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月：赤子之心

1993年左右，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接触了一些文物鉴赏家和画家，他们有的当时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
　　一日，与友人去著名画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家里，那时的常先生已年届80高龄，记忆力有些下降。我和朋友刚进他家与他打招呼，他热情地起身迎接，我们一一介绍完毕，常老向我们谈起了他刚出版不久的另一本有关敦煌研究的著作，然后请他的夫人（那位在敦煌与他相依相伴的红颜知己）把书送给我们，常老拿出新书，便准备在书上为我们签名，他的夫人灵巧地拿来笔墨，常老用毛笔认真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了几个大字，他看起来行动迟缓，但那只写大字的手却平稳有力。写毕，常老站起身，双手恭恭敬敬地把书递给我们。
　　当时，室内正摆着一幅他夫人画的未完成的油画，我一边欣赏，一边与他的夫人聊天。常老坐在那里，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可是，一会儿工夫，常老却指着我手上的那本他刚送给我的书问：“那是你写的书吗？”“哦？”我感到诧异。她的夫人马上解释，常老的记忆力不好了，思维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到午饭时间了，两位老人诚恳地留我们在他们家里吃饭。出于礼貌，我要求到厨房去帮厨，但常夫人说她家的小保姆就可以做好的。那位小保姆年龄不大，看起来像农村女孩的样子，她只默默地在厨房忙着，不和我们说话。见我诚心要到厨房做事，常夫人便把她家里的一些新餐具搬出来向我介绍，俩人聊了起来，我只是听，没有帮上任何忙，直到后来，与我同来的那位朋友都乐了起来，为了阻止我干活，她竟把家里的各样餐具几乎都挪进了我们所在的客厅。到饭菜快要端上来时，我们又一样一样地把他们搬回了原地。
　　那天，小保姆炖了一只鸡，但那只鸡做得又干又硬，其他的菜也没有滋味，可见小保姆做饭的手艺很差，但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的不满和责怪。吃饭的时候，常老慈祥地笑着，那笑容让人看起来就象是孩子，他告诉夫人给我们夹菜，常夫人热情地为我们忙来忙去的，她在我的盘子里夹了很多菜，我就不抬头地吃呀吃，直到最后，我都快急出眼泪来了，因为怕辜负老人的盛情，我就想尽量把盘子里的菜吃光，但还是没有如愿，因为我吃完就又夹来一些，总是没有吃完的时候。我想，要是再继续吃下去我会昏过去的。终于，我还是“辜负”了老人的盛情，剩下了饭菜。但两位老人的那份诚挚的情意却在我的心里扎了根。
　　大概也是同一年，我认识了民族音乐学家、著名的金石家朱虎雄先生。那时，台湾的一个出版商要出版一本有关中国文物鉴赏方面的书，需要朱先生帮忙，朱先生更是亲历亲为，有求必应。那段日子，在朱先生的身边，耳濡目染，看到他的为人和行事，真是时常让我产生内心的钦佩和感动。据他的朋友说，他收藏有很多奇石、竹雕，并对此欣赏有加，爱不释手，可是，一旦他的朋友们向他索要，他又常常毫不吝啬地给与别人。朱先生的篆刻堪称一绝，但他创作的很多印章到最后都没有保留在他的手里，我看到的是朱先生的一本篆刻集锦。看着那些风格各异的、用刚劲的笔触和线条表现的艺术创作，我这个对篆刻不懂的门外人竟能怦然心动、惊叹不已，我想，那肯定是艺术的灵魂在感染着我。那里也肯定映现着艺术家自身的情操和品格。
　　朱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与我说起过他的同道好友沈从文——那位不仅以独具特色的散文表现生活，还以研究中国古代服饰而成绩斐然的大师。在朱先生的口中，最为叹服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人格力量。
　　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又人品相当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友谊和相互欣赏。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怀念沈从文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对沈先生也一样。偶尔在什么会上，甚至在公共汽车上相遇，我感到非常亲切，他好像也有同样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对，就是这句话，“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这种天真，这种赤子之心，让真正的艺术家永褒着艺术的青春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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