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我如何在中国媒体做记者

去年记者节，我在广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观察当地瑶族人的生活，虽然稿子流产，但我在采访上竭尽全力，享受着纯粹的痛苦和快乐。

今年记者节，我在为大厂写软文，想想觉得讽刺和挫败，从2018年入行实习至今，我写过4篇软文，两篇是待业期间，最近这是第5篇，都是迫于生计。

2022年，我在上一家特稿媒体工作，见证了它在审查压力下的衰落，变化是从上海疫情开始的，然后是我和同事的几篇长报道未能发出，采访对象时不时来问什么时候发稿，我们只能如实相告，暗自愧疚。后来，社会类选题再无空间。

疫情三年，所有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很多特稿团队解散，调查类媒体步步后撤，从某个时刻开始，常规报道变成了敏感新闻，404报道被视为行业勋章，做敏感新闻变成了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它们被视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发出，就会引起行业注目。

另一面，同行在两家大媒体遭受的不公和pua经常传入耳朵，渐渐地，我对这种“勇敢”叙事从羡慕到产生怀疑，这样畸形的行业环境，如何能长久。

2023年初，离开上家媒体后，政治性抑郁困扰了我很久，我把不能发的稿子捡起来继续做，因为不想只做电话新闻，我自费出差，坐绿皮火车去了武汉、杭州和上海，见到了律师和受害者，绿皮火车上很难入睡，但我觉得很踏实。

去年，媒体仍能介入一些公共事件，至少能得知消息并出现在现场，比如4月份北京长峰医院大火，7月份京津冀暴雨，每次发生大事件，我都因不能参与而坐立不安，即使手里有在写的稿子也无法下笔。

涿州暴雨时，我又自费去了一趟现场，回来后决定不想再缺席公共大事件，不想只坐在家里自怨自艾，恰好在去年9月，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幸运，因为很多有能力有热情的记者遇不到一个好时机。

这一年来，我写了九篇报道，一类是突发热点和案件，一类是静态长报道，这是我入行以来受到的两种职业训练，调查报道和特稿，在业务讨论时，我时常听到关于两种类型报道的对立，但我的经验是两种思路相辅相成。我常常站在中间地带，用做调查的方式做特稿，寻找逻辑和证据链，也用做特稿的方式调查案子，在里面看到人性和背后的议题。

长报道要依靠大量采访，1月份哈尔滨的题，我每天在外面跑，跟实习同事一起在两周内采访了50多个人，后来大理的诈骗案，我采访了30多个人，跑了大理、永平县的村子、广州台山、浙江宁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奢侈的出差，虽然两篇报道最终流量不高，但我今天重读后，仍觉得当时做得不错，不考虑投入精力和回报的采访，让报道内容非常扎实，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3月，我跟实习同事一起做了规培生自杀的报道，期间经历了我妈妈的肺结节手术，在医院陪护之余，我跟被家暴的凉山女性线上取得联系。手术结束后，是燕郊爆炸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现场，路上收到了禁令。后来家暴事件因为警方通报影响而流产，好在后来有媒体发出了报道。

4月份，我开始操作大理诈骗案的选题，中间临时去湖南长沙，做了农村女性被性侵的报道，那是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事件，但报道背后，我体会更深的是弱势的受害家庭的困扰，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与官方抗衡，代价是要把自己的隐私和痛苦展示给大众，也因此遭受当地警方的压力和诸多舆论压力，每次受害者的女儿找来要求删稿，我都不能答应，只能说一句，我理解你们有多难。

5月，大理诈骗案的受害者们很迫切，这几年我很少再感受到采访对象那么需要记者，需要被倾听，这是我在此案中投入很多精力的原因，30多名采访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受害者，我还去大理跟调查经济犯罪的警察聊了聊，那次偶然的对话，是我第一次把警察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符号去看待。

我自认为这一年对所有选题都尽力，没有懈怠任何一个现场和任何一场采访。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空间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与那头巨象赛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间不断穿梭闪避。我们也都明白，终有一天象蹄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无人能够幸免。

但自认为的努力能抵达的东西还是太少。我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选题，像是苏州校车事件和冷藏货车女工死亡事件，后来，胡友平成为了最安全的公约数，但我一直对罪犯视角的报道念念不忘。我也很想参与灾难报道——京津冀暴雨一周年重建，积石山地震重建，汛期暴雨，结果一个现场都没能去成。

下半年，媒体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来越少，灾难报道无法做，女性议题也很难碰，深圳杀日本人学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无差别杀人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学生被伤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

一边是公共性议题被无限度地压制讨论，一边是舆论场对个体无限度的审判。比如胖猫、姜萍和沙白的事件。始终认为媒体介入个人事件要审慎，为什么要做、以什么样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一再站在外部视角去审视和校正，不然只是被裹挟在这场狂欢里，成为其传播的工具，而忘掉媒

体应该有的判断和准则。

与此同时，机构内部因为流量焦虑，评价标准一变再变，记者到底该负责什么越来越模糊——是专业主义，稿子质量，是对采访对象和大众传播的责任，还是kpi流量，抑或是钱和名，媒体领导通常既要又要。前两天听一位调查记者在播客中说，“新闻就不应该考虑流量”，这听上去是一句非常奢侈和理想主义的话，但也是作为记者真正的心声。

今年我参与和围观很多交流，发现一个家庭、一个编辑部和一个行业，大家都很难在一个讨论轨道上，大多数是自说自话，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困境和价值观里越走越远，无法交汇，如果说以前分裂常常存在于代际和阶层之间，疫情之后，分裂无处不在，政治立场的，性别议题的，医学

观点的……只是相差几岁处境就大不相同。

积极的层面当然觉得多元的观点很好，消极的层面是如果行业自身的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媒体如何再有促进不同群体对话的可能。尤其对于特稿来说，最后呈现的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受到审查和保守化舆论的影响，原来引导行业的那套标准越来越被抛弃掉，如何做记者，真的变成了我越来越困惑的问题，除了坚持自己的选题判断，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两周前，为了抵消这种无力感，我自费跑了一个无人关注的新闻现场——湖南衡阳9岁孩子坠井，当时站在一堆废墟和枯井旁，我想，我在这里，我见证这一切，这太重要了。孩子头七前，家属告诉我，跟政府的赔偿谈判还未协商好，施工单位哭穷，派出所无法强制执行，孩子的遗体仍躺在冷冰冰的殡仪馆里，没有下葬。

在选题推进很艰难时，我是依靠跟合作者的互相扶持，才坚持下来。今年我跟两位非常优秀的实习记者合作过，也非常希望ta们能继续留在这行，但又不敢把这种期待宣之于口，因为这个行业无法提供稳定的职位、足够的薪酬和实现理想的机会。

在经济下行和就业艰难的环境，生存似乎成了首要任务，我如何堂而皇之地谈理想。

疫情之后，我持续跟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做斗争，除了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抉择，我更多时间是在生存和毁灭之间做选择，最近安慰自己的借口是，特朗普都连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面对的?

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作为疫情幸存者，我要活下来，活到几位老男人死去，活到他们这一代人死去，即使这世界不会变，我也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活得比他们久，是我这代人为数不多的筹码。昨天中午吃饭时，我听到J老师在播客里说谈到表妹的困境——想做一些自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在所处的环境里像个异类，J老师鼓励她，“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登山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登就行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听到她用熟悉的温和的声音，说出这番话，我突然哭得停不下来。今天凌晨，我在播客评论区留言，“最近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身处这行还能做点什么，在种种外部压力下，想再写和表达那些有价值的议题非常艰难，但还是要试试，还是要坚持，不能下牌桌。”

没想到，她今天回复了我一长段文字——

“这种困惑会一直伴随着这个行业，即便现在，我依然每天都在想要不要继续做，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我能给一些建议，那就是这个行业与经验高度相关，你做得久，虽然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但你应对困难的能力也会增强，在辗转腾挪之中找到一 点做事的空隙。

但我还想再说一句，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应自由进出，不要赋予它过多的光环。你做这份工作时，不负于工作，离开的时候，工作也不负于你。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论是你自己的处境、身心健康，还是想法的改变，都是重要的。新闻以人为本，新闻人也应以人为本。”

我会继续写，为了我自己、向我伸出手的人和我所相信的东西而写，我不能辜负我的职业训练，不能辜负文字，这是我对当下的自己唯一的要求。

10月23日凌晨12点左右，去衡阳县殡仪馆寻找坠井孩子家属时，一抬头，满天都是星星，我从来没看过那么亮的星星，共享给所有还在路上的朋友们，面对更大的权力，我们始终同行，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