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校长气呼呼地冲上二楼，首先看到的是三个坐在走廊上的孩子。其中黝黑瘦高的叫沈欣，见着她，詹校长就知道他们准没干什么好事。她比班里不少同学大上一岁，性格也是全班最叛逆的。詹校长经过时，她大概是将脑后长长的马尾辫一甩，别过头去，眼神凶狠、不屑，又藏着一丝害怕。
那会儿我正扯着嗓子讲题，前排还有些学生在听讲，后排已经乱作一团。张浩辰百无聊赖地躺在讲台附近，见了詹校长，赶紧爬起来回到座位。他是入校时就被重点关注的学生，成绩差，脾气暴躁，升二年级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生起气来，指着老师骂“傻X”。
詹校长瞪了他一眼，转头用方言向全班厉声问：“刚才是哪个在敲桌子？”
短暂的沉默过后，有几个声音冒出来：“王文涛。”
“不是我……”这个瘦小的男生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辩护，就被詹校长拎向门外。“真是怪咯，在那敲、敲、敲，我在楼下上课都能听见。”
如同这学期后半段的大多二年级数学课，这堂课的秩序也涣散得很快。沈欣上课伊始就坐在桌子上，双手抱胸，每当我让她坐下，她就扭过头去大声地“切”，偶尔还会低声骂句脏话。我无可忍耐，撂下“不想上课就出去”的狠话，她便大步迈出门外，身后还跟了两个学生。
后排，几个男生或趴在桌上，或把玩着手里的烟卡；张浩辰直接往地上一睡，我试图把他拉回座位，他则一副发狂要打我的样子。说来可笑，但面对这二十个区区八九岁的孩子，无力和崩溃已是我的常态。
王文涛就是在这个时候敲起桌子的。他厚实的头发压住前额，平时乐呵呵的，笑起来一双大眼睛弯成弓形，是个挺可爱的男孩。我中午留他到办公室单独补作业，他也从不抱怨或抵触，遇到不会的题就笑着抬起头问我：“老师，这道题要不要列竖式？”他的嗓音还是小男孩的尖利，“师”和“式”都发成“si”的音，每句话的结尾声调上扬。熟了之后，他还会主动问：“老师，我今天好好上课、写作业，你明天能不能给我一颗糖？”尽管很少做到这些承诺，数学也只能考二三十分，他也很难使我生起气来。
但他偶尔也有一种着魔般的倔犟。在我的课堂上，他经常和别的学生突然开始对骂、打架。我曾用双臂去抱住限制他，也多次蹲下腰看着他的眼睛，教他深呼吸、冷静地和我说说前因后果。这些行动往往收效甚微：那些时刻他就像杀红了眼一样，试图用力挣脱我，或者眼睛对着虚焦、喘着粗气，仿佛还在思索着怎么复仇。
了解王文涛的家庭情况之后，我试图建立一些关联。他家领取着六份低保——他、他的父母和他的三个姐姐。这些钱理应足够改善生活，可他母亲智力有些缺陷，几个孩子的衣服和脸蛋常脏兮兮的；父亲在村里又不负责任出了名，在外打工时，常让妻子把低保钱打去供他吃喝。我跟着詹校长去过他家一次，房子修得不算小，水泥地也平整，只是空空荡荡，那是扶贫队出钱建的。房子落成后，扶贫队曾建议让王文涛父亲修平门前一小片地，王文涛父亲却说既不想自己干活，也不会掏一分钱，硬是拖着扶贫队雇人做了。
詹校长也教过王文涛的三个姐姐，他说王文涛的大姐眼睛不敢看人、说话也小声，去乡里读初中后偶有逃课，有时还会带着两个妹妹一起。逃课也无路可去。一次村委会和学校老师去找她们，最终发现，她们不过是躲在家附近的树林里。如今大姐从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干活、放羊。
王文涛的倔犟可能就与这些相关。他那些发火的时刻，多是源于同学对他，或者他家人的攻击。二年级男生已经熟练于用家庭成员和生殖器的名称相互辱骂，在这里的环境中，他们大多时候只当是玩闹。但有的男生会骂得更有针对性——风言风语灌入孩子的耳朵，他们就学会也用嘲弄的语调说起王文涛，或者另一个女生被公认无能的父亲。老师目睹了才能阻止，且效力短暂，王文涛大概就是在自己面对这些时，掌握了一种偏执和反击。
我不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心理咨询师，而作为老师，和低年级孩子谈心往往得不到有效反馈。我的多虑和“仁慈”会让他们说我“好”，而在这里，“好”也常是“软弱”的同义词。因此，当王文涛在数学课上不知为何用力砸了好几下桌子、把头埋起来时，我对他的提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关上门，我轻叹了一口气，又开始讲题。教室变得安静，但我知道学生大多不是在听课，而是在听走廊上詹校长对王文涛的训斥。一股酸楚和不安涌上心头。不安的并非是詹校长对我课堂管理能力的质疑——在教学上，他从不批评我这个经验不足的支教老师，更常说的反而是山里娃就是没教养、不如城市孩子听话，生怕我被气走。
不安在于，学生们经历这样的严厉教育之后，再面对缺乏权威感的我，往往会变本加厉。几天前，一向不把我当回事的沈欣，课间对我竖着中指喊“二百五”。我叫住她问：“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傻逼啊。前几天你生病请假了，詹老师给我们上课，看我们写不出来数学题就骂我们二百五。”
“那你为什么要骂我呢？是因为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还是对你们不好？”
沈欣斜着脑袋，下巴一扬：“詹老师骂我们，我又不能骂别的老师，那我当然就骂你了。”没等我反应，她就扭头走开，边走边低声说：“天天上学，上上上，真没意思。”
那一刻我应该是流了泪的。或许是因为被一个孩子无端地攻击，而我自认也向她尽力投放过耐心和善意。或许是因为想到自己如此不擅长这份工作，没有赢得学生的尊重，也没有成功引导他们“向善”。或许，我不是在责怪她，也没有责怪我自己，更没有觉得詹校长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我只是感到一股强大的负能量横亘在这些孩子的生活里，它会扩张，会传染，会由他们释放给世界再由世界反弹给他们，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和转化它。
快下课的时候，王文涛低着头回来了。他趴在桌子上无声地哭着，我没再点他。到了中午排队吃饭，我看他还是哭丧着脸。我想问他两句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怕进一步丧失老师的专业和威严。和每次发怒被制止住时一样，他的双瞳凝视着虚空。
一年前，我来到这所西南山区的村小支教，主要带一二年级的数学。从一开始，比我们早来一两年的支教老师就告诫我，要在教学前期“凶”一点。那时我并不全然相信这些，更不觉得自己来支教，是为了像成长过程中我厌恶的那些老师一样，利用恐惧的力量进行打压教育。
二年级是被之前老师公认难管的班级。十年前这里发生过一次强震，震后人们忙于重建，第二年出生的孩子就少了。村小一届本就十几个学生，等这批孩子六岁，干脆停招了一年，让他们和下一届的一起入学。因此，开学时这个二年级的20个学生里，小的只有七岁，大的已经接近九岁。从体格和言语上你很容易区分出他们：大孩子们的音色、语调已褪去了童稚，对话中夹杂着逞凶斗狠的俚语和脏话。他们对成人世界如何运行也更为清晰，像青春期早期的孩子一样，一边模仿一边质疑和不满，而不是更小时候的好奇和迎合。
报到那天我就记住了沈欣。她穿着扶贫队捐助的短袖校服，领子立起，一副痞痞的样子，看着比同班学生成熟许多。报到处是食堂外临时拼起的几张课桌，她的母亲四十多岁，不识字，我们正为她讲着哪些安全通知书要盖手印。就在这时，一个男孩哭了起来。
“怎么了？”一位同事问。
“沈欣操（骂）我。”男孩抽泣着说。沈欣在一旁，炯炯的双眼恶狠狠地盯着男孩。
“你过来。快点，磨蹭什么。”同事立刻换上严肃的语气。“你叫沈欣是吧？你刚才操他了没？”沈欣不说话。
“来，给你张纸和笔，你给我默写下一年级学过的古诗。”沈欣用力一把夺过笔，趴在桌子上，但好一会儿也没写出一个字。她母亲在旁边，一边对她说：“老师让你写古诗，你就好好写。”一边对我们笑笑：“我家就这个娃跳（调皮）得很，以后要是在学校不听话，还希望你们老师管严点。别人家孩子我不管，我家这个，你们拿条子抽，我也没得意见的。”
同事见她写不出：“就你这个样子，一首古诗都默不出来，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还去操别人。今天回去，把一年级的书找出来，所有古诗都抄一遍，明天交给我。我现在就盯上你了，你看我是不是说到做到。”沈欣嘴一撇，把笔一甩，迈着大步转身走了。
“这个孩子，你以后可要注意着点啊。”同事扭头对我说。我当时却觉得她挺有个性，也不想戴着有色眼镜看学生。
开学第一个月，一节下午的二年级数学课，我见学生昏昏欲睡，便让他们写计算题。在黑板上抄完题目，我走到台下查看他们的做题情况。到了沈欣身边，发现她的本子摊开在桌上，一片空白。
“嗯，你怎么不写呢？”我问。
“不想写。”她的回答短促。
“是有什么不会的吗？我来带你先写一下第一题？”
“都说了，我就是不想写！”她突然大叫起来，双臂猛地向空中一挥，又带着怒气，开始用力地撕本子。接着，她将撕下的那页握成一团，迅速塞到嘴里咽了下去。当她撕下第二张纸时，我赶紧拉住她的手。尽管如此，她还是把那一页放到了嘴里。
“怎么了，你在干什么？快，快吐出来。”我知道自己的语气不是在发火，而是紧张和害怕。
沈欣还是把那张纸吃了下去，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她仍像在生气，但也带着一丝威胁和得意。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从隔壁找来了在四年级上课的同事。他把沈欣叫了出去，大概是骂了一通。放学后同事跟我说，这就是学生在试探新老师的边界，如果你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们就会给你一个。
果不其然。发现我属于“好欺负”的那类老师之后，二年级的不少学生在我面前“放纵”起来。这不仅体现在上课时对秩序和指令的违背。好斗的男生在我的课上会更容易控制不住情绪，面红耳赤地打起架来。沈欣在校园里看到我，会突然竖出一只中指或低声说句“傻逼”，我去问她，她只说不是在指我。我在场的时候，学生也不太收敛脏话，或者表达对事物的直观看法。一次课间，班里一位女生摔了跤，疼得流出了眼泪。我蹲下来查看，问话的语气放轻柔了些：“怎么样，摔到哪里了，还好吗？”
这时邓心慧经过。她是个小个子女生，学习总是跟不上进度，别的老师常用“木讷”形容她。“老师，你说话好像女生啊。”听了我的安慰，邓心慧“怎么样，摔到哪里了，还好吗？”她又捏着嗓子，用造作的语调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笑了起来。
我问她：“为什么你觉得老师说话像女生？”
她也讲不明白，只含糊地回答：“女生说话就是这样的啊。”
“那你觉得，男生说话是什么样的？”
“男生说话会凶一点。”
我想着这是个做性别角色教育的好机会：“那也不一定啊。男生也可以温柔，女生也可以强硬。像老师这么说话，是因为关心你们，如果你受伤了，难道不希望别人关心你、好好地和你说话吗？”
突然听了这么一段，邓心慧有些局促的样子，但很快又笑了：“反正女生说话就是这样的。”之后几周，她仍会用同样的方式模仿我说话。
她对待我的方式也慢慢有了改变：她会学着沈欣，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对我比中指、说脏话，有时还会在我身后偷偷踢我一脚，再在我转过头时予以否认。更令我惊讶的是，虽然年龄小、成绩差，性格也不活跃，但她“捉弄”我的方式并不低级。有天放学，她突然对我说：“老师，我不想活了，回家路上我要去跳塘子（村委会门前的蓄水池）。”我赶忙问为什么，她却哈哈大笑起来，跑开去和别的学生讲：“我说我要跳塘子，熊老师还真信了。”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最后一节体育课后。下课铃响了，我让学生把各自取出的体育用具放回，自己在器材室里做检查和整理。赵志华突然冲进来，把羽毛球拍纷纷摔到地上，又一脚踢开装着积木的箱子。他是二年级男生中我最头疼的，高高壮壮，有些抑制不住的好动，经常无缘由地打别的学生一拳。在校一年，他始终拒绝用普通话和我交流，而一说方言就夹杂着“你妈烂鸡巴”这样的字眼。我还没来得及喝止他，他就一下窜了出去。
邓心慧就在这时冲了进来。她大概刚才在门口看到了赵志华的行为，也开始乱扔起各种体育器材。我想着她只是一时冲动的模仿，或者刚上完体育课还在兴奋状态，对她的语气不是太凶：“干什么呢，把东西放回去，放学赶紧回家了。”
她却突然拿起一把沙包，一个个地砸向我。“倒霉熊！倒霉熊！”她兴奋地大喊着。那些沙包重量不轻，她也砸得用力，落在我身上、脸上，痛感明显。我忙着用手去挡，等她扔完，正准备上前找她，她转身“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跑了。像个被霸凌完的孩子一样，我坐在器材室的地上，大哭起来。
太温和、缺乏边界感，导致被学生“欺负”——这样的过程可能发生在每个新手老师身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然而我也发现，学生在我面前的“放纵”程度，与他们的家庭完整程度、个人在家庭里的受重视程度息息相关。这时常被简化为“家教”问题：村支书、村妇女主任家的孩子“家教好”，所以即使身处资源有限的村小、面对缺乏课堂管控力的老师，也能遵守纪律、跟上学业；要是父母没有文化，或者离异、外出打工，子女“家教差”，在学校就容易脱轨，只有更传统的教育方式才能管住他们。
但真实的链条更为复杂。“缺乏家教”不止是果，也是因。这样的孩子成绩不佳、行为难以和规则适配，因此在学校里成为“失败者”。训斥和体罚或许能暂时规范他们的行为、阻止他们对整体秩序的干扰，但却时常强化了他们“失败者”的集体角色和自我认知。一种循环就此产生，而在这套循环中，学校和社会体系发挥的作用，可能远大于初始“家教”的差距。
我曾以为，看到了这一点的我，会成为打破循环的人。
在一年级的班级里，我对孩子们的细腻和宽松，常常更能换来他们对我的善意。他们之间也偶尔会用粗硬的方言语气说起脏话，可每次与我交流，就自然换回更平和的普通话。有段时间他们习惯擅自借用别人东西，经常因此争执起来，带出肢体冲突和“傻逼”的相互辱骂。某次上课我又听见有学生互骂“傻逼”，下意识地制止：“别说这个词了，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跟我爸爸学的。”一个男生大声地回答我。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忽视。于是，我专门找时间，从互惠互利、减少冲突的角度，跟学生探讨了为什么要说“请”“谢谢”。他们听得似懂非懂，但确实从此用起了这些词。
一年级孩子吸引成年人关注的方式也更正面。他们会不时为各科老师送上一幅午休时画的涂鸦，画上是树木、白云和歪歪扭扭的“老师好”。对比之下，二年级孩子更爱用的手段，是当着我的面撕烂试卷，在看见我对其他学生亲近时大声指责我“偏心”。
沈欣和邓心慧便是最常用“偏心”指责我的孩子，在我看来，这和她们的家庭也都不无关系。沈欣有一个在读五年级的哥哥和一个在读一年级的妹妹，都像她一样强势、有主见，但与沈欣不同的是，他们的学业在村小里都是佼佼者，都担任班长。他们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可也对孩子重视，经常用微信语音问我沈欣的作业完成情况。而沈欣的天赋大抵不在学习上，因此成了姊妹中的异类，连小卖部老板都对我评价“怪咯，都是一个妈生的，他们家怎么就这个沈欣最跳”。沈欣或许也因此早早安于做叛逆者。有一次，我看见她脸上烂了一块，问她是不是又和同学打架了，她只愤愤地说：“还不是我妈打的！”仿佛习以为常。
至于邓心慧，我在她母亲的朋友圈经常看到她小弟弟的视频，甚至为他买来过这里罕见的奶油蛋糕庆祝生日，却从未看到拍邓心慧的。邓心慧母亲也并非不关心这个女儿。有段时间我发现她的作业总是全对，怀疑是用家里老人的手机搜了答案，微信和她母亲说了情况。邓心慧母亲也不识字，当时正在县城打工，急得给我发了几个长长的语音条，但内容跳不出我常从各个家长处收到的“我们也没文化，现在在外打工也没办法，还得麻烦你们老师管严点”。
邓心慧家的条件在村里也不算好。她家的房子紧挨着李老师家的，李老师做过我们小学的代课教师，现在在村委会工作。她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在读二年级和一年级，成绩名列前茅。一次李老师请学校老师、村委会成员和扶贫干部去她家吃饭，门前摆着热腾腾的羊肉火锅，宴席的喧闹传遍山谷。邓心慧母亲那时回了村里，我望见她弓着腰，背着采花椒的竹背篓，从远处沉默地看了我们好一会儿。两位女老师离席去上厕所，她这才把她们拦下来，问她们能不能去她家辅导下邓心慧的作业。
一年级和二年级孩子的差异，当然部分是因为前者。但我想，后者的表现，可能也是经验带来的行为模式固化——如果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里，长期缺乏耐心和善的榜样，也不存在真正的无私、理解和共情，他们又要从何学会去做这样的人？如果他们袒露情感需求、吸引他人关注的尝试常以失败告终，那他们再有类似的渴望时，表达方式又怎么会不带着怨气和扭曲？
我也发现，虽然二年级学习差、不遵守纪律的大多是男生，但他们呈现的多是无拘无束的顽劣和冲动，更容易被一句训斥制服、被几句夸奖的小恩小惠收买。而女生即使粗野，也是敏感早慧的。她们的“逆反”包含了更多自我意识，所以更为坚定，但也因此，通过沟通改变她们的可能更大。
张天梅也属于二年级的“大孩子”，长得壮实，虎头虎脑，几缕头发凌乱地披散在两鬓和额前。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在学前班，另一个就是同在二年级的张浩辰。三个孩子都不常洗澡，衣服、脸上、胳膊时常布满泥巴印子，天热时还会有些气味。
刚开学时，张天梅总是歪歪扭扭地靠在椅背上。她与弟弟张浩辰说起话来都常像在用力吼叫，嗓门会大到破音，肢体动作也多且幅度大，最初让人觉得难以交流。但我很快意识到，她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并不差，也对课堂抱有热情。讲到“米和厘米”一课时，我说一米长约等于同学双臂张开的长度，并请学生上台估量教室的长和宽。其他孩子还有些畏缩，张天梅直接喊了声“我来”，没经过我允许就站起来开始比量。等她准确地估完长和宽，我请她回到座位，又让学生猜测教室的高度。
“三米！”张天梅坐在座位上，没举手，直接喊出了答案。
几次类似的经历后，我开始频繁让张天梅回答问题，并在每次回答前强调课堂规范：坐端正、先举手、不插话。一开始她并不适应，还是习惯于靠在椅子上吼出答案，得到夸奖，也露出不屑的表情。但在这样的正反馈下，她的表现最终突飞猛进，成了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之一。
她和我的关系也变得亲近。体育课上我偶尔会和学生踢足球，她是为数不多愿意加入的女生，顶着一头乱发，在狭小的水泥操场上狂奔。午休时段，有时她想来问数学题，而我在宿舍里屋休息。这时她就会“咚咚咚”地用力砸门，除非我出来，或者别的老师看到阻止她，才会罢休。
期中考试后我们去过张天梅家家访，即使在这个贫困山村，她家的两间平房也称得上破败。那时刚过饭点，天色将暗，张天梅的父亲在外打工，奶奶和母亲在主屋接待我们。张浩辰正和弟弟在门前玩，见老师来了，从书包里翻出作业假装写起来。张天梅则在侧屋里刷着碗。侧屋的泥瓦墙未经糊平，地面的砖块不少已碎开，柴火上烧着一锅白菜和苞谷混成的猪食。张天梅蹲在灯光几乎照不到的深处，将碗放进水盆里，再拿出来一个个地用力擦拭。
看着这一幕，我好像明白了这个家里的大姐，为什么即使能回答出问题，也表现得粗野和不自然，又为什么会在拥有证明自己、获取关注的机会后，如此鲁莽地去把握它们。
后来，我也将同样的策略应用在沈欣、邓心慧、王文涛，和另外几个成绩不佳、行为不时失序，但又可以交流的学生上——
夏子洁是个安静温和的女孩，上课也认真，唯独从不完成作业，甚至会偷偷将布置的那页习题撕掉。她的父亲在村里以不干活、爱喝酒闻名，母亲前几年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和王文涛一样，她的家庭也会成为部分男生恶意攻击的对象；
活泼健壮的吕晓光起初常不写作业，冲动起来就与人打架，可他的智力、性格本是二年级男生中都发展得不错的。一次去家访，他母亲认真地对我们说，吕晓光小时候从屋顶上摔下来过，所以“憨”（傻）了，还是弟弟更懂事、乖巧。
我在体育课上会陪一起玩，即使叛逆如沈欣，也总是抢着要和我对打羽毛球。数学课上我将学生分成几组，只要认真思考回答，无论对错都夸奖、加分，调动起了不少学生的表现和竞争欲。
他们要是没做作业，我便在午休时将他们叫来补写和纠错，这几个孩子也几乎从不排斥，甚至乐在其中。这并不意味他们会做得认真——他们更享受的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我站在一旁，耐心地给他们单独讲题的感觉。
有时即使完成了作业，或并没有什么要问的题，他们也会来办公室和宿舍找我。沈欣常把习题往我桌上狠狠一甩，没好气地对我说：“教我写这个！”
我心里却是高兴的，以为看到了改变和帮助她的可能。
到了第一学期的后半段，我常在周五放学后陪学生一起走山路回家。沈欣、邓心慧、吕晓光家在山下。随着行人向低处走，两侧的山峦也愈发高耸起来，将我们环抱其中。但它们并不给人以压迫感，因为这里地势更为平缓，也更接近江水和通向城市的公路。道路两侧长着松树、粗大的竹子和作为经济作物的花椒树，有时学生捡到一片脱落的干笋衣，就站上去当成滑板来玩。他们一路上跟我们说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家养的动物，也问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在一处开阔地的小广场，我们会带他们放风筝、玩桌游，再偶尔到小卖部为他们买些零食。
张天梅、王文涛、夏子洁家则在山上，那里更陡峭、植被更茂密，聚居点也离学校更远。为了节省时间，孩子们经常带我们从小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即使如此也要花上一个小时。一次到了中间一片空地，学生说要在这里挖凉薯。我向远处眺望，天空晴蓝，望不到边的群山之上飘着稀疏的云朵。张天梅带着她的两个弟弟在土里刨了好一会儿，然后拿了一个凉薯到我面前。
“给我的吗？”
“嗯。”她丢到我手里，转头跑了。
这些往往是我一周中最轻松的时刻。那时我相信，但事情并不如我所愿。
寒假期间，我想着为学生购买一些礼品，却想起支教机构一位工作人员的话。培训时他教诲我们，无缘由的赠予可能会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
我最终买了和班级学生数量相等的礼物——有童书、笔记本、彩色铅笔——决定让学生按期末考试的成绩次序挑选。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二年级数学平均分不到50，在全乡十所学校里排倒数第一。相比于小学低年级90以下就算低分的城区学校，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但在这里也不算稀奇。全乡二年级数学平均分也没到及格线，而我带的一年级数学，平均分65，已经是乡里中上等的水平。所以，我并不因此灰心，更何况我本就相信，对于这些升学概率渺茫的学生，“爱与陪伴”比提升分数更为重要。
发放礼物当天的情形，却和我的初衷相差甚远。那时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当我抱着一大摞书和文具来到二年级教室，学生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李老师的女儿已经自夸起成绩，向周围同学炫耀自己会是最先挑选的；不少男生半坐半站着，身子趴在桌上前倾，伸头想看奖品有哪些。但也有学生脸色变了。沈欣母亲寒假时就在微信上问过我她的成绩，她在全班后半段，我看见她已经换上了那副不屑又恼怒的表情。
先上台的几个学生自然是高兴的。张天梅这次发挥不好，差几分及格，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她沉默地挑了本书。等我念到沈欣的名字，她气冲冲地走上讲台，随意拿了一件，便转身下去了。成绩最末的几个孩子倒也挺开心——比如王文涛，他选了一支印着史努比的黑色水笔，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回到座位上，还握在手里反复地看和把玩。
课堂继续。没一会儿，沈欣却哭了起来。不是她与男生打架落败时的大哭，而是把脸埋在胳膊里，不想引人注意的低声抽泣。我这才留意到，除了她，还有几个孩子神情失落。他们都是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吕晓光喘着粗气，脸变得通红；张天梅回到了不愿听课时的姿态，向后靠在椅子上，木然地盯着自己的桌子。
我又讲了会儿课，沈欣的哭声越来越响亮。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还是心软了，主动问她：“沈欣，你怎么了？”
“要你管。”她抬起头，带着哭腔和怒气回答我。
我想了下，选择直白说开：“我知道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先挑选奖品而不开心。其实，这一次的考试分数也不代表你们未来的成绩。老师这样发奖品，是希望鼓励你们继续努力学习，今后还会给你们再买的……”
沈欣突然从椅子上坐起，胡乱撕了几页自己桌上的数学书，又把头埋起来大哭。张天梅和吕晓光也开始流眼泪。其余大部分学生则只像是被吓到了，看着他们，没有出声。我继续做了些无谓的解释——挫折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和自己比较不要和他人比较、下次会设置进步奖——然后尽量无视这几个孩子，硬着头皮上完了课。
那天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做了件错事，但又不确定自己错在哪：是发放奖品的规则设计得不对，我也成了应试教育中的加害者？还是我追问沈欣、进行解释和弥补的行为，反而更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又或者，孩子们本来就应该学会知耻而后勇，我错就错在之前对他们太“好”，在这种场合没法以权威身份控制住局面，更坚定地把竞争意识教导给他们？
如今回看，我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当作一种前兆。它包含了我和学生共同面对的困境：匮乏的资源、难以在教育中给予实际帮助和情感价值观支撑（或绑架）的家庭、不得不参与应试体系却又缺乏竞争力的成绩；包含了看到这些困境后，我试图同时扮演却又难免冲突的角色：教师、朋友、捐助者，甚至一部分的父母；也包含了不同类型学生对这些角色的不同需求，以及对我的扮演的不同反应。
它说明的是这样一件事：像个半途上任的三流舵手，我知道甲板漏了水，开始忙乱调整航向、摁下按钮，反而加速了轮船的沉没。
最先崩溃的是数学课的分组积分制度。第一学期后半段，我将二年级学生每临近四人分成一组，每节课按各组回答次数记分，有学生违背纪律则给所在小组扣分。一周下来，积分高的组可以得到糖果或小印章的奖励，但更大的刺激来自击败其他组的胜利感。这个制度起初显著改善了两类学生的表现：一是像沈欣、张天梅这样，表现欲强、渴望得到同学和老师的关注，但又常以不当形式展示自己的；二是像夏子洁这样，成绩中等、上课认真，但内向拘谨的。
那段时间，我和其他老师还会让沈欣做“纪律委员”。暴脾气的她发起火来，会拿羽毛球拍打人，大部分学生都怕她，我便允许她记违纪学生的名字并读出来。在享受权力的同时，她也会刻意坐得板正，面对提问高高地举手，努力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但到了第二学期中段，几个最顽皮好动的男生一开始就对此不感兴趣，所在小组因为他们扣分，他们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之而来的，是沈欣、张天梅这样的学生与他们的争吵，后来她们也退出了竞争——她们总是嚷着不公平，若是因为自己或其他组员扣了分、没有成为优胜者，就时常一整节课都拒绝回答问题。最后，整个制度形同虚设，甚至成为学生上课时争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只得停止了它。
失去了这套激励和反馈体系，我“诱使”学生学习的手段只剩下我们的关系了。可正如学生表现的那样，因为我日常过于温和、总是试图照顾孩子们的需求，当我用这层关系去规范他们、扮演回“老师”角色时，时常引出的是更激烈的负面情绪。
午休时的单独辅导仍在继续，但我的时间精力有限，第二学期又生了几次病，无法每天进行、照顾到不同学生的进度。有的孩子一周没有轮到一次，下周再请他/她来，就生出抵触情绪，开始拒绝。数学课的纪律越来越差，缺乏权威感和控场手段的我无从治理，而偶尔请来詹校长或其他老师代为管教也变得无效。沈欣会在下课骂我“告状精”，张浩辰则有次直接指着我鼻子，用带着嘲笑的凶狠语气说：“你真笨，管不住我们就让别的老师来。”
后来，我学着采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在课堂秩序涣散，或者学生做出不当行为时，平静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例如“你们是我很重视的学生，我希望与你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这样的行为会让我难受，觉得没有被你们喜欢和尊重”。二年级学生并非不能理解这样的表达，但大多无动于衷。
我也会单独问他们对我什么感受，想要什么样的课堂。有些平时调皮的男生在这时会想一下，认真地跟我说：“熊老师你对我们太好了，不够凶，不打我们。你要是也凶，我们就会听话了。”沈欣则只会甩下“你别来管我”“上学烦死了，X老师前几天还骂我”，就拒绝进一步交流。
有几次，面对失控的课堂，我实在控制不住流了眼泪。那种流泪不指向失望、生气，也不包含任何逻辑和思考。它只是疲惫和无力的产物。这时往往会有几个男生大声喊道：“别闹了，你们把熊老师都惹哭了。”我也知道这样的行为并不专业，会尽快收拾下情绪，再用平和语气向他们表述我刚才的心情和对他们的期待。课堂会安静一会儿，但通常也维持不了太久。
一天，这样的事发生后，邓心慧在晚上用她母亲的手机给我发了条微信：
“熊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的我以后会好好听课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回道：“好，希望你能够做到。”其实我已经不记得她那天的表现了。
过了半小时，她又发来消息：
“熊老师，求求你给我潘老师电话号码”
潘老师是在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支教老师，带过他们学前班和一年级。有时数学题涉及到不同地名，我想着给学生拓展些知识，会在电子白板上搜出中国地图，二年级学生就会问潘老师的家乡黑龙江在哪。我不知道在对我的愧疚和对潘老师的想念之间，邓心慧建立起的是怎样一种情感关联，也不知道我给了她电话号码之后，她有没有打去电话、聊了些什么。但邓心慧的表现确实有所改变。她逐渐不再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待我，上课也积极许多，即使遇到不会的问题，也常要举手回答。
某个周五放学我陪他们回家，路上邓心慧问我的生日，我只模糊说了五月。五一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她在数学课后给我送来一张画。我打开一看，上面画着蛋糕和飞舞的蝴蝶。
我当然会因此高兴，但已不像之前，从中汲取到不切实际的乐观。邓心慧的数学基础太薄弱，自主完成作业也依然吃力。学习热情的短暂提升，还没法反映到她的成绩上，更没法让她产生成就感的正反馈。至于她理解和表达感情的方式，真的会因为我而改变吗？我想到她与潘老师的关系，想到我与她相处最多也不过两三年时间，再想到高年级后她要转去乡里的中心校，那里一个教室挤满五六十个学生，像她这样成绩、性格、家庭都不突出的孩子很难得到老师单独关注，就不能再想下去了。
况且，更多孩子呈现的是相反的趋势。五一后，作为一年级的班主任，我准备了些种子，让学生分组培养两株向日葵。这本是个简单的班级管理活动，用以丰富教室环境、提升他们的集体感和责任心，二年级班主任也开展过类似的。结果沈欣和几个二年级女生看到，再次拿“偏心”指责我。第一株向日葵发芽后，一年级的常跑来和我说，二年级学生会站在他们班门口，威胁要把它掐断。
一天晨读，一群一年级孩子委屈地抱着花盆来宿舍找我。花盆里的绿芽残留无几，露出更青翠柔嫩的截面。我看着它，想着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是让这些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了，还是更加坚硬。
一位同事这么评价我和学生的关系：“当一个孩子在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里成长久了，你突然给他/她一个特别安全自由的空间，他/她释放肯定不只是善，也有恶。”
这是个残酷的事实。更残酷的事实是，我为他们创建一个安全空间的尝试，于我、于他们，可能最终都是一场幻觉。
到了六月，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二年级的教学失败了。课堂纪律不受控制，学生成绩依然在全乡倒数。在一次试图把张浩辰拉回座位的尝试中，他先是咬我，又把我的胳膊掐出了血；沈欣则学会了不停质问我“为什么要上学”，我用大道理解释，她就用手指堵上耳朵。临近期末考试，我只得与另外几位老师换课，让他们代我进行教学。
“为什么要上学”的提问并非出于纯然无知。恰恰相反，它体现的是孩子们对于自身境遇的敏感。小卖部老板问及我的学历和现在这份志愿工作的收入，下意识问的是“哟，那你家供你读书要花多少钱啊”。沈欣的哥哥在村小名列前茅，但到了乡里的中心校读五年级，成绩只能排到中等。我听其他孩子说，他已经染了头发，开始和校园里有名的小混混玩在一起。而从乡里考到县城读高中，又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是不少学生哥哥姐姐的命运。
一次我和一个叫吕维斌的四年级男生聊天，说到他在县城读高三的哥哥。我问他哥哥的成绩，吕维斌笑了：“他模考只能考三、四百分，应该也上不了什么大学吧。”
“那他准备去做什么？”
“前几天我哥回家，我爸还问他这个。他说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
“那你呢，你想做什么？”
“嗯……”他想了一会儿，没说出个答案。
“那你有什么崇拜的人？”
“你知道飞姐吗？”他兴奋起来。“我在快手上经常看到她，她特别厉害，在贵阳做电商卖东西，挣了好多钱，还有好多徒弟。”
我想起自己老师的身份，抓住机会教育他。“我老家也有一个类似的，叫小杨哥，你是不是也刷到过。”吕维斌点点头。“他们虽然学历不高，没上过什么好大学，但肯定也是很努力、动脑子的，对吧？设计那些短视频的创意、锻炼直播时的口才，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你们也是，不能只看人家成功后的结果。不论想做什么，本质都是和在学校学习一样，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花时间钻研。不然浑浑噩噩的，做什么都不会有好结果。”
“不然就要去广东打螺丝了。”他用双手做出在短视频上学到的“打螺丝”手势，又笑了。
我又问他，身边的人里，有什么他崇拜的榜样。
他说他觉得他的表姐很厉害。她中考的分数过了普高线，家里人想送她去县城读高中，还说只要她去读，电脑、智能手机都可以给她买。可她觉得读高中压力大，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还要花家里的一笔钱。后来她去昆明打工，在餐厅当服务员，又认识了个男朋友。过年前，两个人打视频回家，背后是一排漂亮的运动鞋，一个个问家里的小辈亲戚喜欢哪双。
吕维斌指着脚上印着NKIE的金色篮球鞋：“这就是我表姐、表姐夫给我买的，帅吧。”
支教后，我常想起同在西南山区的张桂梅，想到的不是“情怀”“坚守”，而是报道中她拿着喇叭训斥学生、要求女生一律剪短发的严厉形象。在她的“成功”面前，我最初怀揣的支教想象似乎过于幼稚了。后现代的人们希冀从现代秩序中获得自我解放，但前现代的社会是否要先经过规训，才能进入现代？是不是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将一种秩序、一种评判标准灌入到这些孩子体内？但难道不正是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将他们置于弱势地位，先加剧了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又以“野”“愚昧”“不上进”之名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
后来，我听几个四年级男生说他们喜欢科比，常在快手看他的集锦视频，便从家带了本科比的画册。高中时，我和一位同学都热衷于与狭隘势利的班主任作对，被发配到看不见黑板的角落做同桌，经常一同幻想着推翻世间所有旧秩序。高二结束，我选择退出这个所谓的理科实验班，他送了我这本画册，扉页写了句科比的话作为寄语：“Everything negative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rise.（一切消极的事物都是我崛起的机会。）”
把画册放到四年级图书角时，我把这句话解释给凑过来的男生听。他们翻了翻画册，兴趣寥寥，静态的图像显然没有短视频生动。这些孩子对秩序的无感来自于他们向来都在秩序的边缘，对比之下，我当年试图超越和重塑秩序的“叛逆”，简直如同一种特权。让人崛起的，从来都不可能是消极的事物本身。
七月初的一天早上，天空飘着细雨，薄雾笼罩着江峡和半山腰上的学校。这是我支教第一年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一二年级即将开始第二天的期末考试，不用监考的我便可以提前离开。我站在大门口，拉着箱子，等待着来接我的车。
前一天，来监考的乡中心校老师带来了不确定的消息：我们村小总共只有五六十个学生，按照现行政策，下一学期有可能整体合并到乡里或其他村点大校，也可能先并新的一年级，等到现有年级全部毕业，便自然消亡。有的家长已经听说了风声，提前做了在乡里租房子陪读，或者让孩子跟着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去省会、东部读书的准备。但更多家庭只是被动等待着决定正式通知的那一天。在教育这件事上，他们拥有的能动性向来有限。
我正担心着下学年还能不能回到这所学校、见到这些孩子，几个二年级学生看见了我。最后两周我没有给他们上过课，他们和我的关系倒也没有因此疏远。沈欣、邓心慧则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威胁我，说我要是再不给他们上课，她们以后就天天在课上捣乱。
“熊老师，你要走了吗？”他们跑到我身旁问。
“嗯。”
“那你下个学期还回不回来？”一个男生瞪着大眼睛问我。
我犹豫了下，笃定地回答了他：“我会回来的。”
车子来了。一幕幕熟悉的景色和雨滴一同，沿着窗户飞快地向后逝去：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过的小广场、浑浊的江水、如同睡兽般沉默雄壮的群山。我想着我和他们的相处，想着记忆中那些欢乐、亲密、无奈与挫败，几滴不同于过去一年其他时刻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夏天，我回到了城市。在香港西九龙，M+博物馆门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几个十几岁的男生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袍，颈上系着绶带，手捧鲜花在拍小学或初中的毕业照。他们身后是碧海蓝天和维港两岸的华丽天际线，旁边几个更小的孩子在追逐打闹，用英文骂着彼此“cheater”。在家乡，一座二线省会，听我说乡村学校还有体罚，一位在省示范中学当英语老师的亲戚惊讶地问：“他们的家长没有意见？他们不会拿自杀、抑郁症威胁你们？”她坐在饭桌另一侧的儿子，一路考上了顶尖985的本科、硕士，如今研二却吵着要退学，说再也受不了实验室的沉闷枯燥。我问他想做什么，他说，别的他都没做过，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们比我的学生更幸福吗？他们生活的世界，和我的学生的，究竟是相互割裂，还是不过是同一座金字塔的不同切面？而在城市的教育、工作、生活里也时常找不到位置的我，又凭什么相信，到了乡村，自己能成为扔出救生圈的那个人。
暑假期间，吕维斌从快手上给我发过几次私信。他说他遇到蛇了，又说他哥哥高考考得不好，已经去了广东打工，他盼着哥哥回来，这样就可以有人陪他玩。他让我给他拍我家的照片，普通的城市小区，他回我“好漂亮的城市啊”“你家太有实力了”。我问他暑假作业写了多少，他说：“一字没写，除了扯花椒还是扯花椒，没有时间写。”比起数学题目，他更熟悉的是往年最高卖到五十块一斤的花椒，前两年还能卖二三十，今年只卖到十多块。
低年级的孩子没联系过我，我却常常梦见他们。有次我梦见在放学的山路上，我们几个老师和孩子们走着走着，突然被一片大雾笼罩。等穿过云雾走到山下，我们都老了，学生们都长大了，学前班的都不再要我们背着或牵着了。其中一个最可爱的孩子变成最成熟的大人，带我们坐上一班火车，去找她不存在的爸爸妈妈。火车穿过大山腹部的隧道，车厢一片漆黑。我们就坐在黑暗中，听着自己虚弱又响亮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