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串连外，买了车票坐长途火车，是从1968年底去贵州报到开始的，当年的毕业分配也很简单，因为总的方向是上海一医2/3大西北1/3大西南，而上海二医则是1/3大西北2/3大西南。分配前也象征性的填了志愿表，反正无多选择，多数同学填的一句当年的流行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则自填贵州，当然还加上了那句流行语，去贵州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属南方，暖和，穷人怕冷怕冬天；第二有米饭吃，比北方杂粮面粉较习惯些。说起来还是受了刘德傅教授（60年代广慈医院妇产科主任我因搞教育改革被她赏识）的丈夫徐老先生的启发：贵州天无三日晴出稻米无碍，棉花长得差……。还嘱我如去贵州一定要吃辣椒，随当地的人吃喝可避寒瘴之气……，在那个年代能听到如此直言教诲也属不易，所以终生难忘，这样的好人，所以从57年开始就吃了亏（他们的儿子徐振之也是我一届的同学）。 当年湘黔铁路尚未修建。从上海到贵州安顺要经浙江杭州——金华——江西上饶——萍乡——湘南株洲——衡阳，再折入广西经柳州北上入贵州独山——贵阳再西折安顺，虽有快车从上海发往昆明，途中可在安顺下车，当时行车准点也要近50个小时。从小地理学得不错，上南模初中时在徐汇区中学生（无准备）突击抽查考试时还以99分夺过第一名。尽管奖品只是一个小的讲义夹，那时的考试也做过从某地到某地火车行程路线图的考题，而实践如此曲折的长途乘车当属首次。出行的车次找到了而票源却紧张。 那次的车票是先赴贵州兴义的四班同学曹大荣医生的二弟代买的，曹大荣先到了那里，来了一封信是寄给我的还是叫他二弟来找我当面给的已不能确记，信中详细介绍了车次，转车点，在安顺，花江，兴义的投宿点（旅馆当时也十分紧张）并要求替他带一包食品去。并介绍他二弟（67届高中学生？）在学工中与上海铁路北站相熟，大荣父母经营车行就在北站附近，老式木结构为主的二层楼房，楼下为车行，楼上即为住家，文革中虽受冲击，但看来外观变化不大。大荣先赴兴义后来分在晴隆县医院做外科医生，上世纪70年代初，公出购药去过晴隆一次，当时这山中小城，夜间照明尚成问题，一起喝了一场酒，他酒量不大，但席间有一女子酒量极大，我还留他打油四句“昔日同窗今为友，相逢且尽杯中酒，若问平生何所愿？喜看环球无病忧”。好象他属羊长我一些，现在也应退休了。 曹弟果然把票买来了，是三张对号硬座票，座次为X厢118、117、116，同行为朱维卿同学，他到贵阳XX局（好象是有色金属工业局）报到，但他的计划与我们不同，他是准备报到后即病退上海的（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足跛），所以行李较少，但带有两条大前门香烟（当时较难得），并号称抽完就戒烟，因与他分手时他的烟还未抽完，不知结果如何，走时已是69年12月30日，三位牛弟大伟、小海、聂家小阿弟帮忙把行李安顿在行李架上（三人均属牛）。当时叫抢行李架，当时出远门的人行李都多，上不了架的行李则要塞在座位下面甚至过道中，脏损较多为客所不愿。一张车票只能买两张站台票，所以多选精壮小伙送站，抑或还有年老尊长娇妻幼子需送行，二张站台票往往不够，就要托人开后门。那时票贩子黑市很少能找到，现在想来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人不会低进高出，而是一旦被抓，就易被划进“投机倒把”，如被带上坏分子（覆盖涵义极广）的帽子，则序列入“地富反”之后位列四类分子之末, 57年后因又增加了一种“右”扩编为五类分子，一入此另册，恶果无穷，人人视为畏途，敢以身试法者（尽管当时不大提“法”）就少得多。另外50年代初大力提倡人人有工作，尽管月工资最低的只有20多元，甚至有16元、18元（学徒工一级）。总有个去处，犯罪率较低。行李架抢到位后松了一大口气，岂知顾此失彼，三个座位除了文丽坐了临窗的一个座位外，最末排的118、117座被两个老大哥（工人）模样的人坐了，等到请他让座时，对方居然说，100号以外都是不对号的，谁坐都可以（以后知道铁路上确有此一说），我们手里拿的又是长条状的手写软票，开始时还很硬气，后来周围四排两格18个座位的人均是不对号的，方知底气不足，（曹君原是开后门替我们买来的）。此时火车徐徐开动，站台上送客被退至白线之外，火车虽然超载站着的人不少站台上也明显的超负荷，挤得与当时的公共汽车上差不多，送客挥手示意者有之，仰天流泪者有之，失声痛哭者有之，哭声有老年悲怆的，也有幼儿的尖稚之声，这种交响非亲历者很难彻悟，亲历者则往往经久难忘。64年我在二医大民乐队时，曾参与演奏“十送红军”。那瞬间突然悟出生离死别，决非是如此顿挫婉转之曲，想必是后人杜撰之作。我们三人及车下送客因都是青年人，到无甚失态，何况长兄耀海日前还与我有换刀之举（当然是削水果的小洋刀），颇有送弟出征之意，悲或有悲，壮必是壮，未过门的大嫂还拎了一个蛋白蛋糕（当时是希罕物）来送行（她好象未进站），如同走亲戚一样。我们则忙着与那两位“老大哥”争论，谁知人家涵养好不再开口。好在列车员关了车门过来了，朱君拉住他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到也没有不理，问那两位怎么回事，其中一人抬头说了句“这个号是不对号的，谁先到先坐，你铁路的不知道吗？”列车员听了就走开了。此时朱君又改变策略，企图“以情动之”，告之路途遥远，初出远门……，就是不说足有疾，我见此辈垂头闭目，佯作不闻，非词说能动，也一时无法。一来二去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第一个停靠站——嘉兴到了，这两位老兄提起小背包一溜烟地下车了！看来真是老练，朱君与我方得坐下，后来想想，必是家在嘉兴附近而又有工作在上海阳历年回家过年者，到底谁占了谁的座位，各有一套道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始终没说坐一站就下车，另外是身强力壮，买的就是无座票，何必如此。 2005—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