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医生还是属于比较旺的，手上基本上没有送过什么病人，其实说句自私一点的话，对值班医生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有重病人，往往要忙上一天一夜，然后到第二天，后面接班的医生班上，病人去世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轻松了很多。
因为送过的病人不多，所以我至今对于第一个在我手上去世的病人印象十分深刻。
那时候我在肾脏科做轮转医生。肾脏科很忙，为了科研，效益和各种各样的原因，主治主任们白天不断地收病人，晚上门诊停了，也会通过急诊继续收病人，全然不顾我们值班小医生的死活。我记得那次我一个晚上收了8个急诊，因为是急诊，要写全套的入院病史，病程纪录，而病人不过是普通的尿路感染，我知道他们科室那个时候在做尿感的课题，所以有病人都不放过。病房里的病人也不太平，观察室里有好几个重病人，而加床已经加到了走廊上，在这样的夜晚我心里难免不快。
忙到快天亮的时候，终于一切告一段落，我倒在值班室的床上，一会儿就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轻轻的但是不中断的敲门声把我吵醒。做过医生的人都知道这种绝望的感觉，真希望这敲门声是在梦中而不用理会。我不情愿地起床，打开门，是一个中年男子,操着浓重的口音怯怯地说道，医生，俺爸他胸口不舒服。我叹了口气，跟着他走进病房。是一个73岁的终末期肾衰的男病人，收进来准备做血透的。血压高，心率偏快。其他也没什么。
我拖着脚步走到护士台，翻了翻病史，明天就要做血透了，于是就开了可乐定，速尿和地高辛。就在我在那里懒洋洋地算剂量的时候，他儿子又跑过来，医生，你再去看看吧，我爸他好像不对。我圾着鞋子走回病房，病人端坐在病床上费力透气，一听，两肺遍布湿啰音，心跳超过了120，我明白这是急性左心衰发作了，他的心脏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终于在就要血透之前的晚上罢工了。
速尿，立其丁，地高辛，推下去都没有用，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急诊血透，把多余的拖垮心脏的容量透掉。但是我们和病人都没有这个条件。病人在那里做最后挣扎地呼吸，绝望地向我求助。我徒劳地在试图降血压。
突然病人中止了呼吸。护士推过来抢救车，我开始心肺复苏，麻醉科也来了，插了管。抢救了半个小时，病人的心跳和呼吸没有恢复，我向他儿子宣告死亡。他儿子跪下来抱着父亲的尸体开始痛哭，而我和护士一样样地把他身上管子拔掉。同病房的病人坐在床上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这时候的我当然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从被叫出值班室到抢救病人，就那么几分钟，一条生命在我手中瞬间消逝。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死亡的我，觉得一切都有点惶然不真实，就怔怔地坐在护士台，看着护士料理后面的工作，死者家属来来往往，嚎啕大哭，然后病人遗体被送出去。
最后他的儿子走过来对我说，谢谢你，医生。
我在那一刹觉得无比羞愧，因为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还在暗地里责怪这个不识相的外地人，还在为被扰了睡觉而恼火。我怎么敢当那句谢谢。
第二天，讨论死亡病人，听主任的口气，颇觉得这个病人不应该死，是我抢救不得当。他说我当时应该用硝普纳扩血管，比可乐定和立其丁更有效。我何尝不知道硝普纳更有效，但是，硝普纳不是科里的常规药，医院的规定，晚上要取药，先拷公务员，公务员来了以后，拿药方子去急诊药方拿药。这一折腾没有一刻钟是不行的。但病人在十分钟里呼吸已经停止了。而可乐定和立其丁是科里的常备药。当然很久不值班的主任是不会知道这种工作第一线的细节的。因此我埋着头闷声不响。
后来我问一个高年资的医生，如果当时这样的情况，她会怎么做，她说得和我做的一样。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在心理上好受一点。我确乎知道在这个病人抢救上我虽然尽责了，但是是没有尽心的。
出了夜班，我坐在阳光普照的咖啡馆里，音乐轻快悠扬，周围的人微笑洋溢，全然是另外一个人间。让人不敢相信几个小时前我刚刚目睹了一场迅疾的死亡。
坐了很久，直到心里渐渐被阳光暖和起来，我才回家，一觉睡到晚上。
这个病人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时时提醒我自己的责任。在最疲倦最不开心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发生懈怠的时候。真正的医生在这时候应该尤为警醒自己，避免因为自己的主观情绪妨碍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