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裁员、房价下跌,中年人卖房后重回租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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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裁员、房价下跌,中年人卖房后重回租房生活

在换房、卖房的过程中,一些中年人决定重新回到租房的生活。

房产曾是中年人进一步在大城市安家、扎根的标志,也是财富积累再上一个台阶的象征。如今,一些人回归原点,选择拖家带口租房,仿佛被抽掉了奋斗的阶梯,过上了悬浮且自由的生活。

“租房生活,是我现阶段投入最小,让我们家里整体压力不要那么大的一个最优解。”

 

卖房的中年人

今年年初,36岁的杨佳卖掉了在北京通州的房子。

那是她在北京唯一的房产,一个40平方米的开间。从2016年购入以来,那里伴随着她结婚、生孩子。房子太小、通州偏远通勤不便,杨佳萌生了换房的念头。

去年国庆,她将房子挂牌出售。起初,丈夫还有些不舍,觉得城市副中心未来或许有增值空间,直到房价开始下跌——2023年12月,被称为北京房价的滑铁卢之月,房价整体下跌超过10-15%。海淀、朝阳的核心区域,一些均价500万元左右的房子,就跌了超100万元。



▲北京北五环外社区夜景。图 /视觉中国

“中介一直劝降价,从200万元变成了190万元、180万元”,杨佳和丈夫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只希望尽快将房子卖出去,能少点损失就是一点。

一旦房价断崖式下跌,原本想要置换房产的想法也被遏制住了。杨佳一家搬去了北四环一个小区,月租9000元的大两居室,100平方米,空间宽敞了不少。一开始他们也在租住小区附近看过房,房价虽然下跌了,但是以他们的存款,依然只能买个五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家老小蜗居其中,还要背上更高房贷。现在房子也不保值了,何必折腾呢?

不一定非得买房,租房也是可以生活的。

这两年,越来越多人卖掉原本的住房,转为租房。他们其中一部分是上有老下有小、有着一定生活阅历和财富积累的中年人。房子承载着家庭、户口等多重功能属性,人到中年,回归租房,可能意味着职业变动、子女教育需求,或是生活境遇发生转变。

同样在北京,37岁的杨萧云,决定卖掉两套房,一套是回龙观的自住房,还有一套是天津的学区房。一切都是为了小孩能够上学——今年,丈夫积分落户成功,获得了北京户口。他们计划售出那两套房产,去海淀全款买一套学区房。两人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目前的年纪,都是裁员的高危人员,置换房产,不背杠杆是他们的一致决定。



▲ 《凡人歌》中那伟中年失业。图 /《凡人歌》

房子还没卖出去,新房也没挑好,在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杨萧云得知,租房住,也能进一些以前以为上不了的小学了。一家人从昌平往南搬,7岁女儿顺利成了海淀的小学生,暂时安顿下来。

还有一些人觉得房子不再是“硬通货”,选择卖掉自己的房子。西文的丈夫,读大二时在家里的支持下,以9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四惠贷款买了房。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房价逐年攀升,一度高达7万多元一平方米。而近几年房价开始走低,一年收到的租金不到10万元,可将这笔钱放在他们的固定理财账户,一年可以有22万元利息,这笔账彻底让他们动了卖房的心思。

2023年年初,房子挂到中介三四天就卖掉了。仅仅过了两三个月,西文就听说,小区同等户型的房子,跌了近六七十万元。

西文的丈夫原来是企业的美术指导,属于职位高,同时也最容易被裁掉的岗位。就在41岁这一年,他失业了。这个年纪再去找工作也很难,他开始在家做设计。“当时他父母还说不卖,这个房子是留着给孙子上学用的,我们觉得孩子不一定非要在北京上学,还不如把钱攥在自己手里稳妥。因为现在赚钱比较难,花钱很容易。”

对于背负沉重房贷,还面临工作变动的人来说,卖房则意味着解脱。“人生像是一个抛物线,过了一个顶点后开始无可避免下滑。”41岁的阿帕,随着地产行业的衰落,被裁员了。卖掉在北京亦庄的房子后,他在天津找到了新工作。从月供房贷9000元变成了房租1700元,不再困在一个房子里,他感觉“无债一身轻,幸福感暴增”。



▲中年人的闲暇生活。图 / 《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

4次降价,低于预期70万,在山东,张鑫遥卖掉了自己的学区房。“考虑到房贷的压力,房产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良性资产。”她觉得,省下贷款,可以住同样规格的房子,还能减轻生活的压力和焦虑。她的好几位客户,这几年买了几套房来炒房,因为市场不景气,几乎砸在手里。

作为财务规划师的张鑫遥算过一笔账,在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假如现在花200万元购入一套房,两年后可能会降20%左右,那就是净亏40万元。这40万元足够租房10年了。如果房价稳定,每年省下房贷储蓄的部分,过两年在置换房子的时候,刚好可以覆盖装修的成本。

杨佳的房子最后卖掉时,比购入价还低了40万元,算上50万元的利息,以及10万元的装修,几乎是亏了100万元。“我挣都挣不到100万元,但是我能亏100万元。”高位买房,低位卖房,“真是流下了时代的眼泪”。

租房搬到新地方后,杨佳还是得到了一些安慰。比如,她对教育的焦虑减轻了。孩子去公立学校变得更容易了,可能是因为孩子数量减少,之前很难进入的公立幼儿园,现在中途转学也能进去。她调侃,虽然没吃上买房的红利,却吃到了“晚生”的红利。

重回租房生活

租房,买第一套房、换房,人到中年,拥有一套小两居,甚至小三居,是很多北漂曾经奋斗的轨迹。中年时拥有至少一套更大的房产,是进一步在北京安家、扎根的标志,也是财富积累再上一个台阶的象征。

如今,一些人回归原点,重新选择租房,仿佛被抽掉了奋斗的阶梯,过上了“悬置”的生活。

杨佳的公公曾有意无意提起,有了孩子,最好还是再努努力,在北京再奋斗一套房产。眼看着他们频繁换工作、卖房又亏钱,也不再提了。

“租房生活,是我现阶段投入最小,让我们家里整体压力不要那么大的一个最优解。”杨萧云从想要换房,到最终决定长期租房,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心理转变。



▲ 刚搬家的客厅。图 /视觉中国

先是发现卖掉房子没那么容易。2017年,杨萧云有孩子后,在天津和平区买了一套老破小学区房,50来平方米。小区是酒店式公寓那种,一层楼就住了二三十户,除了离优质小学一条马路之隔,没有任何居住优势。当年还考虑到全家可能要随着孩子入学搬到天津,所以选了南北通透的户型,房价也更贵了。现在想要出手,毫无价格优势。

再者是她发现想要购买的房子还是有点够不上。原本打算将两套房子一卖,手上的钱再凑一凑,700万元全款去买套房,不会增加多少负担。但真看起房来,发现700万元其实可选的范围非常少,而且都是80年代那种老破小,连电梯都没有,不管是朝向还是整个小区的环境,都没有现在租住的小区环境好,“跟预期相差甚远”。

如果再加一点预算,意味着要背贷款。夫妻都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对于未来能否有持续稳定的家庭收入,杨萧云感到不乐观。她所在的大厂部门淘汰率在50%~60%,“每个人都处于瞎整的状态,我也不清楚我能干到什么时候”。爱人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整个部门处于一个比较彷徨的状态,工作压力大,收入也下降了。“如果把全部的钱拿去买房子了,真出了什么状况,我们该怎么办?”

再加上,杨萧云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也有不小的压力。今年六七月份,杨萧云家里,两位老人相继去医院做了手术。先是她的公公,因为眼睛问题接受了开颅手术;紧接着是她的妈妈,因肝硬化引起的胃出血,得做两次手术。虽然老人有退休金,但一进医院,“感觉这个钱它根本就不值钱”。

几件事情叠加,对杨萧云的需求和金钱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觉得,有钱在手里才安全。如果为了买房需要承受压力、痛苦和不确定性,她宁可不买。

当发现租房也能进入想去的小学后,杨萧云如释重负地搁置了买房计划,重新审视起租房这件事。

她跟房东沟通长租,尽可能三年一签合同,然后刷了墙,对房子进行了基础修理,想把这里当家一样住下去,“做饭什么的都会很小心,不要把墙纸溅花”。



▲正在刷墙的住户。图 / 视觉中国

但如果说租房有多开心,那也是一句假话,很多时候生活状态还是有些“将就”。比如,每次买家具的时候,他们都要琢磨,既要和房东的家匹配,又要方便以后带走。

女儿上小学,需要一张书桌。房东家里配的书桌是最老式的那种,有放台式机箱的位置和放键盘的抽屉,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脚都没位置放,只能劈着。

杨萧云和房东商量能不能把桌子丢了或卖了,房东纠结了很久才同意。空出了位置,买进一张什么样的书桌又伤脑筋了。买大的还是买小的?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最终她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桌子,决定“给孩子将就将就”。

西文对于租房的态度则更为洒脱。在北京这座城市,她拥有丰富的租房经验,累计搬家十几次。刚工作时,她和朋友合租。和丈夫在一起后,他们更愿意租远一点的房子,比如7000多元靠近六环的别墅,工作日他们开车通勤,周末则去山姆大采购,平时在家创作时也安静。为了方便工作,她甚至会额外花2000块在公司附近租个小单间,这样加班晚了或第二天有早会时,都能有个地方临时休息。

小孩现在2岁了,西文和伴侣计划,将来尽可能追随孩子的兴趣选择居住的地方。比如他现在正喜欢玩水,他们刚在11月初带着全部家当搬去了海南,想让孩子去尝试游泳、潜水、冲浪;如果未来他想学骑马,可以再去新疆、内蒙古的草原旅居。

“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也决定了孩子天花板,我们的责任是提供给他一个可以接触自然和世界的环境,让他有机会过他想过的生活。”因为担心教育,搬去海南之前,西文一家特意做了当地学校的调研,除了几所公立学校,西文甚至还挑选了一所私立学校,因为这所私立学校一价全包马术、高尔夫、网球、冲浪等十几种课外班,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权。

西文喜欢租房住,她曾和朋友们计划过未来抱团养老的生活。“入同一个养老院。把那一层全部包下来,周围都是自己人,谁也不怕被欺负。如果条件允许,甚至打算自己租一个别墅,雇佣几个护工来照顾大家。”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不用在意外界的“标准”。

作为同样没有房产的中年人,西文丝毫没有杨佳那种隐隐的羞愧感。“在北京当穷人挺好的,”她说,如果回到老家,买不起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买不起车,这种穷是很具体的,身边的人都知道你的经济状况。但在北京,如果买不起房或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都买不起房,摇不到车牌,买不了车。“身边没有观众,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在乎你在干嘛。这是'大穷隐于市’。”



▲北京天通苑区域。图 / 视觉中国

城市也可以是一个流动的家。这是住到天津后,阿帕觉悟到的。他住在这里的老城区,生活慢悠悠的。离北京半个小时的高铁,周末还经常去看演出。事实上,在此之前,为了追求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他有过三次买房的经历。

第一次是2013年,在大望路的广告公司工作没多久,阿帕就在燕郊买了个两居室。那时的房价是7000多元一平米。但人还没住进去,一场暴雨之后,整个小区的房子都漏水了。经历业主的集体维权,房子退了。次年,他花90多万元,在通州买了42平方米的开间。

“有时来个朋友,只能在客厅坐,不好去卧室,人家脱个外套也不方便。”住了不到两年,在30岁出头的年纪,跨行到地产行业,工资开始双倍上涨,阿帕决定再次换房。他看中了亦庄,于是很快将原来的房子卖掉了。

他原本买了一个两居室,但房子建好后,因为紧邻一栋高楼,让他感到不太舒服。在尝试换房的过程中,刚好有一个三居室空出来了,两个房子相差10平方米,大概差了30多万元。中介一直劝说,以后有了孩子会很方便,还是单身的他,“超了很多预算,咬咬牙还是换了”。

行业好的时候,阿帕曾年薪50万元。但在2022年底,因为地产行业大裁员,他失业了。领上赔偿金,他在云南、老挝、泰国等地方旅行了两个多月回来,发现很难找到工作了。



▲阿帕漫步老挝琅勃拉邦时拍摄。图 /讲述者供图

2023年8月份,阿帕的爸爸查出了癌症。他开始陪爸爸看病。到今年3月份,爸爸走了。

在失业,照顾家人,没有收入的这段时间,阿帕还得继续偿还每个月9000多块的月供。而这其中给银行的利息就有7000多块钱。

一个人住三居室太大了,找人合租又有点舍不得。房子是300万元买的,最后他600万元卖了。“已经翻了一倍,我觉得足够了。这个东西不要那么贪心。”

卖掉亦庄的房子后,阿帕竟很快找到了在天津的工作。这一次,他不买房了,选择租房。

社交平台上,他分享日本作家吉井忍在《东京八平米》一书中的城市生活哲学:作者虽然只拥有“四畳半”(不到8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却可以把城市当作自己房间的延伸,这样就拥有了更大的生活半径。比如利用洗衣店、公共浴池、24小时漫咖店、独立电影院等城市公共资源和设施,扩展了生活空间。尽管居住面积小,但通过减少在房租上的开支,可以拥有更多经济自由和时间去享受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感。



▲一个人的单间房间。图 /视觉中国

“不要把人生困在一个房子里,去感受和体验更大的世界和美好。”

悬浮与自由

在房价上升的阶段,人们的生活与房产紧紧绑定。在不同的时期买房卖房,也让中年人之间的资产拉开了质的差距。

杨佳的一位大学同学最近刚换了房,和她聊天才得知,同一年毕业的他们,家庭资产已经出现了好几倍的差距,“除非后面的人生发生巨大变量,这辈子,甚至几辈子都赶不上了。”

卖房之后,杨佳把钱存起来,每天看一看三瓜俩枣产生的利息,数字高一点,就聊以自慰。今年上半年,杨佳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失业,期间经历妈妈患癌,杨佳偶尔会陷入“中年失败”的自责和无力中。社交平台常常讨论中产对于跌落的恐惧,但自己甚至都没爬到那一层,便被驾到了虚空中。

失望之余,反而也有了一种解脱感,就像那些和房产、房贷解绑的瞬间:人生没有一定要追求的东西,不必拥有大城市多少平米的房子,不必非要上什么学区房,更不必抵达什么样的阶段才算“成功”。“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过好当下”这些以往的“鸡汤”,如今也成了中年生活的抓手。

对于理想的家、理想的生活方式,杨佳也没了执念。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虽然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实用面积,但杨佳还是每天看“好好住”,甚至半夜爬起来画图纸:沙发放哪儿,床放哪儿。找工人打柜子的时候,工人马虎地把柜门弄错了,日系原木风变成了镶嵌着玻璃的中式闪亮风,杨佳为此耿耿于怀了很久,如今已不足为道。



▲杨佳拼的温馨小屋。图 /讲述者供图

现在和老人小孩共居一室,杨佳的寄居感更强烈了。疫情的时候,公公拿着84消毒液在床上和衣柜里喷洒,留下了洗不掉的小白点。杨佳生气,但更多是无奈,“他也不是故意的”。婆婆掌管了内务,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也会做饭,杨佳回到家,还有点回旅馆的感觉。

拼命买房的那些年,大家曾都相信,只要奋斗下去,未来是有预期的。

44岁的苏州妈妈Jessica在幼教行业工作多年,做到园长之后,就辞职开了一个早教机构。“看到那么多孩子涌入幼儿园,家长们希望我们能帮忙带一下,我当时想在外面开一个好了,就设了早教和托班。”她的第一家早教中心很成功,随后又连续开了好几家。

那是2015年,来咨询的家长们简单又直接,问完课程和饮食后,“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掏出3万、5万元的报名费。Jessica说,由于赶上了出生高峰期,她没有专门招生,就有很多家长主动找上门,几家早教机构都是爆满。

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但因为疫情戛然而止。在断断续续的三年里,既要支付房租、老师的工资,同时还要处理各种退费事宜。“相当于把前面赚的钱全部亏掉了。”后来,她又开了两家餐馆,倒闭了一家,剩下的一家快餐店,位于写字楼附近,周围有保险公司、银行还有医院。今年过完年后,小餐馆变得空空荡荡的,“没想到人均30块的店,也做不动了。”

Jessica尝试过打折、做外卖,觉得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再关店。今年3月,她卖掉了房子,比最高出价低了250万元,但总算卖掉了,手上有了钱,也有了底气,作为单亲妈妈,她将生活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孩子身上。

Jessica曾经坚信,结婚必须有房子。28岁那年,她还在做幼师,一次下班,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她凑过去,才知道是房地产做活动。那是2010年,苏州均价8000多元。看着别人都在买房,她也想买一套,“就像买菜一样”。她费心装修成喜欢的美式风格,满怀欣喜地搬进了新家。



▲Jessica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装修风格是她喜欢的美式。图 /讲述者供图

后来婚姻走散了,房子也卖掉了,但有两个孩子陪在身边,她对“家”的理解也不同了。

西文也曾经是积极追求物质生活的年轻人。从老家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时,她惊讶于打折之后仍然799元一件的打底衫,“那时候我的工资是5000元,扣了税到手是4500元,然后还要分摊房租。”后来,经过努力工作,也赶上了一些时运,799元一件的打底衫不在话下了。

再后来,她也拥有过爱马仕、香奈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那些昂贵的包包并非想象中的完美:香奈儿的皮质容易磨损,五金配件容易氧化;普拉达的皮面容易掉皮;而BV的包边则容易掉色。即便是花费7600元购买的小钱包,转手时可能连2000元都难以卖出。“那些曾经被我视为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带给我真正的满足感。”拥有过之后,都祛魅了,也不想攀比了,因为没有止境。

在内心深处,中国人依然渴望有自己的房子。

杨佳一直记得,孩子同学的妈妈第一次到租住的家里来,进门就感叹,这个小区竟然还有这么小的房子。“但这已经是我们住过最大的房子了。”她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买到每个家人都有房间的三居室。但在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会继续租房。

孩子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孩子的教育和高考,她已经将户口迁到了天津,不排除以后买一个天津的学区房。“再买房肯定要降低杠杆”,她很清楚,大家都不确定以后还能挣多少钱,只有降低月供和还款时间,才能减少越来越有限的劳动能力之下的压力。



▲杨佳的儿子在租住的小区楼下玩雪。图 /讲述者供图

杨萧云已经尽力把租来的房子当作自己的家,但一旦遇到问题,还是会有无力感。老房子稍微装修后,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上次下雨后,外墙裂缝了,雨水渗透进来,导致屋顶积水。卫生间的暖气管也有缝隙,积水甚至渗到了楼下邻居家。现在连洗澡都成了一个难题,杨萧云说,因为担心漏水,她每次洗澡后,都要赶紧用棉柔巾擦干地面。

说到更遥远的以后,她还是想给孩子留套房子,“至少有套房子作为前提,心里面有个底。我经常跟丈夫说,哪怕有一天我们俩都没有工作了,至少不会无家可归。”

尽管人在天津,因为朋友推荐,阿帕还是在环京买了一套小房子,类似于仓库的作用。“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有好多书和信件要放,有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买的一些版画。我觉得人生是有些载体的,我要有个地方放那些东西,那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存在的记录,我不想把它们都扔掉。”房子就成了一个承载物品和回忆的载体。

这几年,阿帕确定了自己丁克的生活方式,“感觉(状态)比年轻人还年轻了”。手上有了更多闲钱,他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生活。他也开始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比如说去大理旅居,拍拍照、写点东西。甚至考虑再出国学习。他有了一种更从容不迫的心态。“我可以明天就就辞职不用上班,但也不排斥工作到60多岁。”

如今丈夫自由职业,西文是家里的工作主力,她享受独立的感觉,但同时也需要构建安全感。不能依赖房产之后,西文选择买保险,除了基本的重疾险、意外险、医疗险之外,她还买了很多理财保险,“等于给钱买了一份固定的保障”。

她还相信“红气养人”。工作进展得顺利,做的每个项目老板都很满意,就会发现整个人的气运流转越来越好。“气运会养人,有钱有工作你就有安全感。”

有人在卖房重回租房生活的同时,依然有人满怀憧憬地买下自己第一套房产。

杨佳记得买自己房子的,是一位独居女孩。她来自内蒙古,工作几年后,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她特别喜欢杨佳房子的装修风格和落地窗,杨佳也曾在这里沐浴阳光,度过了一段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安心感。

把钥匙交给她时,杨佳仿佛看到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想象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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