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里有句著名的论断：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精要地概括了“任其自然，行住坐卧皆是佛“的度人命题。但佛教在中华大地的自度却要花写笔墨才能讲个脉络。
佛教传入我中华，有其备受欢迎、势不可挡的一面，也有其屡遭阻挠、限制压抑的一面。翻阅史书，一面是无数佞佛信佛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他们醉心於佛法的博大精深；坚信佛教能陶冶人心，有助风化；更为果报之说和感应之迹而震撼。另一方面，中国儒家正统的代言人之非佛者，前仆後继，不绝如缕。在我看来，两类人信佛不信佛的对立，无论他本人的身份是帝王还是百姓，实质前者站在重学术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後者站在重政治的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两者的统一，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佛教的要求和处置—— 欢迎、容纳和吸收佛法的形上探索、信仰追求和道德戒律，以至偶像崇拜、礼仪习俗。
同儒家严密成熟的政治人伦观念、制度和传统相比，佛教参政的条件和手段太不具备了。历史上，沙门法师直接参政的，很少有成功的，甚至很少有好下场的。真正明智自觉的僧人，无不抽身退步，避免直接参政。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佛教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百姓的日常薰习，促使人心向善，移风易俗而有功於国家，唯此方能避免政治上的排斥迫害，进而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在经济上，寺院僧团只能在争取檀越布施的同时，实行农耕、力争自给自足，方能为以农立国的封建中国所接受。然而这一切外在的谋生方式，又绝不能干扰和改变佛法信仰和理论特色，不能降低了佛家清净无为、超然出世的形象和素质。
一句话，佛法自度之精髓，就在於全面的生活化，在红尘中看穿红尘，在名利中不计名利，在生死中勘破生死！结果南宋以後的禅僧，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礼拜帝王，交通王公大臣、文人学士，宏化百姓。自此，才有了“盖禅如春也，佛经则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此一枝花，疏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谁为破颜者？
写于2004年8月21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