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杂志1988年 4 P44 复
特写 《倔强的性格 朴实的画风－略谈著名画家杨建侯》屈义林
刊照 杨建侯在作画
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杨建侯同志今年接近八旬了。我和建侯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同学，转瞬时间已经过去五十余年。那时他在徐悲鸿先生指导的素描教室时多，我在潘玉良先生指导的油画教室时多，但他好学勤奋和沉默寡言的特点给我印象很深。后来知道，他与我进中大艺术系（那时叫艺术科），都有共同的曲折处。1930年，杨建侯约20岁时，失学失业，从家乡无锡来到南京，直叩悲鸿先生之门，以画求见，然而由悲鸿先生批准在艺术科旁听，次年又经悲鸿先生主考为正式生。而我呢，只有成都高师国文部的毕业证书，只在上海美专西画系学了一年，要想插班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首先就在报名处就被严峻拒绝了！后来我也直叩悲鸿先生之门，终于得已报名，参加了插班艺术科三年级的考试而得到录取。对于悲鸿先生的感激、敬慕，对于自己学习艺术的坎坷、曲折，我和建侯都有同感。这也许是我和建侯之间友谊的最早的共鸣点。
一个明师，在关键时刻对一个青年的激励和指引是非常重要的。建侯永远纪念着悲鸿先生对他的多次鼓励，其中突出的是两件事。1934年悲鸿先生领着三年级同学到浙江天目山写生，在杭州过夜。次日早晨由于建侯去看望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而耽误了时间，受到悲鸿先生严厉批评。但到了天目山，悲鸿先生却给他画了一幅《睡猫图》。这幅《睡猫图》含蓄着老师多么深切关怀的幽默感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建侯从家乡携眷流亡到陕西汉中难民所里。悲鸿先生得知他有难的消息，立即汇去50元赴重庆的路费。师生相见后，悲鸿先生特别给他画了一幅《立马图》鼓励他，并安慰他勿为失去的藏画而悲伤。从此以后，建侯一直未与悲鸿先生失去联系。
1935年建侯在中大艺术科西画组毕业（在校一直用“赞楠”为名，离校后用“建侯”），曾在上海法医研究所任讲师。抗战期间到重庆后，任教育部编辑、国立艺专讲师。抗战胜利后在桂林任广西省艺专副教授，而后调南京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现任南京师大美术系教授，带研究生。先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已50年，并且一直没有间断绘画工作。
建侯所绘画创作，文革前主要搞油画，文革后主要搞国画。油画有《南京解放》、《家庭访问》、《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太平天国云梯战》、《黄继光》、《夜巡》、《支援农业》等。国画有：《千百万人民支前》、《一切为了胜利》、《群雁来归》、《柏鹿同春》、《春满人间》、《百鸟朝凤》以及许多大幅红梅、墨竹等。先后创作数以千计。作品或由国家及省、市博物馆收藏，或由书店出版。中央电视太并以《在润泽的土地上》为题，为他摄制了电视片，在全国播放。他的著作有：《写意花鸟画技法》、《人物画基本技法》、《郑板桥的杰出艺术成就》和《钢笔画技法》等。香港《文汇报》曾专版介绍杨建侯及其作品。他的作品有不少流传到日本、欧、美、南洋，颇受重视。他的大名，很自然地列入了《中国书画篆刻名家词典》（日本编印）、《中国书画名家词典》（中国语言学院编印）、《中国名人字典》（西安编印中）。
无数的荣誉和任务，向苦斗了50余年的老人纷至沓来了！老人有时虽然力不从心，但内心却是快慰的，就如象一个农夫看见了自己辛勤耕耘的收获一样。但是，这个辛勤耕耘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有时是十分痛苦的。
就以建侯所两部创作为例。《南京解放》一画，是受中央军委政治部委托，为1957年“八一”建军节而创作。时间只有三个多月，还请了钱松岩他同志给他代课，闭门作画，从草图到创作完成，都经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多次商讨。创作展现了南京解放时的军民欢庆场面，人民扶老携幼围绕在解放军的坦克前面。背景是国民党政府总统府，上面已升起了胜利红旗。但是，反对的意见出现了，有的人认为解放南京是解放军的功勋，主要应写解放军攻克南京场面，人民群众不应出场……。又如：《家庭访问》是1954年创作，画面是表现从农村定居城市的工人家庭，家长在旧社会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而望子成长。老师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去做家访。学生是好儿童，一种儿童特有的忸妮之态表示内心欣然接受老师的指点。其他细节都作了安排。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获得好评。但是，反对的意见又来了！有人认为：图面出现的孩子既然是好学生，那就缺乏绘画创作矛盾冲突的戏剧性，看不出教育家的必要。为此，当时文化部还下达文件支持这个反对意见。后来，在1956年，该作品获得江苏油画创作一等奖，被《新观察》、《教育杂志》、《儿童画刊》、大型《中国美术作品集》、《江苏十年美术选集》、《中国画》等杂志、画册相继编入发表油画创作一等奖。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是应该虚心求进的，但是，在某一些似是而非的反对面前，艺术工作者应坚持真理，哪怕最孤立的时侯也要坚持，真理终归会胜利的。建侯的《南京解放》和《家庭访问》两幅油画巨构，终于在画刊、画集上选用，现在 早已成为人们有目共赏的好作品了！
在十年浩劫中，对建侯这样一个纯粹的艺术工作者也不能放过。他被关牛棚、靠边12年，剥夺了作画权利。
从建侯工作历程可以看出他鲜明的性格。在一切逆境中，甚至是灾难中，他是顽强的，百折不回的。他对人对事，坦率、冲淡、谦和、朴实，但对艺术工作，他始终坚持不懈。一到他能够再提画笔时，他的创作热情便如泉涌。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体验生活、旅行写生的机会。
“倔强的性格”是建侯艺术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我回忆起我和建侯同游泰山的往事。
事情得从1934年初的中大艺术 科说起。这时，徐悲鸿先生已赴欧洲举办中国画展，艺术科西画组各年级同学组织的北平写生队由潘玉良先生率领。潘先生年轻时曾有一段不幸遭遇，几经曲折奋斗，得入上海美专，去到法国留学。悲鸿先生特邀请她到中央大学艺术科高年级教油画，也是间接对一些非议的回击。潘先生的油画色彩非常绚丽，能把欧洲画坛中世纪的造型和现代光色感融汇一起。同学们对她很尊敬。她对同学们也很爱护，有时候就象母亲一样周到。艺术 科每学期必有的一次旅行写生即确定去北平之后，潘先生指定要我和吴鸿翔同学一起负一些事务之责。我们一行到了北平，游了八达岭、西山等许多名胜，也作了一些油画和速写。在回南京的途中，车过泰安前，我建议大伙一游泰山，潘先生和吴鸿翔却不赞成，说大家很疲劳，杨赞楠《即建侯）也生病，又说我的感冒也未全好。这些爱护学生的好意，使我很为难。但我又想，我家远在四川，什么时侯才“会登泰山顶，一览众山小”呢？于是决心暗中活动，然而同意去的只有建侯和一个云南同学杨柳。我这时很固执，顾不得潘先生和鸿翔的劝阻，一到泰安站就背上画具和行李跳下火车。杨柳也下车了，但不见建侯，我和杨柳都以为他被“监督”留住了。火车开动后，我和杨柳正向泰山的路走去，后面却有人追来，大喊走慢点，回头一看，才见是建侯赶来了。原来建侯怕直顶潘先生，来一个“金蚕脱壳”之计，到火车将 开动时，他突然出其不意地跳下车厢。我问建侯：“您的病怎么样？”他风趣地说：“这一冲，病似乎都被冲走一半了！”三人哈哈大笑，直奔泰山而去，但心里还是惦念着潘先生：她一定再为这三个淘气的学生而发火吧！
建侯对游泰山的往事印象极深，他在来信中追述说：
“……我们直上，您和杨当然轻似飞燕，而我虽感吃力，但也跟上。当晚住在山顶的一个老农家里。屋子很矮小，又在下微雨，觉得没有看日出的希望，同时身体也够疲乏，三人都尽情呼呼大睡。哪知天未明时，老农来敲门，叫观日。我们反讨厌他多事，勉强开门，才知道雨过天晴，正是观日出的好机会。然而外面风还大，山上气冷。我们三人只得裹着被子上日观峰去。因裹着被子，怕被风吹倒，于是在地上缓慢爬行。当时天尚未明，又有雾，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得一群吵杂声从山下走近我们了。我们想，都是看日出的游客，也没理会他。谁知这群人中，惊叫声忽起，竟有人拿着棍棒要来打我们，我们才站起来和他讲理。原来这群人是几个阔少阔奶从南天门雇人抬上山来看日出的。他们看不清我们，隐约中把我们看成三个猛兽在爬行，始而惊叫，继而喊打。经彼此一番解释后，大家都好笑。打搅家在快乐的笑声中一起去观日出……这一戏剧性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同游泰山的事情已经过去54年，许多趣事我都遗忘了，而建侯追叙的如此生动细致，就如像昨天的事一样，我钦佩建侯的记忆力，也羡慕建侯对生活的感受力，这两种力对于他的艺术创作可能是很有关系的。（下面再引一段建侯追叙同游曲阜的趣事。
“……记得当时我们三人泰山游，下山是从后山这条路走的。沿途山崖或石坡上刻着大型的字句，冯玉祥的字较多，而且大片大片。后山松林多，古松壮伟，我们画了好些小油画。当时系里盛行小画箱，似书本式样的小画箱，其大小比一稿纸还小一半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泰山下来，又去曲阜，动机是朝孔庙。在曲阜先定下了小旅店，见当地花生很好，便嘱旅店伙计代我们买几毛钱花生，准备在晚上回店消谴吃。当我们晚上回店，房中却有一大篓熟花生。杨柳粗暴，不问缘由就责问店伙：‘我向你说只买几毛钱花生，你为什么买来这一大篓？岂不是浪费！’店伙回嘴：‘没有多买呀！’杨柳更冒火了：‘我说的只买几毛钱！’店伙很委屈地回答：‘这就是只买了三毛钱嘛！’原来曲阜盛产花生，当地很便宜，三毛钱就能买这样一大篓带壳熟花生。我们三人同时也哄然笑了：‘对不起！误会了！’我们带着谦意地安慰这位诚实的店伙所受的委屈。……”建侯信中最后还说：“过去的事，想起来象梦景；然而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会使我们更加有年轻时代的幸福感。以上说的，不知您还有印象否？”
尽管是穷学生的游览，几十年后我们回忆起来总是同样有幸福感的。每个人都有青年时代，在青年时代中的人们，往往并不感到年轻就是幸福；但一到老年，大都津津乐道他的青年 往事，难道仅仅是失去的才可贵吗？
旅游，大自然，都是一个无尽无穷的宝库。建侯和我，56年后，还各有不同的印象。56年中的社会、人生变化太大。回忆在校时的师友，面对当前自己的晚景，不免无限感渭！）
我对泰山的印象最深的是泰山的崖石、野花，古寺、阁铃，微雨、夕阳和夕阳外的连山与汶河。当时曾作了一些小画，还写了四首《菩萨蛮》词，其中两首是：“封碑刻石名山路，侯王八百今何处？崖壑自清音，山农说鬼神。峰高微雨住。雾外听微雨。道士暮吹茄，山头多野花。”“虬龙古柏擎天立，迢迢去径倚空细。磐石负松根，崖深怪鸟鸣。齐鲁青未了，一点苍烟小。俯首望汶河，汶河走赤波。”
话题再回到建侯的绘画艺术。
我觉得，建侯的绘画有三大特色：一、真切的生活感受；二、扎实的造型功夫；三、朴实的画风。无论是大幅的油画或国画创作，或者是小幅的红梅、墨竹，都有建侯的生活感受。他一方面是吸收前人的绘画技法，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的意境。这些意境，不是单凭个人的幻想，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并且通过准确的精炼的表现手段表现出来。因此，他创作出的油画或中国画，都能雅俗公赏、真切动人。由于他朴实浑厚的性格，加上他以上这些艺术造诣，于是形成了他的“朴实的画风”。
例如：建侯的油画创作《南京解放》，他真切感受到人民欢迎解放军、红旗插上国民党总统府就是南京解放的最高潮，他就画这个。解放军如何艰苦攻克南京，这是过程，这是次要的，他就不画。又如他的油画《家庭访问》，他真切感受到好家长、好教师、好儿童在家访时不同的心心相印的喜悦心情，是值得描写的。正面的人和事，有时也使人们感动得流下欢喜的眼泪，为什么一定要重复别人的，非描写反面的儿童不可呢？我觉得建侯的选择是正确的。
由于建侯具有坚实的素描基础和正确反映现实的造型基本功，因而或为油画、或为国画，无不得心应手。譬如，他的国画《群雁来归》，无数的大雁展翅翱翔，将落未落，千姿百态，目不暇接，是前人所未表现过的。又如国画《柏鹿同春》（横幅），表现晨曦下，雄伟的古柏丛林中一群野鹿奔驰跳跃而过。他把视平线压得较底，鹿群掠过视平线，更显示出柏林的雄伟、山野的空旷、春天的喜悦感。《群雁来归》是以解放后爱国人士四方来归为主题的。《柏鹿同春》是以三中全会后举国欢腾为主题的。但是，如果不具备这些生动造型手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艰苦得来的素描功夫，纵有美好的主题思想，也不过是作者的主观愿望而已，观赏者是无从理解的。
我高度赞扬建侯的“朴实的画风”，他质朴地实在地表现主观、反映客观；他不趋附时髦，不哗众取宠，尽自己的能力肩负起艺术的历史责任。
建侯的足迹遍全中国。他穿戴着陈旧的衣服和鞋帽，不辞万里，去过敦煌、内蒙、西双版纳……许多边区和名胜。1987年，他曾同上海文化局长沈柔坚同志在成都同游青城、峨嵋。一位迎接他的同志说，当介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建侯时，他几乎不相信，因为建侯穿得太陈旧了！样子太平凡了！但是，我觉得对，朴实的生活！朴实的画风！这就是难得的杨建侯！
1982年冬，南京师大艺术系（中大艺术系及其前身）创建80周年之际，建侯为了要我为美术系留下所作的《六朝松图》，阔别了40余年，我们才知道彼此的通信处而开始互相通信。他信中曾说到年迈体衰、大有“夕阳无限”之感。但我觉得他热情洋溢、头脑清晰、连篇累牍、还富有青春的活力。我因而赠诗一首，祝福建侯老友健康长寿，并作为此文结尾：
泰山顶上同观日；
西子湖边共写秋。
恰是六朝松未老，（注）
巍巍画笔柱中流！
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院中有一棵古松，老干纷披，传为“六朝松”，至今尚存于南京大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