理进度，并迫使行为人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黄雪杉也聊起过舆论的影响力。
Papi死亡后，因为自媒体上的分享，佩妮遭受了数不清的网暴，有人留言指责她抢救时候竟然还拍视频；也有人骂她活该，遛狗不给狗带嘴套，狗该死，人也该死。更有甚者，通过人肉搜索，加上了她的微信，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她，仿佛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像是在自揭伤口。我一直是把血淋淋的伤口暴露给大家，永远结不了痂。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让大家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情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它做完。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你关注的力量，也带给你恶意和伤害，我并不享受这种所谓当‘网红’的感觉。更何况我现在也没有多少粉丝。”
讨一个说法
随着曝光量的增多，陆陆续续，佩妮也被许多人视为“领路者”。其中有爱狗人士，也有与她遭遇类似的宠物主人，向她讨教“自己的宠物犬被毒死了该怎么办？”诸如此类的问题。起初她耐心解答，后来她渐渐发现，自己提供帮助后，对方常常没有了下文，“突然之间就没了声音，不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
她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能够坚持两年时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她一样，能够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繁复的法律条例里去寻找依据。后来，她干脆不怎么回复那些留言了，决定只为自己发声，“我就是个普通人，如果这件事情那么容易，我为什么是北京地区的第一例？”
在电影《秋菊打官司》里面，秋菊一次又一次的告状，只为了需求一个“说法”。佩妮一直所等待的，也是一个说法。
两年的时间，很多事情似乎都在淡化。除了佩妮之外，其他被害人不大愿意再去谈及此事，有的人重新养了新的狗，不光品种与从前一样，名字也与从前一样。对佩妮来说，这种自我慰藉的方式，她理解，但没有办法认同。在她眼中，Papi就像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没有其他小狗可以替代。
在Papi离开后，佩妮辞掉了工作，没有再上过一天班。她没有任何收入，精神上的创伤也迟迟未能平复。因为这件事，她患上重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两年多来，困于案子之中，抑郁症状不见好转，还有躯体化的表现，她心跳时常加快，不少时候需要吸氧缓解。原本乐观活泼的一个人，现在经常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
很多人劝她放弃，父母也并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行为。一个律师曾经劝她，“你能不能得到公平正义，根本不重要。”但佩妮看来，公平正义是最要紧的事情，正是一个又一个案件与现实的摩擦和碰撞，才带来社会的进步。万事开头难，她没想到过会这么难，但就算再难，也总该有人争取。
正因如此，她自学法律，翻遍了刑法和民法典，以及文书网上的相关案例，甚至仔细研究了与动物养殖相关的政府文件。每一个被她咨询过的律师，都对这份执着深感钦佩。
从立案到现在花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佩妮等11位受害人，还在苦等一个结果。
“我告诉自己，只要判决下来，只要他受到应有的刑罚，一切就画上句号，就此结束。”
(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佩妮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