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逝世：“新冷战”局势下，留给美国的最大遗产

第39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于2024年12月29日安然离世，享年100岁。做为冷战时期存留至今的最后一位领袖，卡特创下了许多纪录，他是史载最长寿的美国总统、是第一位卸任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但任期内未曾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总统，也是卸任后访问北韩最多次的美国总统。

关于对卡特的印象，许多人可能只知道他是来自乔治亚州的花生农，担任过一届州参议员和一任州长后，便幸运的选上总统。然而在卡特任期内，世界局势变化多端，使他穷于应对。由于OPEC国家曾在70年代采取石油禁运，导致原油价格飙涨、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深受高通膨与高失业率所苦，卡特的民望也随之滑落。

对外，卡特以自由（理想）主义纳入外交准则，他认为自由（理想）主义是一种现实的方式，道德原则乃是发挥美国权力和影响力的最佳基础。卡特坚称其政府不会将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对侵犯人权的他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如减少援助或军事支持，迫使各国遵守美国的要求。

不过，卡特对侵犯人权国家其实有差别性待遇。像是尼加拉瓜当时的独裁总统苏慕萨（Anastasio Somoza Debayle）犯下人权暴行，但没有受到卡特政府惩罚，相反的，美国担心共产势力夺权，反而武装了独裁者军队，让他镇压左派游击队。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亚太、非洲等地，显示地缘政治因素超越了人权考量。

又如为对抗全球最大的共产国家苏联，卡特决定和亚太最大的共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放弃传统盟友的中华民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台湾人应该都很清楚 : 美国参众两院为纠正行政部门和中华民国简单残暴的断交，1979年制定生效的《台湾关系法》，提供美台延续关系的法源，暂时保住了风雨飘摇的台湾。

虽然与共产中国建交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与美国利益，但卡特在晚年访问台湾时，曾表示承认北京是亚洲安全的关键，且对亚洲人权进展有利。在他看来，当时的国民党是受美国保护的独裁政权，后来和美国断交才转变成为自由繁荣的民主政体，而美国与中国建交有助于该国改善人权，并缓和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无论同不同意上述说法，做为中国人民老朋友，卡特和他创建的智库一直不遗余力的推动美中交流。2014年纪念两国建交35年时，卡特表示中国在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绝不是美国的威胁，他强烈赞同习近平的“太平洋足够容纳两国”论，表示美中两国只要能存同存异，就能带来和平与利益。

到了2019年美中建交40周年时，卡特更进一步为中张目。他表示自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不断和外国打仗，像是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而中国则爱好和平，未曾参战。如果美国把3兆美元军费用在国内，美国也会有高铁，基础建设、教育体系等都可以得到更新升级。

不管是出自国家或个人利益，卡特都未曾掩饰对中国的偏好。当川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卡特认为中国应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对美贸易壁垒等障碍，但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国安为由阻挠对方的合法商业行为，他更敦促华府应修补两国关系，共同处理全球议题。

卡特对中国的观点与美中关系的判断，未来应很难再成为两党共识，但这不代表卡特的遗产——如人权外交会被弃若敝屣。相反地，华府政客们更懂得利用站在人权大纛下为美国政策辩护，像是以维吾尔人或香港人的自由作为攻击习政权的武器，也凸显出卡特过分强调与中交往而刻意忽略中国人权的双标。

▌美俄中如何走向“新冷战”局面？

另一方面，卡特对待头号大敌——苏联的态度截然不同于中国，也能看出卡特政府的矛盾之处。在上任之初，卡特认为虽然苏联决心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但美国已经到了摆脱冷战紧张局势的时候，于是他采取和缓政策、积极接触苏联，终于在1979年和苏联共同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 Treaty）。

然而，该年苏联挥兵阿富汗破坏卡特的布局。国会担心莫斯科重拾扩张政策，入侵阿国乃是苏联试图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第一步，因此并未核准SALT II 条约，做为对苏联的警告。此后，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军援阿富汗圣战士，与苏联代理政权作战，也种下911恐攻的远因。

同年又发生伊朗人质危机，伊朗革命民兵占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扣留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卡特政府在1980年尝试拯救人质，却因意外坠机导致数名美军死亡，使卡特声望大跌。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卡特决定改弦易辙，以强硬的姿态回应外交困境与挑战，像是对苏联禁运农产品、抵制莫斯科奥运等。

最令外界吃惊的，应是卡特对于使用核武的思维。根据解密的第59号总统令（PD-59），卡特放弃大规模核打击的战略，承认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下令开发用于攻击特定目标的小型核武，让美国能够更灵活而持久的应战。这和卡特宣称的对苏和缓截然不同，这份文件的精神也成为日后美国总统的核指导原则。

在卡特逝世不久前，普丁宣布俄国将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等于是中止核军备扩散机制，除了提高使用核武风险，更关闭美俄之间硕果仅存的沟通管道。New START的前身之一即是SALT II 条约，过去美苏还可凭借默契进行裁军，但现在若无查核机制，双方将加深不信任感。

当然，这不意味着核战一触即发。对俄国来说，裁军协定向来都是与美国议价的筹码，普丁政权试图将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归咎于西方，并指责华府破坏New START，以强化未来退出的正当性。此外，还希望借此说服华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增加对乌克兰核讹诈的力道。

而对美国来说，华府已表明将继续遵守新的 START 限制，目标是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并减少对核武的依赖。不过，传统核吓阻通常是两方博弈，但如今核大国的军备控制越来越复杂，会涉及区域内与区域外的各个参与者，华府很清楚现在要应对的是俄国与中国两个对等竞争者，也将尝试三方或多方限武。

这就彰显出美国所身处的后冷战环境产生了极大变化，冷战随着苏联崩塌告终，冷战的历史，也随着冷战期间最后一位美国总统离世而终结。但人类的冲突并未就此升华，反倒转向有“新冷战”的趋势，尽管此词未能充分形容美中与其他玩家面临的态势，华府仍得重新审视其战略。

▌卡特与美国“两面政策”基础

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华府有部分人士促使美中脱钩，基于经济相互依赖、中国市场规模等因素，美国仍有支持继续与中国交往的声音，卡特即是其中之一。西方阵营也不似过去与苏联集团壁垒分明，无论欧洲或亚太盟邦多少都和中国有经贸往来，因此华府对待中国的方式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大相径庭。

尽管卡特奉自由主义为圭臬，但美国与世界都不允许他一个人的武林，因此卡特政府只能在自由主义和现实政治间摆荡，加上运气不好，终究被贴上软弱与失败的标签。甚至有学者将美国总统外交路线矛盾导致一事无成的现象，称之为卡特症候群（Carter Syndrome），同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就有这种倾向。

说穿了，美国总统应该永远都保持两面政策，这不是大棒与胡萝卜（Carrot and Stick）这么简单，而是与对手完全摊牌前，仍能在吓阻与共存、遏制（containment）与化解紧张之间走钢索。以网红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又要骂人又要赚钱，卡特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把持平衡，往往倾向于赚钱的一方。

最后，如果历史能置换，让卡特在冷战后担任美国总统，在这段美国独霸、权力真空时期，他可以尽情使用自由（理想）主义政策，打造更多的和平议程。但当体系出现新的竞争者，卡特这套把戏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在美国面临中国挑战当下，卡特留给美国的最大遗产，或许是提醒华府使用双面政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