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闹土匪，说是大股的比较少见，如张豁子、李麻子和孟青云之流，也不过是几百号人马，来的快，走的也快。
比较普遍的小股土匪，专门绑票，土话叫“老抬”。说起来也都是庄户人，生活所迫，才打家劫舍。他们忙时为民，闲时为匪，白天为民，夜间为匪。老抬们一般是白天看好了谁家有钱，晚上就到这人家里，把家里的人给蒙了眼睛抬走，然后传过话来，要多少现大洋或几斗谷子几斗米，在哪哪地方去交接，这些土匪一般也只是图财，很少害命的。但也有例外。
有一起害命的，是因为这被抬的人认出了老抬，等交完了钱，要走人的功夫，被绑的人吱声了：那不是“嗄”吗？这一吱声不当紧，被绑的人当场就送了命。因为“嗄”就是那绑匪的名字，平时彼此，都是熟悉的。因此老家有一个规矩，就是和绑匪打交道时，即使识破了绑匪，千万也不可多言。
当地的有钱人一般都是花钱养了跟班的，帮着看家护院。邻村的大财主席宪章，养了二十几个跟班的，每人都骑自行车，挎盒子枪。其中一个跟班的叫王噶，骑自行车双手打枪，都可以百步穿杨。
有一天王噶技痒，拿出枪在席宪章的后面比划了一下，被席宪章的余光扫见了。当天没有事。
第二天晚上，席宪章办了桌酒，让人把王噶叫过来，酒过半遭，席宪章招呼王噶说：小噶子呀，我对你怎么样呀，王噶扑通倒地。说：您是俺的再生父母。席宪章说：年关快到了，你也好久没有回家啦，这是二十块现大洋，你拿去，回家去看看你妈吧！
王噶双手接过现大洋，欢天喜地。席宪章说：走吧，好好上路。
结果这王噶一出门，就被人绑了票去，头上蒙了黑布，嘴上堵着棉絮，被活埋在庙上的一棵大皂角树底下。
这是俺上小学时听忆苦思甜的老农民讲的故事。
听完故事，俺毛骨悚然，因为这棵五人才合抱的大皂角树，就在俺上课的教室外面，自小每天在下面玩，记忆因此深刻。
听说这席宪章对人非常客气，一般不对人发脾气。凡是姓席的人借钱，从来不催账，旁姓的人借债，也是由那些跟班的狗腿子们去催，因此席宪章口碑不错。
日本人来时，席宪章任乡维持会的会长。日本人走后，他就搬到了城里。
席宪章除了大老婆，还娶了7个小老婆，其中一个小老婆的哥哥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长。解放时，席宪章被人民政府镇压，他的小舅子还想去救他，马到北关，南关的枪已经响了，就没有救下来，很多人还为此惋惜。
解放后席宪章的几个儿子，老大长期被政府关押劳教，余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拉出来陪斗，没有少受折腾。改革开放之初，一切向钱看，银行鼓励个人贷款。席宪章的儿子，倒也艺高人胆大，带头养起了蚯蚓，说是日本大平二号，可以加工成地龙酒，出口日本，就都做起了头庄，以传销的方式推销种蚯蚓，售1000块钱一庄，三周之内，就可以一庄分十庄，得1万块钱，一时之间，家家户户养蚯蚓，着魔了一样。时值年关，大家走亲访友，奔走相告，附近十几个县的银行，都被农民贷款一空。
席宪章的几个儿子，可都又发财了，挣来的票子，用磅称分，用麻袋装。这些钱一部分用来建工厂，办学校，一部分用来吃喝玩乐。从乡县到地区，大小干部，全部买通，一路绿灯，每人头上还一顶大盖帽，摇身成人民公仆，实在是可笑。不久，国家干预，蚯蚓倒庄，席宪章的儿子们闻风潜逃。周围成千上万的农民，负债累累，走投无路，要死不活，算是后话。
爷爷当寨主时，邻村另外一个有钱人是席伯祥，没有席宪章人好，也没有席宪章钱多，但也养有一帮子跟班的，有一次席柏祥出游，发现隔壁一个小村子碍眼，就说把这个村子给平了吧。所以解放初当席伯祥被镇压时，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以上说的是大地主，黑白红三道统吃，反兵们来时，人早跑了，老抬们也不敢惹。倒霉的是那些富农和小地主，家有十几亩薄田，雇三五个长工或短工，就没有钱养保镖，又怕老抬，因此他们修寨最积极，还有周围的小村落，反兵来了，也都牵牲口牵羊，往大寨中跑，晚上寨门就关了，又拉起吊桥，老抬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个把小地主和几个富农，所以当时爷爷号召修寨，是一呼百应的善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