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问题

　　住进旅馆，打电话回家向妻子报告旅途平安。妻子告诉我，卞大姐昨晚中风住院，已经半身不遂了。

　　妻子讲这话的时候很难过，但并不显得很意外。我听她跟朋友们念叨过不知多少遍了：卞大姐干得这么辛苦，总有一天得累趴下。

　　在我们这个市郊小城，每逢星期六，当各色各样的轿车跑车把孩子们送到中文学校时，人们总会看见白发苍苍的卞大姐坐在学校门口，身边摆着几个大塑料盒子，在那里卖包子、饺子、馒头、烙饼之类。即使是在冷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她也会坐在雪地里，直到中文学校结束，家长孩子都离开为止。多少年来，卞大姐成了中文学校的一景，人们习惯了在中文学校结束以后从她那里买一些面食以准备晚餐。

　　卞大姐必定准时出现的另一个地方是教会。礼拜天的主日崇拜自然不必提了，每礼拜二的妇女查经班和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她也从不缺席。她没有什么文化，祷告十分简单，总是这么两件事，一是恳求上帝保佑她在国内的几个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二是恳求上帝帮助她早日解决身份问题，以便能够早日回国看望子女和孙儿女们。每次祷告，她都虔诚地跪在地下，双手高高伸向空中，涕泗交流地恳求上帝恩赐她的心愿。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称她为卞大姐，因为当初她是由妹妹卞二姐领进教会大门的。后来卞二姐不再在教会里出现，而卞大姐的称呼却保留下来了。

　　卞大姐的身份问题确是个老大难。当初她以探亲的身份来到美国，跟许多人一样，想要长期居留，就“黑”下来了。哪知道一但“黑”下来，人就被牢牢锁在了北美，寸步难行。她的丈夫是个矿工，年纪轻轻就死于硒肺病。卞大姐三十岁守寡，拼死拼活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啊。不能回国看望儿女和孙女外孙，对于上了年纪的卞大姐来说，是极痛苦的事情。然而，感情的失落最终让位于金钱。孩子们生活在北方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大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百人民币。卞大姐在美国干一天活，哪怕只挣二十几美元，那也相当于儿子半个多月的工资了。孙女很快就要中学毕业，报考大学，那时候，学费路费加上伙食费，儿子怎么能应付得起？想要从金钱上帮助子女，感情上的欠缺只好退居其次。由于不识字，卞大姐从不给家里写信；她也不打电话，因为打电话要花钱。她只是按时把挣来的美元寄回国去。想到儿子能有美元存在银行里，她就感到欣慰。这年头儿，儿子的工作有今天没明天，帮他存点钱，心里踏实多了。

　　卞大姐也为自己存了一点钱。她没有医疗保险，只能趁自己还能做，存一些钱以备万一。她没有身份，只能依赖卞二姐，把钱存在她的名下。前几年股市持续增长，人人心头蠢蠢欲动。卞二姐为了给姐姐多增值，用卞大姐的存款买了好几百股ＡＯＬ。没想到股市一落千丈，ＡＯＬ只剩了十分之一的价值。卞二姐心里叫苦嘴上又不敢对姐姐讲实话，整天心里惴惴不安。好在卞大姐不晓得其中奥秘，也不打听。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平凡得如同白开水。卞大姐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有一天深夜收到儿媳妇报丧的电话，告诉她大儿子暴病身亡。

　　据卞大姐后来说，儿子起初只是觉得嗓子里头堵得慌，喘不上气来。他没有带押金，医院里没人给他作正式的检查。卞大姐泣不成声地说，儿子手里有的是美元，只是他一来要给女儿存着以便供她上大学，二来又觉得母亲在外挣来这些美元不容易，一时想不开。不料才从医院的三楼走到二楼，就一头载倒，再也没有缓上气来。

　　白发人哭黑发人，卞大姐哭得昏天黑地。她双手伸向天空，泪流满面地发问：我的神哪，这是我最懂事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都需要他照应呀，他还有那么小的孩子呀——你怎么就把他带走了？又捶着胸口对冥冥中的儿子说：娘对不起你呀，娘不该跑到这么大老远的地方来，你走了都没能看上你一眼！

　　卞大姐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不过她仍然每周七天不停地拼命工作。星期一到星期五，她在别人家里做饭看孩子管理家务，星期六到一些喜欢面食的南方人家里给他们做一天烙饼馒头包子饺子之类。礼拜天下午，她回到卞二姐家里，给他们全家准备下一个礼拜的面食。妹妹一家到美国已经多年了，但还保持着北方乡下单纯的面食习惯，不吃大米，美国饭就更别提了。卞二姐的丈夫外加三个儿子，四条壮汉饭量惊人。卞大姐要同时用两口锅，手脚不停热气腾腾地从中午一直做到晚上。

　　卞二姐的家是一座崭新的大房子。前后左右种的都是韭菜，为了让卞大姐做包子饺子拿出去卖。后来邻居提出抗议，说菜地影响景观，附近的房价会因此受影响，她们才不得不缩小了菜园的面积，改在后院种植。

　　卞大姐每隔几个星期就到我家来给妻子送一大把韭菜。有一段时间，她咳嗽不止，严重时连话都讲不出来。我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每个礼拜她都请牧师替她祷告。既然没有能力买医疗保险，除了祷告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妻子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给她买了一大包中西成药，卞大姐服用了几个礼拜，咳嗽居然好了。为了这事，她每次来都要谢了又谢。

　　然而，卞大姐的身体确是越来越坏了。她白发稀疏，人越来越瘦，背也渐渐佝偻下去。她仍然不停地工作，每周七天。她仍然在中文学校前卖面食，仍然一见到我就硬往手里塞几个大饼或是一把韭菜，仍然是笑得满脸皱纹。出差前的那个礼拜六见到她，她告诉我说，现在做事的这家人对她很好，如同亲人一样。还说，卞二姐已经跟这家主人商量好了，帮助卞大姐办移民。她的身份问题就要解决了。卞大姐眼光里充满了兴奋和希望。

　　哪想到移民还没有办起来，人却半身不遂了。我不知道卞大姐这时的心情如何，只能心里祝愿她能早日康复。她那么勤劳，人又没有那么老，恢复的可能性应该是很高的。

　　隔了一天，妻子打电话来说，到医院去看望卞大姐了，她半边身子失去了控制，话也讲不出很多，不过看上去精神还好，脑子还算清楚。不过她住院时拿不出任何身份证明，更不要提医疗记录了。卞二姐先对护士说姐姐只有五十四岁，可护士看着卞大姐满脸皱纹和稀疏的白发无法相信。到了第三天头上，卞二姐仍然无法提供姐姐的身份证明，医院上下都认为她们可疑。于是，每当有人来探望，就有护士过来打听，问是不是卞大姐的亲属，知不知道她的年龄身份等等。原来，当初为了能顺利申请入美签证，卞大姐是顶着卞二姐那死去多年的婆婆的名字来的，所有的证件全是用钱买来的假货。最近要申请工卡，不知道卞二姐又从哪儿另弄了一套假证件来，还特意把原来有意增加的年龄减了好多。卞二姐见医生护士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先把心虚了，不敢将证件拿出来。妻子说卞大姐躺在病床上，对卞二姐和不久前刚刚到美国黑下来打工的弟弟喃喃不休地说，回家吧回家吧。卞二姐安慰她说，等你好了咱就回家。卞大姐用力摇着头，仍是说回家吧回家吧。

　　我想，她是不想这样不死不活地待在美国吧。

　　没想到过了两天妻子又打电话来说，卞大姐的病情突然加重，大面积脑血管阻塞，人已经完全昏迷了。医生说，没什么希望了，准备后事吧。

　　放下电话，卞大姐的“回家吧回家吧”在我耳边不停地响。我明白了。她是想让弟弟回国去。那里再苦再难，至少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互相疼爱，彼此照顾。像她这样，挣得了点钱，可又有什么用呢？

　　我出差结束回到家里时，卞大姐的后事已经结束了。没有棺木，大概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她的遗体从医院停尸房直接送到火葬场，就火化了。卞二姐拒绝了大家为卞大姐在公共墓地租一个盛放骨灰盒的小空间的建议，把骨灰存放在自己家里。

　　仅仅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就变成了一（扌不）灰土。我听着妻子叙述葬礼的经过，禁不住黯然泪下。我很想去看望一下卞大姐，可是她没有墓地，我又不想去打扰卞二姐一家。

　　仰望着雨后天边那灿烂的云彩，我默默祝愿卞大姐是去了她想要去的地方。祝愿她能够在那里同分别多年的儿子团圆——在那里，她应该不会再有身份问题吧。

原载于 2003 华夏文摘 cm031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