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眼睛疼、掉头发,检查发现患上"不死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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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眼睛疼、掉头发,检查发现患上"不死癌症"

作者|沈后

编辑|张瑞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2024年10月下旬,系统性红斑狼疮与“安乐死”一道登上热搜,引起了巨大关注。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好发于育龄期女性,近年来已由既往的急性、高致死性疾病转为慢性、可控性疾病。

这可能构成了不少人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主要印象:被“选中”的通常是年轻女性;需要长期使用激素,副反应大,尤其对容貌有影响;患者在生活上有诸多限制;没有特效药,发展到最后无计可施……

这并不全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其患者的真实图景,我希望能了解、呈现更多。这两个月,有5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向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们都是女性,确诊时长分别为两个月、9年、11年、21年和45年,有人一度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最后依然做到了与疾病长期共存。



Lupus can do everything

去年十月,26岁的杨槐结束了在风湿免疫科的住院,带着9种药回到家。这次住院,她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以下简称SLE)。

最早的苗头可以追溯到2024年4月,右手手指出现晨僵,当时她在一家培训机构兼职教课,正值考前冲刺期,每天有三四节课,她想,或许只是“字写得比较多”的缘故。5月,膝关节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也被她归因于“坐得比较久”。她在线上问了两次诊,得到的诊断都是腱鞘炎。

到了夏天,考试季结束,工作量降下来了,症状却没有缓解。她反思,高强度工作的这三个月,自己每晚十一二点下班、一两点睡,而且必吃夜宵,体重涨了10斤。应该是因为这些才身体不适吧,抱着这种想法,她开始规律作息,自己做健康餐吃,配合少量运动。

坚持了三个月,体重减了18斤,但症状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严重:从肩膀到脚踝,全身关节游走性疼痛,“疼到已经不像人了,穿衣服都需要人辅助,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体力“连一个老年人都比不上”,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头发掉的量“非常恐怖”,有了显眼的发缝,而她原本的发量,去理发都要两个Tony老师合作……

她终于决定去医院看看。备选科室有两个,骨科和风湿免疫科,她优先挂了风湿免疫科。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她默默许愿被转入骨科,这意味着她患的是可根治的炎症,而非无法根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结果天塌了,医生说有80%的概率是SLE。”她换到当地最好的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检查,在症状出现半年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



杨槐住院时,

医生用SLE疾病活动指数表对她做的评估

杨槐对SLE的初印象源于高中生物课本,隐约记得它是“自己攻击自己的病”,可能的并发症比较多。Michael Jackson、Lady Gaga、Selena Gomez都是SLE患者,Selena Gomez受到狼疮肾病的困扰,于2017年移植了好友捐赠的肾。2023年末,同样患SLE的港星周海媚去世,使此病登上热搜,不少文章用了一个如今已不那么贴切的词来称呼它——“不死的癌症”。

根据2023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发布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规范》(以下简称《诊疗规范》),SLE女性患者与男性患者的比例约为7~9:1。我国的患者总数,《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发展报告2020》)给出的估测是100万名,发病率居全球第二。

SLE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已知与遗传、性激素、环境(如病毒与细菌感染、紫外线照射)等多种因素有关。在风险因素的作用下,参与体液免疫的B细胞过度增殖、活化,产生多种自身抗体,攻击正常的组织和器官。抗体游走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可能受累。医学界流传着一句话:“Lupus(狼疮) can do everything.”

《诊疗规范》中列举的SLE的临床表现有十大类,具体症状更是不计其数。我接触的患者在疾病初期的临床表现各不相同:确诊21年的萧雨最初的症状是面部红斑;确诊11年的陈珊妮最先被攻击的是肾脏,因为面部水肿就医,一住院就被发现排的是泡沫尿;而确诊9年的施瑶是从“头疼、眼睛疼”开始的,接着和杨槐一样关节受累、脱发,还低烧不退,最后让医生起疑的是她的血红蛋白低到60g/L,属于重度贫血。

她们最先求助的科室也五花八门,萧雨看的是皮肤科,医生一度让她用了治疗痤疮的药,陈珊妮看的是肾内科,施瑶则是辗转脑科、眼科、骨科后,才被引向风湿免疫科。



让人又爱又恨的激素

上个月,杨槐有点为食欲增大而苦恼,她变得很容易饿,不是过去那种“肚子咕噜咕噜叫还可以忍一下”的饿,而是那种必须“立马有食物进到肚子里”的饿。

这是服用糖皮质激素带来的影响。糖皮质激素是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控制SLE病情的基础药物,因为它的应用,SLE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50%~60%升至90年代的超过90%。

激素的副反应是影响SLE患者依从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患者们向我讲述了激素的各种副反应:施瑶是从每天12片激素吃起的,头半个月,她一两个小时就醒一次,醒来一身的汗,后来病情严重时她用过更大剂量,“大半夜在医院走廊跑,已经亢奋到那个地步了”;萧雨刚确诊时每天吃8片激素,角质层变得很薄,“一碰就会疼”;杨槐出院两个月,每天的激素量从三片减到两片,她的体毛开始旺盛,手毛和唇毛变粗变长,“以前眉毛有的地方是空的,现在全部长出来了”,原本没有毛的肚子也“长了好多”。

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满月脸”和“水牛背”。陈珊妮在生病的头几个月有很重的容貌焦虑,当时她18岁,刚上大学,身边的同龄人“都在变漂亮”,自己的脸却“肿得跟猪头一样”——这个形容她重复了好几次。

那几个月,她一直藏在家里,不和过去的朋友见面,甚至自己也不太敢看自己的脸。更打击她的是,父母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患了SLE,对外都说她吃胖了。“对大人来说,可能吃胖了没什么,但是我那么爱美,人家都会觉得,你是多贪吃才会吃成这样?”她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还得陪着笑应和:“对呀,是吃胖的。”

和萧雨见面前,我看过她18岁时的照片,脸肉肉的,那是她吃了三四年激素的模样。后来我得知,20岁复发时,她重了近40斤。

尽管都被激素的副反应而困扰过,她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向我强调了规范服用激素的重要性。萧雨有过教训,当时她的病情已稳定了五年,每天吃两片激素,她自己并不急于减量,因为“没有太大的感觉”,但父母新找的中医不这么想。舒适的状态由此被打破,起初是肠胃功能变差,“老不消化,胃疼,要不就是吐,要不就是拉肚子”,接着红斑隐约复现,伴有轻微的肢体水肿,最后,一场高烧让她住进了医院。

这次狼疮活动比第一次糟糕多了,入院时,她的心包腔、胸膜腔和腹腔都有积液,肾脏已严重受累,而此前多年,她的重要脏器都未受影响。

抗疟药和免疫抑制剂也是较早被用于治疗SLE的药物,多是和激素进行联合治疗。进入21世纪,生物制剂的出现为SLE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方向。2019年,首个治疗SLE的生物制剂贝利尤单抗在我国上市,施瑶一度受益于它,她属于难治性患者,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后来贝利尤单抗对她也不太管用了,好在又有了新药,如今她用的是三年前上市的泰它西普。

此外,已对血液类癌症展现出不错的治疗效果的CAR-T疗法,也有了使SLE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案例,目前在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中。

随着医学进步,将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有机会选择少激素甚至无激素的治疗方案。在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协作组(以下简称CSTAR)注册的患者中,约有15.9%的人没有在使用糖皮质激素。萧雨已停掉激素七八年了,现在的她,脸上几乎没有赘肉,下巴尖尖的,体重看上去不过百。她的日常用药只剩两种免疫抑制剂。“医生说再恢复恢复,可能就剩到一种”。



失去的机会

SLE好发于育龄期女性,根据《诊疗规范》,女性发病年龄多为15~40岁。不少患者发病时正处在学业、事业的关键节点,有人的人生因为治疗停滞了一段时间,有人则受到了更深远的影响,人生走向了另外的轨道。

萧雨13岁发病,她是体育生,当时已是省队队员。原本家里对她的规划是尽力往国家队打,如果几年内在国内无法崭露头角,就去国外试试。

生病后,她依然留在队里,但训练强度低了不少,SLE患者不能过度劳累,父母不许她像过去那样练了,医生也不许。她没有再参加高水平赛事,而是走了一条更安稳的路——考进体育大学,毕业后做一名教练。

陈珊妮曾把公务员视作自己的职业目标,为此,她特意去考了专升本,比同学多读了两年书。后来她才得知,SLE是被《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明确列为不合格的疾病之一。

毕业后,她在电商行业做主播,岗位要求没那么“卷”,身体完全承受得住。尽管她做得不比别人差,两年后还是被迫离开了公司。主管只说“这个岗位不要了”,让她自己辞职。她心里清楚,是老板看她偶尔请病假去复诊,觉得她身体不好,既不方便在工作时施压,也怕承担责任。“但生这个病又不是我们的错。”她一气之下签了辞职信,连应有的赔偿也没要求。

27岁的施瑶自嘲是比较倒霉的SLE患者,她的两次疾病爆发撞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场考试——一次是艺考,一次是考研。

她是美术生,确诊时正在一家知名画室集训,冲刺几个月后的联考。她的目标是最棒的美术院校,集训期间,她每天深夜一两点睡、凌晨六点起,恨不得把自己“钉”在画架旁。

医生推荐她住院,她申请回家吃药,“我还得集训呢”。没想到回去后连起床都很困难,脖子疼得动不了,双手正常放着都在抖,根本无法练习。

直到联考前十几天,她硬撑着回到画室。手指受不了凉,就戴上手套;长时间握笔会僵,就拿胶带把笔缠在手上;头痛连带着左眼痛,就用纸巾遮住左边的镜片,用一只眼睛继续画。

她咬牙通过了联考,却在随后的校考接连折戟,一张合格证都没拿到。每所学校都曾离她很近,央美再多五六分就能拿证,中传过了二试。其他学校也只差了一点。“如果我没有生病,我是有这个希望去搏一搏的。”



?视觉中国

她强烈要求复读,但父母不同意,“他们说,你的身体不允许”。母亲还说,医生也建议她最好不要再经历一次高三。她拖着病躯,没有抗争到底的力气,无奈地接受了。

在美术生这条路上,她的选择只剩下那些承认联考成绩的二类院校。最后她去了一所二本,不甘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大学生涯:“我一直煎熬于,我该在这里吗?我本该在哪里?”

确诊后的第七年,同样的事再次上演。那年,她辞掉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准备考研。当时正值疫情,培训机构停课,她在家自学,渐渐地,发现自己很容易疲劳,有次她连续睡了15个小时,最后是被家里的猫咬醒的。

培训机构复课的前一天,她陪母亲去医院,自己却因为心率过速被急诊医生留下。一检查,血红蛋白低到50g/L。

她被推入抢救室,在那个“分不清白天黑夜”的地方待了好几天,一度出现自身免疫性溶血,自身抗体与输入的红细胞发生反应,越输血指标越低。

她前后住了半年院,频繁高烧,最高烧到四十几度,指甲都烧烂了,皮疹也很严重,满脸都是,胸、肚子、后背时不时就“烂一小块”。后期,医生不得不采用激素冲击疗法,以百倍于日常口服剂量的激素去冲。

原本她还惦记着考研,把书带到医院去背,结果“一冲完激素就不是我了,人在床上躺着,魂在上面飘着”。她问我:“你知道喝醉酒的感觉吗?比那难受多了,你能听到自己的血液在流。”

最后她放弃了考研:“考上了也没什么用,该上不了班还是上不了班。”母亲说,她就是“在家享福的命”。



在亲密关系中,

“不把自己想得比别人低一等”

曾经,施瑶梦想着早日组建家庭,有个自己的孩子。她和初恋谈了三年,感情一直很好,后来对方准备出国,临行前,他和父亲的聊天记录偶然被施瑶看到:“他说我有这个病,他爸说绝对不行,然后他说,我知道,等我出国之后,看看能不能慢慢断了。”

施瑶早在被追求时就告知了自己的情况,当时对方没有表现出介意。恋爱期间,施瑶很少因为病痛向他传播负面情绪,也从未请他陪自己去医院。“但是我一有点什么,他就往(疾病进展)那方面想。不是这个病导致了我们俩分手,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和施瑶有着相似经历的SLE患者并不鲜见。“被分手”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方因为疾病可能带来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而有所顾虑,二是对方担心无法共同孕育出健康的孩子。

的确,SLE患者妊娠时自己和胎儿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高于普通人群。根据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协作组的统计,我国SLE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总发生率约为10.9%,作为对照,北京地区普通人群的数据是6.6%。

但SLE并非妊娠的绝对禁忌症。根据《诊疗规范》,当患者病情稳定至少六个月,激素用量少于每天15mg泼尼松(或等效剂量的其他激素),无重要脏器损害,停用可能致畸的药物足够时间后可以考虑妊娠。

陈珊妮是向合作多年的省会医院医生确认了自己可以生育后,才步入婚姻的。生长在闽南地区的她,长期浸染在婚姻与生育绑定的文化氛围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生育视作妻子应尽的责任:“如果我不能生小孩,肯定不结婚了,我不想耽误人家。你能遇到几个真的丁克呢?”

备孕期间,她换掉了原本吃的一款能通过胎盘屏障的药,将其完全代谢掉需要半年左右,她在调药一年后怀孕,此时,她的病情已稳定了四五年。



?视觉中国

她自认谨遵医嘱、小心翼翼地行进至此,没想到后续依然遭遇了来自“专业人士”的打击。

怀孕满三个月,她从老家医院的妇科转到产科,迎面而来竟是医生的讽刺:“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去生小孩。”同家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医生也一直叫她把胎儿流掉。

这些人的冰冷态度严重影响了她的情绪状态,她不止一次在诊室痛哭。如今回看,或许是他们接诊过的患SLE的孕产妇太少了,对自己的应对经验缺乏信心,才只给出了终止妊娠这一个选项。

陈珊妮相信自己还有其他选项。她找到了新的产科医生,后者愿意和一直为她治疗SLE的医生远程配合。她在30周时早产诞下一个女婴,孩子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月,出院时长到5斤,期间接受了两次检测,均未发现SLE标志性抗体。

萧雨也认可SLE患者在婚恋问题上容易处在弱势,但她希望病友们“首先要肯定自己,不把自己想得比别人低一等”。

她曾因为自己的病在择偶时降低标准,“不要求你多能挣,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对我好就行”。和现任丈夫相恋前,她有过一段婚姻,对方的家庭条件远不及她,人也不上进,但看着还算老实。

婚后她很快发现,对方并未给予她想要的关心,“该玩他的玩他的”。当时她住在婆家,空间狭小,只有一间卧室,晚上她准备休息,对方毫不顾忌地在客厅抽烟、打游戏。从领证到婚礼,她给了对方大半年时间,“但是他没有改,他连洗衣机都不会用,还老是借钱去花。”

办完婚礼的次月,她就从婆家搬了出来。为了离婚,她和前夫对簿公堂:“他还管我要60万,他们家可能觉得我找不着别人了,但我不是这么想的。”最后法院判她一分钱都不用给。

自此,她认定了一件事:在亲密关系中,千万不要因为身体原因而迁就,否则,“别人肯定也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去看你”。她迎来了更好的伴侣,长相、个头都比前夫出众,关键是对她好,能记住她说过的话。

2021年前后,医生开始建议她备孕,理由是她的稳定期已近10年,理论上怀孕时狼疮活动的概率会小一些,如果她这两年不要孩子,万一头胎有什么意外,她再花几年巩固好身体,年纪就大了,可能就没机会了。

2022年夏天,她怀孕了。整个孕期她都忧心忡忡,她曾经的一位队友也是SLE患者,比她先成为母亲,怀孕时不得不长期打针保胎,33周就早产了。她以为自己也得经历些波折,结果只在孕晚期被一小块肾结石短暂困扰了一下,除此之外一切顺利,“从头到尾一粒药没加、一针没打。”



所谓“正常”

确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施瑶坚信终有一天会把病情控制得很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为此,她“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正常”。

她努力忍受那些被慢性疼痛折磨的时刻:宿舍在五楼,爬一趟至少要休息三次,宿舍里是上床下桌的布局,每次下床都感觉脊椎在相互摩擦,痛得忍不住呻吟;开水房很远,提半壶开水回来,次日胳膊就只能保持半曲的状态;最严重时,扣子都系不了,弯腰系鞋带更不用想……

但她也在可忍受的范围内,享受了大学生活应有的缤纷。她在合唱团义务教唱,练了当时正火的韩团舞蹈,和朋友去英国、泰国、柬埔寨玩,还谈了恋爱。尽管每月都会因为复诊而缺几节课,她还是拿到了所有的学分,顺利毕业。“其实我挺满意的,因为该玩的都玩了,该学的都学了。”

她曾达到“医生口中的轻症”,激素减到每天一两片,关节问题也因为换了新药而几近消失。她一进诊室,医生都对小患者说:“你看这个姐姐激素都减到多少了,你看她现在也挺好,多瘦多漂亮呀。”约有一年的时间,她只需要两三个月复诊一次,最后医生说:“激素我给你停了吧。”

停掉激素一直被她视作回归正常生活的里程碑,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很高兴。然而,仅仅一两个月,她就复发了。进抢救室前,她听到又要加回每天十几片激素,心态瞬间崩了,从轮椅上滑落,趴在地上抱头痛哭。

此后半年,她一直控制不住情绪,哭得医生都害怕,脑内浮现出“死亡”的字眼。她一去医院就想跑:“正常人可能会想,‘不想去医院,那也得去’,我是真的跑了。”

没人能说清何以至此。或许是期盼已久的正常生活再次崩塌对她打击太大,或许是在抢救室目睹的尊严丧失和死亡震撼了她,或许是激素冲击多少影响了她的大脑。后来她去了北医六院,开始吃抗抑郁药,一年后才慢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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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是SLE患者们在解除病痛之上的高阶目标。我问了每一位受访者,觉得目前的生活是否符合她定义的“正常生活”,萧雨的回答是最肯定的。

萧雨确诊于本世纪初,当时网络还不普及,她的母亲在书中翻找SLE的介绍,上面写着,最长能活五年。医生建议她的父母再要个孩子,父母怕她心里有疙瘩,没这么做。她多年后才听母亲以玩笑的态度讲起这些,当时已过了“五年之期”,原来这个数据早就过时了。

20岁时,她目睹了这个疾病最凶险的样子。当时她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那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疑难患者,她记得有位南方阿姨的雷诺现象极其严重,手指全都黑了,险些截指,还有一位患狼疮脑病的西北女孩,11岁,“整个不认识人了,她爸问,我是谁,她说,你是我老公,还说天上有只驴在飞。”

有两位和她做过室友的姐姐在出院后去世。一位是肺动脉高压,日常走路都很受影响,容易心悸、昏厥,而且不能生育。住院时她刚刚结婚,她的病是恋爱时查出来的,她向男友提出不结婚了,对方说:“我一定得娶你,因为我答应你了。”转年萧雨就听说她病情恶化,想从老家叫个救护车送到北京,救护车下午来接,上午人就没了。另一位是大动脉炎,老家的医院诊断得不清晰,到了协和才接受到正确的治疗。她看上去不太严重,还和萧雨说笑。后来萧雨给她发短信询问恢复情况,是别人代回的,说她已离开了。

她们的生命都定格在了26岁。萧雨在去年秋天庆祝了35岁生日,她偶尔会有这样的闪念:“啊,我过了26了。”

她回归正常生活已超过10年。平日几乎没有忌口,也不刻意回避阳光,怀孕前,她每周玩一次密室,还干过“周五飞韩国、周日回来”或者“在英国一天逛两三万步”这样的事。她尝试过一些自己喜欢、但被不少病友视作禁忌的事,比如美甲、染发、纹身、医美,前提是病情稳定了至少三年。

她强调,自己并非要宣扬某些“危险行为”,SLE患者情况各异,咨询医生、认真研判再做决定是最稳妥的。她只是希望病友们能尽量活得有质量:“不能因为这一个病影响了整个生活,什么都没经历过,到最后肯定要后悔。”

经历了那次抢救后,施瑶一直居家休养。她的精神好了很多,但身体已恢复不到前些年的状态,除了时好时坏的关节,她的肺被查出间质性肺炎,心脏也跳得偏快,得坚持吃控制心率的药。



施瑶上个月复诊的诊断

她并不觉得孤独,母亲把下班后与她共处视作“最放松的时刻”,姐姐和朋友会在周末来找她玩。哪怕独自在家,也有六只猫、三只鼠、两只鹦鹉以及一群鱼和龟陪着她。

聊起这些伙伴,她总是神采奕奕,和谈论疾病时的状态完全不同。她时而打趣几只龟的不同性格,时而炫耀金鱼和灯鱼的伙食有多好,还招呼我凑到鱼缸前,看大尾巴的斗鱼跟着她转动的手指舞蹈。

她告诉我,好几只猫刚出生就来到她家,眼睛都没睁开,毛也没长出来。它们在街上被救助人员捡到,猫妈妈不知所踪,她就给它们当妈妈,日复一日地喂养。其中一只被送来时甚至没有她的巴掌大,也不会叫,有条腿露着一截骨头,“送来的人说可能是被黄鼠狼还是什么给吃掉了,看着特别恐怖”。她带它去宠物医院做了截肢手术,“当时觉得活不了,活了,长这么大。”



施瑶的猫

她还在画画,但心境不一样了。“我的追求不在遥远的伦敦、意大利,而在我这一间小小的陋室。我热衷于改造我身处的环境,我的目之所及。”



曾许愿活到20岁的她,

61岁还在与“狼”共舞

和二三十岁的患者们聊过天后,我想看看确诊更久的老年患者过着怎样的生活。

根据《发展报告2020》,SLE患者的10年生存率已升至89%,与国际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但25~30年的存活率仅为30%。后半句似乎有些骇人,不过无视它的患者也不少:它反映的是25~30年前的患者至今的存活情况,不意味着如今的患者再过25~30年只有三成能存活。

上个月,我和61岁的吴雁雁在她杭州的家中见面,她已与SLE共处了45年。



吴雁雁最早的病历

她16岁发病,先后出现雷诺现象、关节肿痛、面部红斑、发热等症状。一度被误诊为骨髓炎,用了可能诱发或加重SLE的青霉素,每天只能扶着墙壁去上学,因为关节已肿得看不见骨头,脑子也烧得晕乎乎。几个月后难受到濒临休克被送急诊,才得以确诊。

确诊的前三年,她的多数时间都在医院度过。当时可用的药物仅有激素和两三种毒性较大的免疫抑制剂,她的病情反反复复,药也加加减减。最严重时,她几乎每个器官都受累,头痛到睁不开眼、血压极低、胃出血、肝功能受损而有腹水、肾衰到插尿管、肌肉萎缩得像孩子一样……有近一年的时间,她吃不下任何东西,只能输营养液。

她从那个主动帮护士分发体温计、教病房里的孩子学英语的开朗女孩,变成了一言不发、让父母滚出病房、会独自坐在太平间门口哭泣的抑郁女孩。

20岁那年,她被请出医院,医生对她的父母说:“她喜欢吃什么就给她吃什么吧。”他们无计可施了。



吴雁雁生病头几年因为激素发胖时的照片

她觉得自己的病好不起来了,父母后半辈子都要因此受苦。她不止一次尝试轻生。最后一次,哪怕已卧床许久,为了去卧轨,竟也挣扎起来、一步步挪出家门。那晚,她被同学从铁轨上拉起来,回到家,发现外婆和母亲都跪着,母亲大哭:“你死掉,我也活不下去了。”她突然清醒,丢掉了死亡的念头。

父母调动了所有资源,又把她送进了医院,依然是大剂量的激素治疗。幸运的是,这次治疗起效了,她的身心在一点点好转,一个标志性的细节是,1984年的夏天,大家在医院走廊看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她偷偷把病房门开了一条缝,也跟着看——“我对生活又感兴趣了。”

确诊第七年,她的病情终于稳定。她对父母说,想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她接过校对和翻译的活,后来考上一家工厂的检验员岗位,一干就是20年。起初,领导怀疑生过重病的她能否胜任,她一直绷着“证明自己”的弦,照常三班倒,拒绝任何照顾。后来因为自学了很多理论知识,一路升到质量主管,还兼任内刊编辑。中间也有过几次小的狼疮活动,但什么也没影响,奖状拿了一厚摞。43岁,她转去朋友的远程教育公司做老师,直到退休,累计带了几千名学生。

她有过一段26年的亲密关系,10年恋爱加16年婚姻。两人因为她的病而结识,对方是她父亲的学生,和同学一起来探望她。当时她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恢复了阳光的天性,和大家的想象反差巨大。“他很忧郁的,我经历这些磨难还这么阳光,对他很有吸引力。”

但最后,他们又因为她的病而分开。2011年她经历了一次较为严重的复发,需要定期滴注免疫抑制剂、同时也是化疗药物的环磷酰胺,脱发、呕吐等副反应随之而来。她依然很坚强,每次独自去日间化疗中心,工作也没有放下。但丈夫慌了神,他没见过妻子病成这样。婚后他一直是被照顾的角色,万一妻子预后不好,角色反转,自己恐怕承担不起。“脆弱”的他出轨了,吴雁雁眼里揉不得沙子,身体稍微恢复,就和他办了离婚。

她没有再找对象,“像我们这个年纪,男的找个人就像找保姆一样。”干嘛要找人限制自己的自由呢?“我也有自己要玩的。”

如今,她和95岁的父亲一起生活。她乐于照顾父亲,每天帮他准备好药、端好洗脚水,每周带他看中医。曾经自己是父母的累赘,有了报答的机会,她想好好把握。

她没有被照护困在家中,常常和朋友约着喝茶、郊游,坐过菲律宾的帆船、吃过越南的海鲜、看过莫斯科的教堂,两年前,她去了心心念念的西藏,不仅没拖后腿,朋友有高原反应时,还是她帮忙背的包。

她算是我见过最热爱生活的那类人,养了五六十盆植物,前两年在老年大学学了葫芦丝、声乐和朗诵,这两年又到满是年轻人的舞室上课。她像很多老人一样热衷于记录和分享日常,视频号有近百条作品。同时又童心未泯,在卧室和客厅摆了十几款毛绒玩偶,挎包上挂着热门的loopy挂件,一捏脸蛋就会吹起泡泡。



吴雁雁家客厅的一角,满是鲜花、毛绒玩偶和乐器

她每天吃一片激素,还有降尿酸、控制血压、保护心脏和补钙的药。今年,她的双肾先后查出恶性肿瘤,在5月和11月做了两次切除手术。第一次手术前,她把想做的事都做了:陪父亲参加了几次离退休干部的活动,并带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和朋友去看了钱塘江潮;挑了自己最喜欢的藏族舞和新疆舞片段,找老师突击学习,并录了视频;还特意去拍了几张满意的照片,告诉哥哥,如果她下不来手术台,遗像“就用这个照片”……她说,做这些时,自己没有恐惧,只有坦然。



吴雁雁跳舞

她专门向我介绍了自己养的凌霄花:“诗里不是说‘攀援的凌霄花’,一般认为凌霄花都是会弯下来的。我这个不是,它是硬骨凌霄,冬天都会开的,朝上的。”确实人如其花。

“刚生病的时候,我想能活到20岁就好了,到20岁的时候,我希望活到25岁。后来(活得)越来越长了,坚持到现在。”她的最新目标是活到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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