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金川门之变 （1）建文逊国 建文在这次靖难之变的整个过程中可谓调度乖张、莫衷一是。齐泰、黄子澄本是谋主，一旦事情有变，建文竟然附允朱棣的意思，窜贬齐黄，而后有人上书以为不可，建文遂寝其事。削藩之初，燕王上书申救，建文居然览书恻然，谓左右事宜且止，黄子澄力争不可时，建文说：“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左顾右盼、惊惶不定，以妇人之仁来用人行政尚且不测，更不要说身临险象横生的政治深渊了。比之乃祖十分之一不及。 当建文四年六月之间，朱棣亲领大军南下，直逼南京时，建文彻底慌了，他加派大臣李景隆、茹瑺等人用方孝孺之计许以割地求和，朱棣此刻别有一番议论：“吾无罪而削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为！且皇考封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缚奸臣来，吾即解甲谒孝陵归籓。”通篇都是借口，只有一句是真的，那就是不可能再作什么燕王了。而是要君临天下。 适时，朝廷内外混乱不止，有人趁机浑水摸鱼，徐达的幼子徐增寿、驸马都尉王宁、谷王朱橞、曹公李景隆就是其中主要分子。徐增寿和乃兄徐辉祖截然不同，他和这位谋反的姐夫关系最好，朱棣造反时，他竟然特立独行的上表说：“燕王先帝（太子朱标）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而后，数次把南京的虚实报给朱棣知道，特别是闻听朱棣渡江在即，更加卖力，终于被建文知晓，建文这时倒是来了能耐，亲手把徐增寿斩首于殿前，而驸马都尉王宁下狱论罪。后来朱棣进京，感于增寿为自己殉难，特加封定国公，食禄2500石，累世增封，班列功臣之首，直到明朝灭亡，由此可见增寿给朱棣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而建文也居然一直容忍这么一个超级间谍在自己的身边，不是昏聩是什么呢？ 李景隆丧师辱国，建文不罪，派守金川门，另有谷王朱橞因为丢弃宣府也派往金川门视事。李景隆实际早就对抵抗失去信心，暗中和朱棣已经沟沟搭搭，朱橞因为同属藩王，而且又是一个李元吉一流的人物，自然不会认真镇守金川门，建文用这样的人给自己看家护院，焉能不败？ 北军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受到李景隆和朱橞的照顾（李景隆私开金川门）攻入南京，史称“金川门之变”，就此长达四年的靖难战争以朱棣的全面胜利告终。 朱棣入城之后，一面榜文天下捕捉齐泰、黄子澄、徐辉祖、方孝孺等所谓奸臣，一面寻找建文帝后。关于建文的下落终明一代都是历史之谜，而且一直以来困扰着朱棣。那么，建文到底是死还是逃了呢？ 关于这点，《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等史书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们同时都承认，建文没有死于宫中大火，自焚而死的只有皇后马氏。《明史·恭闵帝》中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此后，明史作者继续交待：“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而官修本《明太宗实录》和《明成祖实录》中则记载说：“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这是仿照宋太宗迫害赵德昭的做法编写的，所以连明史都不采用这个逻辑。谷应泰所作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不仅否认建文从死，而且还把建文后来流落在外的诗抄给抄录下来：“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另一首是：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以作为建文不死的证据。清代学者赵翼也根据建文的诗：谁将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断定建文帝“浪迹西南，终免祸难。” 建文的下落一般是三种结论，一为出家说，这个例证比较多，最为明显的是，朱棣的第一号亲信大臣姚广孝死时，朱棣问姚广孝还有请求没有，姚广孝居然提出：“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可见，这位和尚是知道建文的具体下落的，然而他始终坚不吐实，所以，朱棣恨他欲死，囚禁十余年，直到姚广孝张嘴，这才释放了他。而后，从一些地方史料也可以看出来，建文出家并非空穴来风，明末大臣张居正在对答万历皇帝时也说过：“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这样的话，出家说可谓知者甚多了。 另一个为浮海说，也就是说建文蹈海而去，在《明史·郑和传》中提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追寻建文看来并不是虚拟。关于这点，近现代史家如范文澜、吕振羽、吴晗等人都有文章解读，然而，旁证比较孤立，一直不作重点研究。存疑而已。 再有一说为死亡说，具体时间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前后，也就是公元1423年左右。这一说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胡濙的察访汇报，史书上记载，胡濙一直是明成祖派往各地查询朱允炆下落的使者，身负重任，“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胡濙从永乐五年出发，到永乐十四年才回来，而后“母丧乞归，不许。”明清大臣夺情视事一般都是军国大事不得已而为之，胡濙的情况也算是特例之中的特例了。永乐十七年再出，永乐二十一年回来，史称：“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这段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证明，至少说明了在永乐二十一年的时候，建文作为帝位的威胁已经彻底排除，而排除的根据无非是建文本人表示无意于皇帝和他已然死亡，前者不太可能，唯独后者是真的，也惟其后者建文病死才能让朱棣放心，至此，悬案得以告一段落，而朱棣离他自己的“驾崩”也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朱棣在位二十二年，这件事缠绕了他二十一年之久。 有的史学者认为，朱棣不会花费这么大的气力来搜寻一个无能为力复国的窝囊皇帝，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一直被囚禁，直到英宗年间，皇帝准备释放他，大臣还援引先皇的教训不许可呢。而建文的同母弟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后来被幽禁，都是死于非命，史书说：“永乐四年十二月，邸中火，暴薨。”显然不是正常死亡。而这时正是胡濙寻访建文帝的前一个月，难道是偶然吗？以朱文圭一个孺子，衡王、徐王不过是藩王，朱棣尚且如此对待，那么，真正资格的皇帝建文，朱棣怎么可能掉以轻心呢？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不论是建文跑到哪里去，他终究是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可以说满盘皆输。他在削藩这么重大的事件上疏于缜密、怯于果断、失于机谋，固然建文对待属下宽厚仁慈，可是，仁而无状、宽而无法，以致于众人都不怀其恩，而溺其度，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必要的阶段居然儿女情长、似是而非乃至狐疑不决、赏罚不明。建文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的逊国虽然令人同情，可并非偶然。从明初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即使没有朱棣的靖难之变，建文能不能完成或者说顺利的完成从朱元璋以来的转型也是大存疑问的，换言之，以建文的能力似乎不足以扭转一个时代的格局，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时代了。所以，朱棣的靖难成功何尝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