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她是在我和盖瑞十月的教堂婚礼上。她只是十七岁,代表盖瑞读高中时的母校学生会,是三个打着仪仗旗的学生中的一个。因为是穿着传统的红色士兵一样的制服,飒爽英姿,很美丽。
一年以后,盖瑞有一天问我,记不记得这样一个女孩,能帮她改改英文课的毕业论文吗?我记不太清楚了,可是说,好啊,你让她来找我。
后来她来了。她是一个看起来很健康聪明漂亮的女孩,笑的时候露出一排稚气的牙箍,把文稿拿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羞涩。西方的女孩在这个年龄是最美丽的,如同花园里初放的玫瑰,清澈而娇艳。那时候,因为她的英文一直不是很好,平时不算是个用功的学生,英文老师对她有成见。那个英文老师我也认识的,从前教过盖瑞,常在超市里照面问好。据说是个严师,对人对己都很苛刻。吉娜早就有悔改之意,为了在毕业的评分中得到一个较高的分数,下功夫认真地写了一篇论文。
在瑞士,是没有全国统考的。毕业考试试题由应届各科老师决定,省内派来专员监督,因为地方小,这些人相互都熟识。所谓监督,也只是走个过场。老师最了解自己班里每个人的平时表现,常常是在老师的心目中,各人的分数已成定式。学生的毕业成绩尽在自己老师的掌握之中。靠临时努力考试高度发挥扭转命运的情形,在瑞士不可能发生。但是,这种制度下,老师是否公正,老师的喜好,是关键。有一些天资很聪敏的学生,平时骄傲不努力,即使很出色也不会得高分。
吉娜就被圈在这个阵子里,其实已经无力回天。经过我的修改和盖瑞的校正,她的文章几乎找不出语法上的错误。结果三个月后,遇见她问最后的英文成绩时,她很尴尬地说只得了个中等。本来是及格,可是卷面上只有很少几个被圈画出的语言错误,吉娜的母亲於是拿着文章去提意见,最后改成中等。吉娜的神情很忧郁。
可是从此我们成了朋友。我在医院里分娩后,她用手工课学来的手艺做了个小布熊来看我和孩子。每次过圣诞,她总是和她的母亲一起做了节日的饼干,包得很美地送到我的门前。她其实是个很可爱和知书达理的女孩子。
那一年的夏天,吉娜拿到了毕业证书和苏黎世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让我想起当年自己在高考最后一场笔试后将书本仍进废纸篓的那一刻心情。半年后,再见她。她胖了一些,隔着有雪的街道对我微笑,大声打招呼。我问她在大学里好吗,她告诉我她很快乐和自信。她指指盘旋在湖面上的白鸟,说,我就象它们,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后来我和盖瑞曾不止一次地因为她的故事谈到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环境的不同。有趣的是,很多在高中很顽皮有个性和天资聪颖的学生,有的甚至只能侥幸挤入毕业的行列,可是在升入高等院校及至进入社会后,却是最后的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