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记者在华风险高,中国新闻"红线"激增,采访频遭打压

中国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发生一名凶嫌驾车蓄意撞人重大恶性案件后市民悼念献花。

英国和日本外媒记者在中国珠海市体育中心外就恶意驾车撞人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时，先后遭遇阻挠甚至暴力对待，并被警察要求删除拍摄影像。这凸显外媒在中国的新闻工作环境日益严峻。国际新闻组织指出，中国官方已将外籍记者视为首要阻挠目标，试图通过严格控制外媒报道来防止任何社会现象演变为政治事件。中国警方还有系统地针对和逮捕当地的独立记者和外媒，并剥夺进行独立调查的可能性。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视频，当BBC驻中国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11月11日在珠海体育中心外报道与拍摄汽车冲撞造成35人死亡的事件时，一名穿便服的不明身份的男子从后方走上前试图用手阻挡镜头，并推开麦笛文要求“不要拍”。在麦笛文要求该男子不要阻止采访后，该男子反呛“我是中国公民，你在中国拍摄，有没有记者证”，继续干扰拍摄工作。

麦笛文11月13日以《当恐怖的事情发生，中国的第一直觉是封锁它》一文描述个人经历。他提到，安保人员接到指令对记者进行监视，不仅拍摄记者的照片，还通过电话实时汇报并同步跟踪其行为。最终，安保人员以强硬态度干扰了现场的新闻报道。

麦笛文在文章中说：“当这样的敏感事件在中国发生时，地方官员会组织一批干部假扮愤怒的当地人，他们的职责是针对外国记者并阻止任何报道。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叫停报道，只会让中国看起来很糟糕。”

无独有偶，日本TBS驻中国记者室谷阳太也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指出，11月12日在体育中心现场拍摄期间，遭自称是当地市民的人包围且报警。警方将其带至警局问话，并逼迫删除所有拍摄的影片。

外媒在中国采访难度高

一名位于北京、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本名的外媒工作者陈苇(化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在中国的新闻工作环境“不太好”，一是受疫情封控影响，二是官方对外媒的管控更严格。

陈苇在新闻现场采访时常被警察查验证件，确认采访证和护照，只有合法授权，且现场并非管控区域，没有潜在“危险”才会放行拍摄，否则即使有合法采访证仍会被禁止拍摄。

陈苇表示，尤其在北京的采访难度越来越高，很多活动不开放外媒参与，像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的外国元首国事访问，外籍记者按过去惯例可以报名采访本国元首访问中国，但现在仅设置“外媒资源库”提供新闻制作的画面和材料。

资料照片：中国政府加大对外国记者的压制。图为2014年1月26日，警察阻止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采访受审的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

更严峻的是，一般中国民众对外媒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多数人认为“外媒“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报道充满偏见且不客观，因此不愿配合媒体采访需求。

中共视外媒为“政权稳定的威胁”

无国界记者组织台北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a)指出，在中国的记者报道“红线”禁忌话题数量激增，记者近年不仅必须遵循敏感话题的官方论述，甚至自然灾害、车祸或其他公共利益议题都受到当局的审查。

白奥兰对美国之音说：“外国记者不受欢迎，面临来自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外媒记者每天都受到警方的骚扰、监视、跟踪和监控，使得剩下的记者越来越难以开展工作，报道也变得几乎不可能。”

因为警方经常阻挠他们，禁止他们进入事件现场，不允许他们参加特定活动并前往敏感省份，且消息来源也受到威胁，不得与记者分享任何资讯。中国政府使用签证“武器化”政策以限制外国记者的入境，特别是敢于报道政权认为敏感话题的记者。

她表示，中共当局将独立新闻视为“政权稳定的威胁”，使用各种手段限制外媒记者的采访，包括骚扰、监视和签证政策的“武器化”，且消息来源也受到威胁，不得与记者分享任何信息。由于北京当局正竭尽全力掩盖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并确保不让任何证据曝光，记者只能报道已被当局控制或操纵的事件。

白奥兰认为，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新闻自由受到了空前打压。她直言，中国正在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媒体控制模式，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权利被视为犯罪。2024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2位，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关押124名独立记者。

但白奥兰强调，驻中国的外媒记者扮演着让世界了解中国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国际社会不允许中国官方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

白奥兰呼吁民主国家应该继续向北京施加压力，停止对外媒及其消息来源的干扰，中国才不会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朝鲜，即新闻业成为国家宣传的代名词。

记者在中国是高风险工作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China Dissident Monitor)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直言，在中国担任记者是有高风险的工作。因为每次现场报道须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且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会将事件定调为社会不稳定事件，采访存在不确定性，难以正常工作。

史凯文指出，发生被中共认为有危害社会稳定或潜在政治风险的事件时，会发动各种维稳机制，包括派出公安人员到现场、控制参与者或受害者亲属、网上审查不符合官方论述的言论。

资料照片：一名警察挡住记者的镜头阻止拍摄审讯公民记者张展的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景。

而其中一个机制是阻止记者调查事件背后或后续情况，让民众更好地了解事件。外媒记者的现场报导往往会遇到包括警察或便衣警察阻挠、骚扰、跟踪和威吓，甚至遭到官方暴力，比如2022年BBC记者报道上海街头抗议时曾遭警察殴打与拘留。

中共的“维稳”机制旨在防止社会事件的政治化，阻止记者调查事件的深层原因，目的是防止公民把社会事件背后的政治因素连结，讨论政府政策或决定跟事件的因果关系。相比开放国家，民众要讨论重大事件的政治因素，记者工作起到重要作用，让事件更加透明。

而中国政府对新闻的管控也影响民众对外媒的态度。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民众不信任外国记者，从中国政府推动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其他国家要阻碍中国的发展与崛起，而民族主义者可能会错误地相信国外记者是其他国家政府的延申。”

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公民对党国信息与论述控制的害怕，许多中国人接受外媒采访后，公安会找上门，中国缺乏法治之下，恐因“讲太多”而任意拘留并起诉。

FCCC报告：逾八成驻中记者曾被干预

针对外媒记者采访遭阻，位于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婉拒美国之音采访请求，但提供针对外媒在中国采访工作遭遇干扰的公开声明及调查报告。

今年2月27日，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NOS)驻中国记者达斯(Sjoerd den Daas)前往四川成都采访投资人对四川信托的示威抗议行动时，他本人和摄影师遭便衣和警察暴力对待，且被强行押上警车并没收手机和照相机。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3月1日对此事件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信守中国法律承诺，保障外国记者有权不受限制地在中国境内采访报道。

外国驻华记者协会4月8日以《摘下了口罩，障碍仍然存在》为题发布了2023年中国媒体环境报告，显示外媒在中国采访频繁受骚扰，逾半数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警察或其他官员阻拦，45%经历过被不知名人士阻拦，37%因受官员压力而取消采访行程。

调查指出81%驻中国记者曾被干预、骚扰、暴力对待，报告显示“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才是例外”，近全数外媒认为中国的采访条件从未达到国际水准。

目前，中国社媒微博搜寻不到外媒采访遭阻挠的相关信息，但在BBC播放新闻片段的YouTube频道上，位于香港的网民“uuanimetemporary”回应“我是大陆人，相信我，这货绝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他居然知道‘采访证’这个东西。无疑是警察或者公关部门的人，甚至连阻隔的话术都很清楚。”

网民“different think”也指出“从该男子很熟练地干涉采访的动作(遮挡摄像机镜头)、语言(询问采访证和喊“赶紧走”)这些中国大陆执法人员常用手段来判断，他并不仅仅是被雇佣来的人员，更不会是普通中国公民，他就是便衣执法人员。”

与外媒记者采访工作遭干预的消息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媒体对此类事件几无披露。然而，《潇湘晨报》11月14日报道，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的两名记者在调查高铁工程偷工减料问题时遭遇袭击，“两名调查记者采访时遇袭手机被抢”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第二名，累计阅读量超过2500万。同日，中国记协发表声明，强调将维护记者正当采访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