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狼狈出局，却留下“内战遗产”

当地时间4月4日上午11时22分，去年12月3日晚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后的第123天，韩国宪法法院以“不可容忍的重大违宪”为由全员赞成罢免其总统职务。尹锡悦成为继朴槿惠后，韩国宪政史上第二位被弹劾的总统。然而，历史从不会简单地重复自身。与8年前几无悬念的弹劾判决相比，此次直到宣判前最后一刻，裁决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氛围紧张到令人窒息。这与时隔8年两场总统弹劾案之间韩国社会民意与执政党态度的巨大差异有关。

尽管尹锡悦的违宪行为早在戒严之夜便已通过直播昭然于天下，然而与迅速被民意抛弃的朴槿惠不同，被罢免前的尹锡悦却获近四成民意支持。不论是规模还是烈度，反弹劾运动都远甚从前。1月19日晚，大批狂热支持者甚至闯入签发拘捕令的首尔西部地方法院肆意破坏，这也是韩国现代史上首次针对司法机构的暴动事件。执政党态度也与8年前大相径庭。国民力量党未如上次般分裂倒戈，而选择“誓死捍卫”尹锡悦，不少议员为极右翼势力站台，甚至煽动“摧毁宪法法院”，直至尹锡悦被罢免后才不得不与之切割。

在过去的100多天内，尹锡悦通过煽动并利用上述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极右翼浪潮，在法治秩序之外重塑了支持基础。韩国虽不乏日本军国主义与冷战军事独裁的极右翼历史遗产，但极右势力以组织化、大众化形态崛起，不仅占据广场中心，更登堂入室促成主流保守政党的极右化，实为1987年民主化以来首见。故尹锡悦被罢免后，韩国面临的最大悬念，不是下一任总统是谁，而是作为“尹锡悦遗产”的极右翼浪潮是迅速平息，还是将持续成为影响日后韩国政治的重要变量。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3日，韩国首尔，尹锡悦出席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图/视觉中国

“美国队长”闹剧背后

过去的四个月里，将近三分之一的韩国人与保守政党迅速集结在“反弹劾”大旗之下的，是尹锡悦宣称的一则“亡国叙事”：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正实施“议会暴政”，其背后是国外势力渗透并操纵选举，这是戒严的合法性所在，故唯有阻止弹劾，才能捍卫韩国的自由民主与主权。显然，这与戒严之夜宣称的版本，即肃清国会中的“反国家势力”“对抗朝鲜势力”，有明显出入，而更像是戒严未遂后仓促炮制的升级版本，在右翼“传家宝”冷战意识形态之上，临时嫁接了来自特朗普主义的选举舞弊论。

耐人寻味的是，2024年12月前韩国社会鲜有选举舞弊之说，最新民调却显示近三成民众对此深信不疑。总统、政治精英与民间极右翼分子联手传播的阴谋论与假新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则假新闻经驻韩美军辟谣后，证实出自一位42岁无业者安某之手，其频频穿着“美国队长”服装现身右翼集会。

在韩国广播公司（KBS）近日的一部纪录片中，安某在他充满了美国装饰元素的逼仄卧室中，展示了伪造的美军与CIA证件。如同所有得逞的骗子一样，他难以按捺告知世人实情的冲动：“所有人都被我骗了，记者，媒体，国会议员，前总理，情报人员，所有人！”最让他得意的高光时刻则出现在宪法法庭，尹锡悦的律师公然选用这则假新闻以论证“选举舞弊”。

这场“美国队长”风波不可仅被视作一场荒唐闹剧。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国家首脑与底层混混以阴谋论为纽带的共生关系，也间接透露了一个事实：尹锡悦并非出于自身政治理念，而是在为失败的政变寻找合法性时，仓促地扮演了极右翼的领袖角色。

问题在于公众对阴谋论的广泛接受。阴谋论无关理性，而直指人的欲望、历史记忆与情感，故常能激发强大的行动力。然而它唯有建立在某种集体无意识基础之上，并精准地切中渴望某种替代性真实的社会心理，才能在短时间内掀起政治风暴，甚至改变历史进程。这在韩国现代史中不乏前例。那么，选举舞弊论契合了当下韩国哪些人群的何种社会心理？

极右翼支持者的心理画像

韩国极右翼拥趸中，老年人与年轻男性居多。与中下层白人等所谓“全球化受害者”成为特朗普支持者的原因相似，他们也对21世纪以来韩国的社会变化深感不安与恐惧。

韩国业已跨入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 20% 的“超老年社会”门槛。亲历韩国30年走完西方百年工业化、城市化与个体化进程的压缩式现代化的一代人，进入老年生涯后，却发现自己沦为新时代的“弃民”。经济腾飞期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位、加剧劳动市场动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传统家庭结构瓦解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了韩国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的老年贫困率与自杀率。

虽然被称为“生存世代”的年轻一代也面临不亚于老年人的生存困境，但极右翼支持者中年轻男性比例的攀升，与当下全球性男性政治右倾的原因相似，是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导致传统男性气概受损后的一种反弹。而韩国又叠加了另一重要因素，即半岛分裂体制下的义务征兵制。作为几乎所有男性必经的“成年仪式”，等级制度森严的军营环境强化了“男子气概”，也加剧了因服兵役而“被女性弯道超车”的受害者情绪；近年女权运动的兴起，更让部分年轻男性产生了“生不逢时”的怨恨：“为何偏偏从我们这代开始？！”

孤独的老人和愤怒的男性，共同折射出当代韩国社会中弥漫的一种结构性痛苦，其成因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加剧的分配恶化与积重难返的社会不平等。当国家与社会无力分担痛苦，个人又无法解释并缓解痛苦时，他们往往会将自身地位的下降与特权丧失，归咎于既有制度的批判与变革者，如推动民主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进步派、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等，进而与朝韩分裂70多年来累积的安全焦虑相连，将后者扣上“亲朝”等意识形态标签，视之为动摇国家根基的“威胁者”。

这种将个人痛苦上升到国家安危的心理转换，体现了极右翼的典型心理特征：其通过“救国”来拯救自我的方式，是将一切进步变革推回原点，并召唤曾经的“黄金年代”。否认民主政治共识的“选举舞弊论”也源自该心理机制。自恃“汉江奇迹”缔造者的老年一代，怀念朴正熙时代的经济腾飞与威权秩序。八年前，以反对弹劾朴槿惠为契机，他们结成“太极旗集会”，与支持弹劾的“烛光集会”展开了镜像式的文化斗争。他们通常穿着军装，高举象征“爱国”的太极旗与星条旗，对抗象征社会变革的“烛光”，并以肃穆的爱国歌曲对抗K-POP的庆典气氛。“太极旗集会”唤起男性作为家国支柱、父权秩序井然的冷战美学，引发了年轻男性为主体的网络极右翼组织的共鸣。后者惯通过网络玩梗、刷屏恶评等方式嘲讽一切平等多元主张，持强烈反女权倾向，崇尚雄性气质、军事文化和父权制，且毫不掩饰对军事独裁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等强权历史的赞美。

不难看出，与极右翼通常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同，韩国极右翼呈现明显的亲美亲日倾向，因而不时陷入“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自我矛盾。这既因其所向往的“黄金年代”实际上是高度依赖他国的殖民及冷战历史，又因其依附于朝鲜半岛分裂体制，而后者又建立在所谓的“美日韩三角同盟”之上。为了弥补思想上的先天不足，在过去的20余年里，大批自称“新右翼”的学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历史战争”，旨在推翻民主化后以民族主义和转型正义为核心的现代史叙述，取而代之以依附性现代化为主轴的历史叙述。在这一替代性史观下，曾经的亲日亲美者绝非有损民族气节者，而是推动现代化的功臣；反之，抗日反美者则是逆时代大势而动的反动者。这套颠覆性的新右翼理论虽饱受主流学术界批驳，却在YouTube等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滋养了一大批民间极右翼分子。



当地时间2025年3月8日，韩国首尔，尹锡悦的支持者在他居住地前，庆祝他的释放。图/视觉中国

新教保守派的政治神学

国内政治无力应对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不平等问题，社会内部大量孤立愤怒却不知问题在哪里的人群，为其提供解释工具的理论家，仅构成了适宜极右翼政治发芽的土壤。促使后者以组织化、大众化形式崛起的必要条件，是将孤立的个体化零为整为政治势力的动员力量。同美国类似的是，韩国的新教保守派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当下韩国极右翼集会中常见的三位一体符号——太极旗、星条旗、十字架，不仅象征着冷战意识形态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结合，也反映了美韩新教保守派间的隐秘连接。

基督教在朝鲜半岛曾经的传教中心在北方。1945年底，北方新教徒为躲避土地改革与亲日清算纷纷南逃，在美军与李承晚政府庇护下奠定了韩国新教的基础，美军占领期间推行的“基督教精神建国”方针与朝鲜战争等历史因素，使得冷战意识形态超越一般的政治倾向，而融入其信仰体系。在20世纪后半叶，新教在韩国创造了另一个“汉江奇迹”，从解放初信徒占总人口比例不足2%，到21世纪初跃升至20%以上而成为韩国最大宗教。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信徒老龄化和世俗化加剧，新教教会面临增长停滞、地位特权下降等严峻危机，甚至有悲观预测称10年后信徒比例将萎缩至人口的10%。

为应对危机，部分保守派教会开始走上极右翼政治路线，其借鉴美国基督福音派的做法，将传教危机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左倾化”，并将“反同性恋”作为介入政治、动员群众、扩大影响力的核心议题。与美国不同的是，韩国新教保守派制造的“恐同”情绪，利用了本国根深蒂固的反朝情绪与安全焦虑，及高离婚率、超低出生率等人口危机，从而炮制出“亲朝同性恋”等怪异标签，将性少数群体定义为对国家安全与民族未来的威胁。

基于上述逻辑，通过近20年来反对旨在保护少数群体权益的《反歧视法》，以及新冠疫情时期对抗政府防疫措施等一系列街头运动，新教保守派逐渐成为引领“太极旗集会”等右翼群众运动的主力军，建立了一套政治、信仰、商业紧密捆绑的扩张模式。进步派市民自发组织的“烛光集会”虽声势浩大，却只是应对特定政治事件的非日常性集会，兼具宗教祈祷会、政治集会、生活共同体等多重性质的“太极旗集会”，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强大渗透力。

“耕耘”多年的新教保守派终于等来了“12·3戒严”这一绝佳契机，以全光焄牧师主导的“太极旗集会”与孙贤宝牧师主导的“拯救韩国”集会为中心，在过去四个月间异军突起，成为极右翼风暴的急先锋。他们宣扬对尹锡悦的弹劾乃“对神旨意的挑战”，迅速凝结了反弹劾力量。尹锡悦与国民力量党为自保而对其不吝支持与煽动，使之首次获得主流政治承认而从边缘走向前台，实属极端危险的玩火行为。

宗教的政治化会催生政治的宗教化，将对异己的暴力排斥包装为捍卫信仰的“属灵争战”与“爱国行为”，将政治冲突转化为“信仰之战”，这一曾发生在济州岛“四三事件”等韩国建国初期的血腥历史，也在“12·3戒严”后再显端倪，表现为充斥在韩国街头的“大清洗”“处决”等标语，以及西部法院骚乱等暴力事件。更严重的后果是，新教保守派的最终意图乃将韩国打造成“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一旦放任其扩大政治影响力，便有动摇乃至颠覆韩国民主宪政秩序之虞。

保守政党的20年危机

在“12·3戒严”后的100多天内，在尹锡悦与民间极右翼运动一上一下的拖拽下，国民力量党选择结盟，完成了极右翼政治转向的关键一步，构建了从国家元首到保守政党再到群众运动的金字塔结构。这一点也再次印证了韩国极右翼发展路径有别于欧洲通过政党政治与选举实现制度化，而更接近美国模式。

国民力量党为何不惜一切捍卫涉嫌内乱的总统？这需要从民主化后韩国政党体系权力更迭的视角加以解释。标榜“保守”的国民力量党，可追溯到脱胎于冷战军事独裁权力、于1990年三党合并成立的民主自由党，其在民主化后的政党竞争中长期占据优势。然而，从民主自由党到国民力量党的35年，也是保守政党在多次危机中步步溃败、从多数派转为少数派的一段权力更迭史。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97年，韩国遭金融危机重创后，金大中临危受命当选总统，实现了民主化后的首次政权更迭。自那时起，保守政党开始鼓吹“保守危机”，保守媒体密集攻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将后者冠以进步、左派之名，正式确立了“保守VS进步”的政党竞争格局。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2004年，保守政党对卢武铉发起弹劾，不料不仅弹劾未遂，反而导致自身在当年国会选举的惨败，首次失去了国会第一大党地位。这次危机触发了新右翼的兴起及新教保守派的政治化，场内外同时兴起的“保守霸权捍卫战”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此后李明博、朴槿惠两届保守政府的相继执政。

“保守危机”，作为一个“狼来了”的故事，自1997年起喊了20年后，终于在2017年正式降临。朴槿惠上任仅3年10个月后被弹劾，成为宪政史上首位被弹劾的总统，这是保守政党面临的第三次危机，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此后，韩国政党竞争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本“保守VS反保守联盟”转变为“进步VS反进步联盟”。

这意味着，2016年底至2017年初的“烛光集会”与朴槿惠弹劾，成为韩国保守霸权瓦解的历史性转折点，至今韩国都仍处于保守与进步政党权力更迭的大转型期之中。这注定是一段不可避免的混乱与动荡期，因为保守霸权的衰退并不意味着进步霸权的确立。文在寅政府未能建立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其在保守政党溃败之际痛打落水狗式的“清除积弊”路线，加剧了政治极化，反给对手以喘息与反击之机。文在寅卸任后，厌倦党争的民众，被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既不保守也不进步的清新形象与民粹主义口号所吸引，恰是彼时保守与进步霸权均虚弱无力的反证。

第三次危机后一蹶不振的国民力量党，从党外引入政治素人尹锡悦参选可谓饮鸩止渴之策。虽取得大选胜利的阶段性效果，但尹锡悦不对话、不妥协的检察官秉性，不仅使原已极化的政党政治更趋极端，亦直接导致国民力量党在去年4月初国会选举的再度失利。

最初，人们普遍认为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是仓促、鲁莽的个人暴走，但后续披露的信息显示，那实为一场长期精心策划的自我政变。早在2024年3月底4月初，他便已开始策划“靠非常统治权来渡过难关”。这意味着，无法接受国会选举落败是促使他发动戒严的关键因素，戒严因而也可被视作保守政党无力应对霸权旁落的一种应激病理反应。这解释了戒严计划失败后，尹锡悦为何大肆鼓吹“选举舞弊论”，那是一剂舒缓现实与认知失调的心理安慰剂。他宁愿宣称现实是被操纵的，也不愿接受保守政党的少数派地位。对于经历了20年“保守危机”恐惧的国民力量党而言，接受这剂有毒的安慰剂并转向极右化，无疑是再度饮鸩止渴。

弹劾后，站在十字路口的韩国

在过去四个月内，韩国经历了民主化后一场最严峻的宪政危机。位于极右翼政治风暴中心的三大主体——尹锡悦、民间极右翼团体与国民力量党短暂地结成了一个以恐惧驱动的共同体，将尹锡悦的个人执政危机、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危机、新教的传教危机、保守政党的霸权危机捆绑包装为一场庞大的国家危机。这场极右翼浪潮表面上对特朗普主义的亦步亦趋，也反映了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发生在当下以美国为震源的全球秩序大转型背景之下。

这愈发凸显了4月4日宪法法院判决弹劾尹锡悦的重要意义，它在极右翼政治浪潮的冲击下坚定地捍卫了韩国宪法尊严，成为阻止韩国滑向极右化深渊前的惊险一跃。

然而尹锡悦留下的负面遗产并不会随之消失，因为促成其发动戒严及后续一系列政治动荡的国内外结构性因素仍在。在外部，特朗普回归对韩国极右翼势力的鼓舞未消，中美博弈等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亦将为其持续提供有利的外部危机环境；在内部，朝鲜半岛的敌对分裂体制、持续滋生极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土壤也依然稳固。

对于再遭弹劾危机的国民力量党而言，是接受失败并退回体制内政党竞争，还是选择背负“尹锡悦遗产”并延续极右翼路线；对于李在明领导的共同民主党而言，能否肩负起宪政危机后的“灾后重建”重任，将保守势力重新拉回宪政秩序，都将成为左右韩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关键抉择。不容乐观的是，从国民力量党一贯的模仿对象——美国共和党的例子来看，主流保守政党的极右化与社会极右翼势力之间的互动一旦加速，便很难回头。而两个月前李在明宣布共同民主党“右转”，从“进步”转向“中道保守”，或许是明智的选举策略，却无助于遏制国民力量党的极右化。共同民主党空出的代表“进步”的替代性政党力量，则在过去十年间被白热化的两党竞争格局挤压殆尽。这不禁让人联想去年大热的综艺节目《思想验证区域》中最意味深长的桥段，代表共同民主党的“白熊”和代表国民力量党的“超人”，联手绞杀了真正的进步代表“河马”。

接近准内战状态的社会撕裂也不会轻易平复。当尹锡悦将在野势力定义为反国家势力并立志铲除的那一刻，已然发出了内战宣言，错位的敌意和仇恨不会轻易消散，而会在即将的总统大选中迅速汇聚到新的目标——从“反弹劾”转向“反李在明”；选举舞弊论的阴影，亦将与此次大选及日后的重要选举如影相随，持续成为诱发内部冲突的燃料。

极右翼浪潮席卷后的韩国，一切都是新的，没有回头路可走。然而，正如昨日韩国宪法法院宣判词中强调的，国会之所以能够迅速通过解除戒严决议，端赖市民的抵抗与军警的消极抗命。过去四个月间，韩国民众超越阶级与身份的团结与勇气，才是弹劾违宪总统、阻止本国滑向极右翼深渊的决定性力量，他们也将决定此刻站在十字路口的韩国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