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谢迎胜、程之朗、程敏子三个人，坐在无声无息仰天偃卧的俞静君的芦扉床边，彼此对视，如在梦中，如入幻觉。 他们没有交谈。长久地沉默着。 说什么好呢。 有什么可说的。 怎么说才好。 敏子不认识迎胜。 迎胜说，“我离开你们家，你大概三、四岁吧。转眼三十年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你右耳朵下的耳垂后面，有一个红痣。通红。像玛瑙。对不对？” 敏子惊讶了，兴奋了，脸上绽出笑容。她挽起头发，翻开耳垂。一颗红痣赫然犹在。“我以为只有爸妈大婆小哥知道呢。” “你喜欢坐在我身上，两只小手抓住方向盘，跟我一起开车。有时还不许我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呢。记得不记得？哇啦哇啦大叫，妹妹自己开！妹妹自己开！有印象吗？” 记忆最深远处的一张信息卡片，被一星半点不可捉摸的电光石火照亮，倏地通过幽暗的时光隧道而清晰显现了。 这是人类大脑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只在极少数个别例子上发生。那种超群的储存容量与奇异的运用功能，正是人类一切文明文化成就与建树的基础与条件。贫瘠的头脑不能储存记忆积累经验，低能的头脑无法调阅信息加以妙用。 敏子脸上显现一种梦幻般的红晕。 “营(银)新(升)！营新！”她老是学着大舅舅的腔调，但又咬音不准：“营新跑哪里去啦？我要出去！” 敏子站起，“噢，是你！”她走过去，用双臂环拥迎胜的脖子。 “是你 ！营新！你来看我们啦？”她边说边热泪滚滚。 迎胜的眼眶也红了。“妹妹记得我！” 敏子又走到之朗跟前。幼小时候，她虽然未能获得大哥二哥的器重和青睐，但一家人出去游园，她撒赖不肯走路时，回应“抱抱妹妹呀！”的吁求，则总是长得最高大的老大的专职。敏子更用力更用情地无言拥抱了大哥。 她对大哥，没有发过一个字的问题。 各人吃了两碗腌萝卜当菜的玉米粥。谢迎胜简要地告诉敏子自己与之朗的目前境况以及这次的来意。“苦日子到头了。妹妹。只可惜妈妈瘫倒了。要不，大舅舅回国，实在是很高兴的。” 安顿好妈妈之后，敏子带领他们两人去找生产队长索回东西。她隔着篱墙喊道，“小毛阿舅，我们出去一下！” “去吧，敏计(子)，我还不睡。” 办公室灯灭门锁。 敏子一行找到队长家里。 有四、五个人在打扑克牌。 队长老婆用脚抵住屋门不让进去。 屋里烟雾腾腾。是高档卷烟的香味。 瘦个子队长坐在牌桌上问：“谁？什么事明天不好说？” 谢迎胜用力推门进屋，说，“不打扰你们。拿了东西就走。”他边说边四下打量。 “拿东西？什么东西？”队长站起，沉下了脸。 “你队长贵人多忘事。下午拿了我们的东西。忘了？”他一扫视就看见那些纸包包都被打开，一些食品和瓶酒已经上了牌桌供牌客们享用。桌上摊着他所带来的牡丹香烟，有两包已经成了空盒。另外一些东西被装进塑料袋分挂在几个牌客的椅子背上，看来已被均分。“那，不正是我们的东西？”他说，“哈，好快！共了产了？” “滚！”队长怒喝。 “滚哪里去？”迎胜说。“你这么大胆？光天化日打劫私财？” “这是什么人？”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黑胖汉子慢声慢气地问。“来这里吵？” “滚不滚？”队长说。又回答黑汉：“老反革命的上海亲戚。” “不滚。”迎胜说。“不会滚。” “教教他。”黑胖汉子说。 队长从墙角拿起一杆老式步枪，走到迎胜面前晃了晃。“会滚了吧？” “不会。” 队长问黑胖汉子，“书记，怎么发落？” “书记？”迎胜问，“什么书记？” 敏子轻声说，“大队书记。” “你程敏子起什么哄？”黑汉说。 “你难道不是大队书记？”敏子反驳说。 “反革命活得不耐烦了？”队长说。 “我不跟你们多罗嗦。把东西还我就告辞。吃了的算我请各位的客。怎么样？”迎胜说。 “没收了。滚吧，”小队长说。 “没收？充公还是充私？” “叫几个民兵来。”大队书记下了命令。 “党支部书记也不讲理？” 黑胖汉子笑了起来。“我讲的话就是理。这也不懂？” “叫民兵干什么？”迎胜问。 “来了你就知道了。”黑汉说，“我做党支书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识过这等不知好歹的东西。” “今天你见识了。” 牌桌上另一个人勃然大怒地站起来。“打！打出去！” “这又是谁？”迎胜问。 “民兵队长。” “喔。也是个队长。这里全是官？” “这里就是人民政府！”民兵队长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上海瘪三敢来闹衙门？” “政府骂人？” “骂你又怎么样？”小队长说。“你不是自找晦气？” 民兵队长走到门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哨子吹起了短促的紧急集合号。 “那好。我们等等民兵。”谢迎胜一屁股坐下在门里的一张长凳上，他招呼之朗和敏子，“来，坐坐。” “站起来！”民兵队长怒叫道，“书记在这里，你敢坐？” “没看到我头发有点白了？年纪大了，腿力不行了。坐一会又怎么样？你这又不是电影院，坐个位置得买一张票子------”迎胜说道，“你小伙子哪知老人的苦？” 没等他说完，民兵队长走过去用脚猛踢凳子。但三个人坐着，他踢不翻它。他又抬腿去踢迎胜。不料谢迎胜弯腰一个海底捞月，把他的右腿一把逮住，像铁钳似地夹紧，痛得这人嗷嗷大叫。 大队书记沉着脸站起来说，“文革之后还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反革命案子。”他对着迎胜说，“放手！” “放手就放手。自卫嘛。我要不抓住这脚，我就被踢了。”迎胜说道。“反革命案子？这种大帽子也能随便扣？” “你打到这里来了，不是反革命暴动是什么？”书记说，“是，不是，到公安局看守所你就明白了。” “跟这种人罗嗦啥？”小队长说着又对兀自在那里弯腰揉小腿骨的民兵队长说，“送公社保卫科关起来。三个人一串。” “我们又没吵，”敏子说。 “我一个字也没说，”之朗说。 “他是主谋，你们是从犯。”民兵队长说，“是你们自己闹上门来的。” 这时，六个青壮民兵拿着棍棒绳索长枪冲了进来。“什么事？” “统统绑起来！”大队书记手指三人，一声断喝。“反革命分子反攻倒算来了！” 民兵们正要动手，大门外面无声地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身手矫健地一下子把民兵的两杆枪和小队长手里的那杆枪收缴了下来，卫护在迎胜等三人所坐的长凳两旁。 两伙人相互无言地对峙着。 “我说了这是有预谋的反革命暴动！”大队书记提高声音说。“居然还有人来接应！今天这事闹大了。你们，把枪交还给政府。夺枪造反可是死罪。到时候吃后悔药是不中用的。” 后门“吱呀”一响，生产队长的老婆闪出了门。她打着手电，到办公室给公社打电话。 两个年轻人瞧着迎胜。 “枪，是政府的武器。放地上吧。”迎胜说。“看住他们。谁也不准动。你们，”他对那些农村干部说，“站着不许移动。我听见有人出去了。不管找什么人来，理，总是要讲的。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想 找麻烦。把东西还我，拆开的、吃过的、喝过的，统统还给我。我不请客了。一件也不能少。还了我，我们就走。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后会有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