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恶意中长大

心理学家Phyllis Chesler曾指出，母女关系是“所有人类关系中最压抑的亲密”。

在东亚家庭里，母亲通过“孝顺”传递等级观念，形成一边自己被压抑一边压抑下一代的“母权”。而女儿的独立宣言，往往以愧疚为代价。

如今在都市家庭里，这种压抑常常演变成一种“母职经纪人化”：母亲把女儿当"人生项目"来培养——母亲强调自己为养育做出的牺牲，这种牺牲成为情感绑架的资本，女儿则在“做自己”和“做合格女儿”间来回拉扯，背着永远还不完的"亲情债"。母亲通过贬低和批评（骂是爱）来表达爱，女儿通过给母亲买买买的“孝顺外包”来缓解愧疚。太多母女像共用同一个情感子宫，许多母亲未被疗愈的创伤（如重男轻女），会“传递”给女儿。形成“受害者-加害者”循环，上一代未愈合的伤口，最终流淌成女儿的血脉。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输入“母女关系”，就能看到大量这样的关键词：给母亲当情绪丈夫的女儿、女儿是吸收妈妈的情绪长大的、母女关系是最普遍的女同性恨......母女关系上充斥着大量悲观的论调，在这点上，大毛（化名）30多年人生有切身的感受，在大毛的印象里，“凶”和“不满”充斥着这段母女关系。即便当大毛自己成为母亲，她始终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爱自己。

文 | Julia

编辑 | oi

被否定的童年

——当“母爱”不是默认选项

在有自己的孩子以前，大毛一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不爱自己。

上初中时，母亲带大毛去七浦路买衣服。那时网购还未流行，七浦路有上海规模数一数二的服装市场。十几岁的大毛体重120多斤，店员看一眼她的身材便脱口而出：“你不用试了，我们店里没有你穿的衣服。”

辗转几家店都没有合适的衣服，母女空手而归。或许是店员的言论让母亲感到没面子，或许是她也不满意大毛的身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走在回程的路上，母亲对大毛大声斥责：

“你瞅瞅你，胖得跟死猪一样，买不到一件衣服！”

在马路上，在人群中，母亲“凶恶”的语气和眼神让大毛至今难忘。

这不是母亲唯一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指责大毛。母亲经常当着同学的面骂她，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打她。十几年过去，同学们还记得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哭声，那是母亲正在打大毛。

“你小时候很惨。”同学对大毛感慨。

“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在大毛的家里是失效的。母亲对她并不好，她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对她无端打骂，长大后，打骂变成了指责与抱怨——指责她哪里做的不对，抱怨家里穷，抱怨大毛的爸爸不上进。在大毛的印象里，“凶”和“不满”充斥着这段母女关系，二人的对话也总是以不悦收场。

26岁，大毛结婚，随后有了孩子。她早已脱离了需要受到监护的“子女”身份，但母亲对待自己的态度却没有太多变化。

“因为鞋子放在门口，没有放进鞋柜，她看到后又开始骂我——那时我已经怀孕八九个月了。”大毛说道，“她回到家，永远是一张臭脸。”

长大后，大毛渐渐意识到，母亲似乎在把对生活，对父亲的不满投射到了对待她的态度上，但小时候，她并不懂这些，只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惹母亲不高兴，却又找不到自己错在哪——大毛的学习成绩不差，学业上未曾让父母费过心。

大毛曾绞尽脑汁地为母亲在自己面前展现出来的不快乐寻找原因。母亲总说家里穷，但在大毛看来，一家人从东北迁居至此，收入能让他们在上海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过得也不至于捉襟见肘。如果说母亲重男轻女，但她对小自己15岁的妹妹却很好，甚至有点“跪舔”的意味——妹妹不开心时，母亲甚至会害怕。

“她会在我妹妹小的时候带她出去吃饭，但从来没有带我在外面吃过饭，从来没有。”

《坡道上的家》剧照

大毛不断从自己身上寻找着原因，希望讨好母亲。因为没买到衣服，在七浦路上挨骂后，大毛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受到了店员的歧视，而是质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胖？”

后来很久的一段时间里，她不敢穿裙子，不敢露手臂，不敢面对身材更“好”的女性。即便后来她爱上了运动，体重逐渐下降，但运动带来的成就感未能完全抵消她对自己的评判。“我永远会对自己的身材自卑。”大毛告诉我。这种自卑已经超越了客观事实，成为她给自己打上的标签，难以清除。

母女间的权力

——我爱她，但我不理解她

大毛告诉我，母亲不允许她主动给母亲打电话，但母亲可以随时呼叫大毛。

这种“不允许”并非明令禁止，而是一种隐晦的引导，母亲似乎在通过负面反馈来管理，甚至控制大毛的行为——一旦大毛给母亲打去电话，就会透过听筒接收到母亲的指责：“你知道电话费多贵吗，你就打电话给我？”

相比之下，母亲不仅可以随时给大毛打去电话，还会随时挂断电话，不说一句再见。

电话成为了“权力”的载体，母亲似乎在通过这种方式，在大毛面前宣告自己的权力——在女儿的世界里，我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离开，因为我掌握着沟通的主动权。

大毛母亲是否是这样感知的，我无从得知，但权力的天平在母女之间游走，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地发生在许多对母女身上，包括我自己。

在传统的叙事下，母亲对女儿展现出的控制被视为一种过度的，忽视了女儿主体性的爱。正如韩国作家金惠珍在《关于女儿》一书中写道：“我爱她，但我不理解她。我的女儿为何要选择如此艰难的人生？”

但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将这种解读视为一种粉饰。她们认为，母亲作为父权社会中对“自我”长期失控的角色，只能从女儿身上寻找权力和掌控的感觉。而金惠珍口中的“艰难人生”，其实是女儿们试图为自己争取真正的权力，而非当前社会规则下女性能获得的，有限的权力。对此，活在规则内的母亲无法接受，因为女儿所作的一切是对自己价值观的彻底否认和抹杀。

网友在对《关于女儿》的书评里写道：“生出一个女儿是在父权制社会下一个女性获得绝对权力的唯一方法。”

母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大毛也不知道。她至今都想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对待自己。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怎样才能过上理想而正常的女性生活

“我经常上班上到一半，想到我妈妈是这样子，就会在办公室哭很多次。”大毛回忆道。

结婚后，母亲开始拒绝大毛回家，搬出各种理由，这让大毛感到伤心：“我想回家，想从她这里得到一点点关爱，但是没有，永远都是谩骂，让我不要回去，她觉得我回去她会很烦。”

起初，大毛试图“讨好”母亲，逢年过节给母亲发红包，送祝福，但没什么效果。

自己成为母亲后，大毛开始渐渐意识到，母亲或许不爱自己。

“我自己做了妈妈，我才知道一个正常的母亲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跟我妈妈做的那些完全不一样。”

从意识到接受这件事，大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如今，她与母亲互动时依然有一些期待，但她开始有意识地收起对母亲的示好，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母亲不认为自己有错，说大毛这样讲话伤了她的心，她告诉自己，别太在意母亲对自己的看法。

“我告诉自己，不要对这个人有任何期待。”大毛说道。即便大毛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母亲依旧用负面情绪回应着她。在一次次的互动中，大毛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对母爱的期待也越来越少。

和她一样，相信母亲不爱自己的女儿不在少数，有些人甚至相信母亲对自己有着隐隐的憎恨。“嫉妒我爸对我好，嫉妒我亲近我爸多过她。好像我是仇人，又时时把‘对我好’挂在嘴边。”有人这样在小红书上评价自己的母亲。

对于母亲带来的伤害，女儿要如何处理？网友们在各个平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许多人选择温柔地理解和原谅。

我在bilibili看到过一个人长达数十行的评论，讲述母亲与自己的关系：因为考试没考好，母亲把她的大腿拧出一片淤青，她睡觉不敢翻身；生病时，母亲骂她生病是在浪费钱；母亲对她忽冷忽热，只在考研时寄来零食水果表示关心，她认为母亲只在意自己的成绩，却依然因为这一份有条件的爱躲在被子里流泪。她本以为自己会逃离母亲，但遗传了母亲的神经衰弱，在夜晚睡不着的她突然想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母亲是如何度过那些失眠的夜晚？她易怒的性格，是否也与此有关？

“我很难用单纯的怨去形容我对母亲的感情。”她在评论中记录着。

一位心理咨询师曾和我提到，面对母亲越界的互动，她可以选择“温柔地推开”。虽然大毛并未像留言的女生一样，提到母亲对自己有哪些称得上是爱的举动，但她还是选择了一种相对温柔的方式处理母亲对自己造成的伤害：降低自己的期待。

还有一些人对待母亲的方式更加“决绝”，比如逃离，断联，甚至断绝关系。她们为了摆脱母亲和家庭，逃到了世界各地：有人攒钱留学，有人在海外定居。今年2月份薇薇安·戈尔尼克出版的《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描述了“无比渴望远离，却一辈子都生活在对方轨迹上的母女关系，“我们都不知道需要怎样约束自己，才能过上理想而正常的女性生活。事实上，我们终其一生，谁也没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得到大量中国读者的共情。

薇薇安·戈尔尼克，后浪文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年2月出版

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样，母女关系没有范本，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经历母女困境，只是与传统价值观的相悖使畸形但常见的母女关系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成为了一种母女二人都不敢承认和面对的禁忌。

大毛也曾旁敲侧击地问过母亲，比如她为什么对妹妹和对自己的差别那么大，母亲只说，因为妹妹小。这显然不是一个真心的答案，因为大毛也有过年龄小的时候。她觉得母亲在逃避。

不过，或许大毛要做的也不是获得一个答案，她只需要冲破母女关系的禁忌，接纳母亲和自己都是被历史碾过的尘埃，母亲不必伟大，女儿不必感恩，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