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藩之乱》一文曾经写道：“说到底，此人就是典型的军阀，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利益 ，自然，人不为己，那就不是人，然而，以天下人的利益换取一己的私利，这总说不过去罢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诸如被称作解放台 湾的将领施琅等人都是这个类型。”有人就说施琅是这样的人物吗？特别是所谓以天下人的利益换取一己的私利的吗？我于是就想请大家看看我原文中真正的意思所在，我是指施琅是和吴三桂一样的典型的军阀，心中只有自己 的利益，这是断句，而非联句。下面，我对施琅的为人做一个简明的介绍吧。 施琅和郑氏家族的渊源很深，顺治三年跟随郑芝龙降清以后，因为满清对其人没有足够的重视，重新回到郑成功的身边。成功最初对施琅是非常信任的，（《清史稿》中对此居然回避 不谈，完全美化施琅的二次叛变事件）然而，厦门事件之后，施琅和郑成功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施琅以大功不赏不满于郑成功，而郑成功以施琅骄横跋扈对其日渐疏远。此后不久，施琅擅自杀掉郑氏的旧部曾德，使得郑成功和施琅公开走向决裂，郑成功派人抓捕施琅， 愤恨之余囚禁施琅父和弟，而施琅居然越狱得逞，投降满清，成功得报就此杀掉施琅的父亲 和弟弟，而施琅也就此死心塌地的服务于满清。 郑成功、施琅交恶一事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台海的局势，进而使台湾的历史得以改写、郑氏家族的命运得以转折，可谓大矣。究其原因，施琅本人的性格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明。施琅于明清鼎革之际，以军事才能见显于世，而其人抱定用我者上之，弃我者下之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他的眼中，没有那个时代应该具有的起码的民族大义的概念，所以，他的忽明忽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们国家历来比较推崇忍辱负重的精神，特别是在异族进入中国时期，这种精神更加被上升到相当的高度，由此而进入一致对外的境地。今天，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以此来苛求前人，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否则，就会陷入一种新的怪圈。施琅的举动在那样的历史阶段中就是视同叛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论你的个人的追求和性格以及其他方面是如何的，如果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因为受了委屈就走向反面，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而只有军阀类型的人物才不会在乎这样的所谓大是大非的基调的。施琅是之谓也。 接着，我们来看郑成功，以往因为收复台湾的原因，我们把郑成功视作少有的民族英雄看待 ，这是不可否认的，虽然郑成功打着抗清的旗号，但是，他却是一直把自己家族的利益或者说是把自己部众的利益摆在大局之上，也是不容否定的，而且，郑成功为人偏狭、暴躁。缺乏统帅应有的气度和雍容，从他杀害抗清名将张名振就可以看出来，而后失约于李定国等都是他的局部利益、团体利益超越全局的重要表现。施琅为什么在后来康熙的驾驭下如鱼得水 而和郑成功则冰火难容呢？这也是郑成功终于也只是一个优秀的爱国军阀兼民族英雄的症结所在了。 接着，我们继续看看投降满清之后的施琅，康熙七年，正是三藩乱起的头一年，施琅说：“贼兵不 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 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 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此后此事没有进一步规划。继而在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刚刚平定三藩不久，施琅再度上书：：“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 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 在克复台湾以及之后，施琅的一些做法还是非常到位的，比如他对于郑成功的家族的处理说过这样一句话：：“绝 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 这也就是施琅之所以是施琅而非吴三桂之处。 但是，在攻克台湾的问题上，姚启圣的功勋是不应该磨灭的，而施琅在陷害姚启圣的事情上 再度暴露了他性格的最大缺陷所在。康熙二十七年，皇帝对施琅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 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 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馀。 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 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 从中也可以看出施琅之所以虑此不见容于其主的内因了。所以，《清史稿》作者就此大发议论说是“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虽则溢美之词见于言表，但是，也由此看出康熙 之不同于郑成功或者高于郑成功等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