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的蓑笠翁网友，在回俺《再谈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所谓逃兵问题》的帖时，提到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时，上海发指示的事，俺答帖如下：
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曾两次回上海汇报工作。许多人容易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例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Evans）写的那个什么邓小平传之类，就是这么认为的。
上海发指示是在邓小平第一次回上海汇报工作(1929年11月份)时候的事，当时的中央交通员龚饮冰刚从上海带信回来，百色起义还没有发生，正处于积极的准备阶段，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也刚刚组成，前委常委是邓小平、陈豪人和张云逸。中央还没有批准，邓小平任前委书记的指示也没有下来。其间邓小平接到上海的指示，自己执意要走，当时龚饮冰已经经广东省委到上海汇报起义的不止和准备工作，前委因工作关系就没有同意邓小平离开（原话是“苦留不住，彼硬要去”）。后来中央再来电阻止邓小平离开时，邓小平已经上路。
第二次（1931年2月）则没有上海的指示，是邓小平自己决定的。邓小平的女儿写书说邓小平对王明向无好感，怕王明上台，才决定要到中央去汇报工作的，并说是经过前委同意了的。当时同在红七军工作的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刚刚在全州会议后，和邓岗一起离开红七军，到上海汇报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的事情。当时是在江西境内，离中央苏区已经不远，红七军经过千里转战，前委也已经不成其为前委，改称了团委，李明瑞为团长，邓小平为团政委和团委书记，因为经梅花一战，部队给打没啦，仅剩下两个团。过乐昌河时，张云逸的那个团被冲散啦，张云逸生死不明，没有在场，李明瑞入党晚，还不在常委，而且后来李明瑞也被整死了，邓小平到上海的事，只好由接替邓小平任团委书记的许卓来作证。而且1934年中央就邓小平的这件事做调查时，许卓也帮邓小平说了好话。
所以邓小平两次到上海汇报工作，都多少留那么一点小尾巴。第二次的尾巴比较明显，因没有接到中央指示，说严重了就属于“擅离职守”，第一次时尾巴比较不明显，因为有上海来电，但是前委没有同意，而且后来中央再来电阻止过。所以说严重了，就是“临阵脱逃”。
其实邓小平第一次到广西去的任务和身份，就是一个中央代表，传达完中央指示，也就万事大吉，起义的具体工作，都是别人在布置，和邓小平没有太多关系。邓小平传达完中央指示后，回上海复命，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后来的说法是邓小平到广西去是为了领导百色起义和建立红七军，然而起义还没有发生，领导人就先走啦，自然就有一点儿说不过去。
前面有古人，后面有来者。中共历史上除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外，也举行过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萍江起义、和海陆丰等很多次武装起义，起义时的主要领导人，在举行起义时大概都在场。象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样的情况，即起义时第一号领导人不在场，可能是独一份。
我觉得有时侯，邓小平的策略就是故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说，并避重就轻地主动承任第二次错误，但是从来就不提的，是第一次错误。在邓小平女儿的书中，提到过邓小平在红七军的“两次开小差”。对第二次“开小差”着墨甚多，不厌其烦；对第一次“开小差”则闪烁其辞，一略而过。
因为承认了第一次的错误，就涉及到更多的问题：就涉及到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具体是由谁发动和领导的？就涉及到红七军和红八军，具体是由谁来建立的？也还涉及到，左右江根据地，具体是由谁创立的？
其实这些，本来在党史上都是早有定论的东西，可仔细翻一翻当年的史料和后来的回忆录，以及大量的伟人传记，还是会有不少疑问的。
例如在邓小平女儿的书中，作者利用国家和党的资源（邓的书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对百色起义时主持前委工作的陈导民和后来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不惜在多处，行打击报复之能事，一会儿说陈支持邓岗，一回儿说陈的《七军工作总报告》很左，一会儿借邓小平之口，说陈是逃兵。并在发行的海外版和英文版中，将国内版中说陈豪人是革命烈士一类的正门之词，全部删除。
在邓小平到广西时，没有陈豪人在广西首先建立的军队和党内外关系，邓小平去向谁传达中央指示呀？而在邓小平离开广西到上海汇报工作期间的两个半月和后来三个多月时间内，如果没有陈豪人和张云逸同舟共济，力撑危局，哪里会有什么邓小平引以自豪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哦？更莫谈百色保卫战和榕江大捷等与邓小平军事生涯毫无关系的红七军光荣事迹了！（见陈明扬陈超子编《陈豪人在百色起义前后》和白先经主编《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
其实当时大家都年轻，有错误也都是在所难免的。邓小平后来成功了，成了世纪伟人，让人佩服，也令人尊敬。但若说邓小平从一开始就那么一贯正确，是不可能的，也绝对会闹笑话。
再就是邓岗，邓小平1931年4月9号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经写道：“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邓小平的这个检讨还是对的：红七军的功劳是大家的，错误也都人人有份。当时邓小平作为前委书记和红七军政委，负全责的一把手，最终全面接受了李三路线，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
其实邓岗在红七军，根本没有什么基础和影响，哪里就有本事去开除右江苏维埃书记雷经天，而且时间上也对不上。龚楚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最终也都是听中央代表邓小平的。有过一些争论，都是同事间为了革命和红七军的前途而产生的政治意见之分歧，哪里有什么路线斗争，都是好事者为了立个圣人，牵强附会出来的。
最后是说到李明瑞，介绍李明瑞入党和建议李明瑞当总指挥都和邓小平没有关系，李邓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11月初，两人一见如故（《我的父亲邓小平》）。11月底邓小平回上海的路上，经过龙州，邓李是第二次见面。邓小平又不是在世的活佛，李明瑞也不是朝圣的教徒，见了两次面，一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李明瑞就转变过来啦？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吧！
还是那一句话，虽然成王败寇，但做事和做人，还是要心存厚道一些，该谁谁，不可以搞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