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妮可儿这两天刚刚做过护肤美容，修长、白皙的颈脖上系了条歪歪的绸巾，一片鹅黄，光彩照人。见江涛带着点火走过来，镜片后的目光灼灼逼人，就柔声细语地对他说：“我们要真诚地反省一下，是不是对员工太苛严，太过火？”
江涛含了些情意盯着妮可儿看，想到清晨床苐间的欢乐和温柔，缓过神，对她说：“维克多的年终红包要给他，你没给吗？”用这句话堵了妮可儿的悲天悯人。
妮可儿说发红包那天远在圣地亚哥的犹太裔经理维克多没来，红包还在会计部压着呢。
初涉商海，公司草创，妮可儿和江涛，一个是留学生刚毕业，一个是穷打工才上岸，没人投资，如履薄冰，手头自然扣得很紧；后来有了几百万美元的投资，帐面上的数目是相当可观了，但江涛却在董事会上表态说要做“守财奴”，有钱当没钱花，所以一直就是一幅吝啬相。
江涛一直有两种“理论”支撑着自己的精打细算：一，我们是新移民，是迟到者、后来者、创业者，要和白人平起平坐，不拼搏怎么行，不克勤克俭怎么行？二，从严治军，从严治厂，从严治公司，严师出高徒，不要把员工的胃口吊得太高——吊得太高，运营成本高，拖垮公司，他们没工做，岂不更惨？
江涛心平气和地和妮可儿说：“不要见风就是雨。这边当然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太苛严，太过分，现在手头不那么紧了，是可以考虑给他们提高点待遇；那边也要注意员工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能一味迁就……”
“是啊，是啊，给他们加工资不会说谢谢，每人每年给出五、六千元的医疗保险都无动于衷，这边刚要调整一点医疗保险就哇哇叫了。” 妮可儿颇有同感地说。
妮可儿知道，眼前他的这位先生，外表看起来象德州佬、有产者、共和党，而内心，却和自己一样，是个道道地地的悲天悯人、体恤民生的民主党人，并且中国大陆来的、现在赶上末班车当老板的这批“知青”都一样(以江涛的年龄，在中国大陆下过一年乡，当过一年农民，应算“知青”里的小字辈)。
江涛这就把杰森的人事档案打开，翻一翻当时二十万订单的奖佣纪录，这一翻不打紧，可把江涛和妮可儿看傻了：
现在这个进口中国大陆二十万美元、十万瓶胎盘素的订单，早先是客户自己打电话到公司的，妮可儿跟他们谈过后，看客户和FDA法规部经理杰森都有香港、广东背景，就请他具体负责这个case。但是杰森并非公司的销售经理或销售员，不靠底薪加佣金吃饭，只拿月薪，所以当时的记录就有这么一条：“该员工是公司月薪制员工，本无佣金，但为了鼓励和奖赏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特以个案核定以下付佣标准。”
付佣标准怎么定？“十五万以内拿1%，十五万以上二十万以内拿2%”
白纸黑字，细心过人的江涛留的是签字原件：“怎么给出3%？”江涛咄咄逼人、毫不客气地问妮可儿。
妮可儿一边把江涛的档案拿过来簌簌簌地翻，一边扑闪着秀气的大眼睛，尴尬地说：“不对不对，还有提高佣金比例的其它文件吧？……我怎么就给错了呢？……还说奖励不够呢！” 妮可儿这就用内线电话call杰森过来。
江涛抓紧时间对妮可儿说：“将错就错，佣金比例3%不要变，但问题一定要说清楚!” 妮可儿顺从地点点头。
这就听到杰森的敲门声了。
2005年1月26日二稿于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