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1960年河南信阳饥荒惨况：哥哥打死妹妹烤着吃(图)
2012-05-12 07:27:48 by 看得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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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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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
参与者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信阳农民
地点 中国河南信阳地区
日期 1959年10月-1960年4月
结果 1万人非正常死亡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而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万人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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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背景和起因
1.1 大跃进时期虚报粮食产量
1.2 中共中央粮食征购标准不变
1.3 河南农业歉收征购指标未变
1.4 反右倾风气下信阳强行征粮
2 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
3 消息传出
3.1 引起中共中央注意
3.2 事件的初步揭露
4 事件后期
4.1 毛泽东定性及中央决议
5 影响
5.1 非正常死亡
5.2 问责及追责
5.3 事件反思
5.3.1 官方
5.3.2 民间
6 延伸阅读
7 参考注释
8 外部链接
[编辑]事件背景和起因
[编辑]大跃进时期虚报粮食产量
主条目：大跃进
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查岈山乡则发动村民，天天喊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1]。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酝酿工农结合的基层组织单位人民公社。查岈山乡合并大社的想法和高层设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陈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变成了现实[2]。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信阳地区旗帜鲜明地走到了“前列”，其中固始县的七一公社有46161户，201075人，为河南省最大。
信阳遂平县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风潮下很快就“一鸣惊人”：虚报、高报的农业产量“卫星”很快登上了《人民日报》。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3821斤的消息很快让信阳成为了全国标兵[1]。
[编辑]中共中央粮食征购标准不变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1959年和1960年己急剧减少，从1957年的250斤减少到174斤。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反瞒产私分”，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编辑]河南农业歉收征购指标未变
干部好似阎王爷，
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
——当时民谣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歉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3]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3]
[编辑]反右倾风气下信阳强行征粮
1959年8月，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庐山会议后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4]。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72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歉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最后地委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编辑]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包括淮河各渡口均被控制，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5]，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编辑]消息传出
尽管当局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传到了北京。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6]。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编辑]引起中共中央注意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毛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7] 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8]。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9]。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10]。
[编辑]事件的初步揭露
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后，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11]
[编辑]事件后期
1960年12月，当时的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试图将饿死人的事件嫁祸于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
[编辑]毛泽东定性及中央决议
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借口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12]。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编辑]影响
[编辑]非正常死亡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13]。
[编辑]问责及追责
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1966年年8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于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编辑]事件反思
[编辑]官方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14]。
[编辑]民间
2004年，信阳光山县十里公社村村民吴永宽自筹资金建成中国首个“信阳事件纪念碑”，并搜集整理了1959年全村死人名单[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