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卡特中国中心主任刘亚伟：卡特留给中国什么？

图为1979年1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世人缅怀着他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卡特对中国的情怀除了见证美中建交之外，还有人道关怀及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支持。本台记者唐家婕就此专访卡特中国中心主任刘亚伟，探讨卡特为中国留下哪些政治遗产。

从“反美青年”到卡特的中国得意助手

记者:刘老师好，您从1998年出任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2005年成为主任至今，跟着卡特总统也超过20年了，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跟卡特总统的渊源?

刘亚伟:跟卡特总统的渊源最早是1978年，我在念大一，突然在高音喇叭里面听说中美建交了，卡特是建交总统。我们当时很吃惊，因为那时感觉自己的使命就是消灭美帝国主义，怎么突然广播就传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1979年春节，邓小平就到美国访问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卡特)、看到美国是怎么样的。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美国非常腐败，美国是日薄西山，中国是一天天地好起来、美国是一天天地烂下去。突然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美国，看到卡特总统在白宫里接待邓小平、搞晚宴，然后邓小平到亚特兰大、休斯顿、西雅图。突然感觉，美国跟我们之前听到和看到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1989年，我到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念书。卡特是杰出教授，每年的秋季都跟国际学生见面。1996年, 我的老师帕斯特(Robert Pastor) 在卡特中心工作。他说，你要不要参加卡特中心在中国做的观摩选举? 我说，中国没有选举，选举我一点不懂。他说，那没关系，我让你慢慢更多地了解选举的事。

1996年，我参加了卡特中心组织的对尼加拉瓜的总统选举的观摩，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卡特 。1998年我正式到卡特中心以后，差不多每两、三个星期，每个月都能见到他，一直到我最后一次陪他到中国去访问是2014年的9月份。

记者: 你常跟卡特一起到中国访问吗?

刘亚伟: 我应该是2001年第一次陪他去中国，2014年最后一次陪他去，中间可能估计是6次到7次。从2007年之后，基本上每年他都到中国去。

卡特的中国情缘

记者: 卡特卸任以后，为什么会这么常访问中国呢?他对中国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

刘亚伟: 他第一次到中国时还是美国海军、潜水艇上的军官。那是1949年，他到青岛、上海。到后来他从部队离役、在美国从政后，再到中国已经是1981年，那时他离开白宫了。邓小平邀请他到中国访问 ，说你是“建交总统”，随时到中国来我们随时欢迎。

1979年8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爱荷华州柏林顿市公园内，检视一尊旧式海军舰炮的炮管。

1996年后，卡特中心开始观摩中国的农村选举。那个时候，开始卡特去得比较频繁，也开始做一些增进中美相互理解的活动。卡特最后一次去中国2014年9月份，他马上90大寿、中国建国是65周年，也是中美建交35周年。

记者: 卡特总统有没有跟您聊过，他对中国印象的改变?

刘亚伟: 他后来每次讲的就是，49年看到的中国还在内战期间，81年看到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接着每次来中国都跟上一次来不一样。这个日新月异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新的景象，也是中美建交带来的变化。

卡特心系中国政治改革

记者: 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除了推动与中国学术机构的合作，上世纪八零年代，做义肢、帮助聋哑盲人提供教育，再到关注乡村基层民主选举，也曾推动中国基层选举?为什么这项工作对卡特总统来说是重要的?

刘亚伟:卡特中心的一个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巩固民主。除了公共卫生项目众所周知，其他就是选举观摩。当中国政府邀请卡特中心去观摩选举，但在中国观摩的选举跟在我们在其他国家观摩的选举不一样。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总统、议会的选举，或全民公投，在中国观摩的选举实际上是最小、最基层的村委会的选举。

观摩之外，我们后来也在选举程序上提供技术帮助，让选举程序的规范化。我们把村委会选举搞成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项目。我们2002年创办了中国选举治理网 ，但这个中文的网站现在剩在美国还可以看到，2012年(从中国)下线了。

我们网站因为是中文的，大部分的编辑、技术人员都在国内。我们当时还在国内搞培训，培训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居委会成员，以及推动信息公开。虽然卡特中心在中国没有办公室，但我们在国内有一些帮助我们和地方政府或者与非政府组织对接的人。

2012年 国际NGO组织中国受阻

记者:2012年对在中国运营的NGO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有报道说，习近平告诉卡特应该改变研究路线，不应该再继续在中国从事研究和监察农村选举议题，以集中国政府的透明度议题?

刘亚伟:对，2012年之后我们基本上就从中国所谓的内政方面退出了，开始做中美关系的事。因为中方当时传达的信息是: 你(卡特)是建交总统，希望你能够在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改善、增进两国人民了解方面多做一点工作。我们当时也很清楚，风向有点变了 。

记者:你说这个“风向”变了，对于想要看到中国经济及政治上改革的卡特总统来说，他是怎么想的?

刘亚伟:风向的变化是，如果你还要继续跟中国接触的话，那就需要做中国政府同意你或接受你做的事，否则卡特中心就变成地下组织了。

卡特中心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项目都是经过当地政府批准的，跟当地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出现了这样(反对)的情况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按照东道主的要求，去做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好的事。

记者:这几年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跟卡特理想的中美关系似乎背道而驰，他怎么谈这个变化?

刘亚伟:他觉得，两国因为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制度更不同，所以两国要想和平共处，一块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把不同的意见搁置、找共同点。

他经常说，他跟邓小平谈判建交的时候，中美的矛盾要远远大于现在，但当时还是把事情搞成了。所以他认为，无论是特朗普、拜登作总统，也应该能找到跟中国这个共同的点， 跟现在布林肯所说的:能合作就合作、竞争我们也不怕、发生冲突也可以，就是可以把整个的中美关系两分化或者三分化。中国则是感觉说要合作的话，那就所有的方面都应该意见一致，你不能一边打压我、一边跟我竞争、一边要跟我合作，那我是这个买卖我不做，所以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

1979年1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以国宴接待来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卡特中心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现在我们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探讨中国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能不能在各个方面展开实际的合作。

卡特留给中国的三大政治遗产

记者:您认为，卡特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刘亚伟:我觉得卡特总统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首先他是以身作则。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他视自己为普通人。他从白宫退下来以后，他能够为全人类、全世界做这么多的好事。大家一想到卡特总统，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高官愿意付出，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解除苦难。我觉得，这个是榜样的力量、灵感的力量，我觉得永远都不会消失。

其次，对中国来说，他是建交总统。中国爱说尼克松、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上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尼克松让基辛格去打开关系的渠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但是一直到7年之后，卡特终于做出了跟中国建交的决定，这笔账也应该记在卡特身上。

第三，卡特一直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接着中国经济走向正常化，还缺了一个政治改革的现代化。所以，后来卡特中心、卡特本人一直都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说美国人叫你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或者是中国按照某一个国家的模板去改，中国的改革一定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自己的政治设置和安排去改。所以，我们当时推动的是，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中国可以进行的改革?什么样的改革才可以让中国能够有序地、进入一个有选择、有问责的政治制度？我们在这方面，从1996年到 2012年，做了将近15年。

记者:卡特的平民作风一直被世人称许，你自己长期近距离相处也有这样的观察吗?

刘亚伟:对，他这个曾叱咤风云的美国总统离开白宫之后，也就是一个来自佐治亚州小镇的普通人。比如说，我第一次陪他到中国，中国准备了加长的轿车，他坚决不坐。我们所有卡特中心的代表团就坐一个面包车，大家都在一块。另外，他们给他准备的总统套间他也是坚决不住，就是说他和夫人普通的套间就可以。所以，每次到中国去他都住一个很普通的套间。

另外就是他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关爱，卡特中心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是花在对抗传染病，尤其在非洲被忽略的疾病，他目标要把几内亚龙线虫病消灭。卡特中心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全球每年病例是350万，到2022年只剩13个病例。卡特说过，他最大的梦想是在他走之前，所有的线虫也都能先走。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刘亚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