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之忧──评中国某报关於两会的头条新闻 沈敏特 某省发行的一份文摘类的报纸，在今年2月24日头条，摘登了中新社2月18日的报导。醒目的红字大标题犹如“春雷”，报导着中华民族跨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中国民主政治趋成熟》。 这个“趋”字值得玩味。“趋”是走向的意思，正在靠拢的意思。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向成熟发展，你不能指责此话说过了头。但你一看正文，告白你的全部意思与这“趋”字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被中国奉为根本制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实行五十年，以人大制度为标志的中国民主政治也越来越成熟了。 这就不是什麽“趋向”“走向”了，而是言之凿凿的“成熟”，并且岂止是“成熟”，是“越来越成熟”。 用当下时髦的惊叹语来表达：哇塞！──中国的政治体制何须改革，已完完全全民主化啦；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完善民主”的任务也不复存在和必要。 是用语不当吗？我求上帝保佑，但愿仅止於用语不当。然而，事与愿违，联系全文一看，并非用语问题，而是对民主的标准的一次“不顾血本”的“降价”。 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准是什麽呢？ 这篇报导是关於“两会”──人大、政协的会──的变化；它把这变化概括为三点，以这三点作为民主“成熟”的标志性的证据。 一曰、“环节少了，渠道多了”。 二曰、“大话少了，实话多了”。 三曰、“不必温文尔雅，不妨面红耳赤”。 说句不中听的话，如果这就是民主成熟的标准和标志，那麽，民主在中国几千年前就成熟了。何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後继80馀年。 “环节少了，渠道多了”的根据是什麽呢？ “不拉警笛，不闪警灯，不闯红灯，安徽省今年的两会，由过去的警车开道悄然改为警车引路。”──这是环节少了的例证。 我想，在这一点上，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显然做得更好，连警车开道都没有。而不闯红灯是小学生都能做到的事情，堂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以此来作为民主化的标准，这民主是不是太可怜了？ 那麽，“渠道多了”指的是什麽呢？ “立法渠道多了，监督渠道多了，代表产生的渠道多了，集纳民意的渠道多了。” 怎麽个“多了”，却语焉不详。我们只得从实际出发，考察一下这些问题上所表现的民主政治的成熟程度。 渠道多了，可能是毋庸怀疑的事实。但关键还是要看实际成果与民主化之间的距离。譬如立法，民主政治的一个无法讨价还价的必须因素──言论自由，应该说还没有法的规范和保障。新闻、出版是言论自由的必需载体，而恰是这两个载体的运作还没有立法；《新闻法》、《出版法》已是千呼万唤，却尚无踪影。 至於监督，已经讲了、承诺了、保证了多少年，而时至今日，上至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级、部级的大贪污犯，下至科级、股级的小贪污犯，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新闻法》、《出版法》本身就是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出不了台，何谈“监督机制多了”。最近，令人鼓舞的是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建立监督机制的重大举措。但，这毕竟是一个开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化的执政党，他自身的监督机制还在“试行”，开始了只有几天，它的成熟还需假以时日；由此作为起点，再普及於全国，更需耐心等待。 “代表产生的渠道多了”。这不假，但离开现代民主的选举制度还十分遥远。代表产生如此，领导干部的产生更是如此。大量的等额选举和额度极小的差额选举，说明领导干部产生方式的本质上依然是委任制。宋庆龄先生於己於1979年致友人的信中说的明白，这种委任制若不彻底改变，现代化是不会成功的。如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跑官现象，这恰是委任制必然的伴生物。尽管严词斥责跑官，扬言制裁跑官，也确有制裁跑官的案例，但只要委任制依然，跑官只会在方式上变得愈来愈精细巧妙，却不会消失。因为成功的机率大於失败的机率。就像朱元璋严惩贪官用了“剥皮揎草”的酷刑，但明王朝制度不变，明王朝依然因腐败而崩溃。 “集纳民意的渠道多了”，这也是事实。但要看这“多了”与什麽时代相比。与上个世纪50年代相比，确实多了；但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相比，还是太少太少，远不能成为民主成熟的标志。《新闻法》《出版法》是保证民意畅达的根本大法之一，如今尚未降临华夏大地，又怎能侈谈民主的成熟呢！ 再看“大话少了，实话多了”。 这一多一少我相信是事实，社会毕竟进步了。但是，这不能成为民主成熟的标志。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都会因某种原因──官方控制能力的削弱或加强，具体掌权人比较开明或比较专横──产生“大话”由多变少或由少变多、“实话”由少变多或由多变少的现象。如春秋战国时期，实话由少变多；国民党政府“文化围”时期在某些空间，实话由多变少；毛泽东领导的“鸣放”，实话由少变多；毛泽东领导的“反右”实话由多变少......所有这一切都与民主政治完全不搭界。 民主政治当然会带来大话少、实话多的现象；但不能反过来说，这多多少少就是民主成熟与否的标志。民主政治成熟与否，还是要看言论自由是否获得法的确认和保证；干涉言论自由者是否受到法的限制和惩处。 最後，来分析一下“不必温文尔雅，不妨面红耳赤”。 这句话的最大价值在於承认了我们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曾经保持的一种状态──温文尔雅，只会非常礼貌地拍手、举手、“衷心拥护”，加上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也就是说，名义上参政，却不具备参政的能力。而如今，有所进步，这就是面红耳赤，有了不同意见，有了面对面的争论。 相对於曾经的状态，这当然是进步。但这毕竟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反映不同的本质──在民主政治制度的议会和非民主政治制度（如北洋军阀控制的）议会，都可能产生面红耳赤的争论。反过来说，民主政治制度的议会，也不一定事事面红耳赤；有些议案各方同意，温文尔雅地通过了，这不等於说就是非民主的。关键在於宪法是否全面反映了民主政治的要求，宪法是否通过民主程序获得确立，宪法是否在实际上推动了民主进程，以及在民主进程中宪法是否朝着不断完善的方向进行修改；并且，违宪的行为是否能通过民主程序及时限制和惩处。温文尔雅也好，面红耳赤也好，都是弹性很大的现象，都不能直接用来作为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志。 由这篇报导，我联想到50多年来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在舆论宣传上，过於“超前”，实际生活与舆论相比过於滞後，形成令人吃惊的反差。 我们曾有“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宣传，那时实际的结果是差距约为50年100年。 我们曾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欢呼，实际结果是饿死几千万。 我们曾有“创造红彤彤新世界”的豪言，实际结果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过多惨重的教训，使我产生一种近乎逆反的心理：凡是强调“艰难”，要求“慎重”，主张“持久”的宣传，我反而信心倍增，欢欣鼓舞。譬如，文革以後中央领导同志强调“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给予我一种扎扎实实站立在实地的踏实感，觉得前面还有奔头。凡是说什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三年之後果然宣传“大见成效”，我便有一种陷入云雾之中的恐惧感：既然“大见成效”就是这麽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成效”，希望何在！ 民主是一种崇高而科学的理想，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尽艰辛、前赴後继的追求；而当人们正在为此继续奋斗的时候，忽然有人把初始的民主建设当作“越来越成熟”的标本来宣传，说：“这就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对民主是什麽略知一二的人，都会莫名惊诧，感到恐惧和失望。 我为这样的“成熟”无比的忧虑。且不说什麽动机，至少是对於民主的无知。如果这就是成熟的民主，我们躺在这样的民主上面无忧无虑，民主将与我们永世不见！ （陈思进推荐。沈敏特，中国作家、评论家、教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制作中心创作室主任。目前正在筹拍一部电视剧，以陈思进所着《闯汤北美》为基础，以9/11事件为背景，反映在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东西方文化如何在保持个性的同时，碰撞、交流、融合、优化的过程。转自多维网，2005年3月7日） 中新社：三多三少看两会 中国民主政治趋成熟 王晓晖 人大今年五十岁。 被中国奉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今年已实行五十年。 虽然由外观之，“承载”了五十年人大制度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威仪如昨；但从内观之，它早已现代化、智能化，中国风格而又堂皇气派。 因为，地球已变成村庄，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跨过一千美元门槛，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建设已踏上不归路。 所以，以人大制度为标志的中国民主政治也越来越成熟了。 时间少了，要求多了 成熟的标志往往来自细节。 与以往相同的是，“世界第一会”——两会十几天后还将在大会堂召开。不同的是，这将是人代会历史上最短的一次。 上行下效。全国两会会期一经公布，各地两会会期缩短的消息就渐次传来，先后有广东、甘肃、四川等省都竞相创下短会记录。“长会短开、多会合开、虚会实开”，在中国正蔚为一时风气。 会议是展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T型台。越来越全面的立法，越来越实在的监督，仰赖社会的进步，也与务真求实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密不可分。 当最高立法机关负责人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时，语气里不无骄傲。当北京一府两院九名官员述职，并接受背对背暗访，面对面批评时，也不免心有忐忑，“学生考试”的感觉让官员们“刻骨铭心”。 仰对国徽，怀揣民意，无论是代表，还是官员，都必须心存敬畏。据说，今年两会，广东人大特设迟到席，迟到者被曝光，要缺席，得找团长请假，就更难了。 环节少了，渠道多了 不拉警笛，不闪警灯，不闯红灯，安徽省今年的两会，由过去的警车开道悄然改为警车引路。 形式有时就是内容。繁文缛节一点点在减少，为的是为民不扰民，少花纳税人的钱，办更多民众所急之事。 据说，甘肃今年两会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简报控制期数，领导代表发言的报道控制字数；政协开闭幕式的邀请范围缩小，列席人员不安排食宿。 环节少了，渠道却多了：立法的渠道多了、监督的渠道多了、代表产生的渠道多了、集纳民意的渠道多了。 继去年五月，选民以另选方式投票选举王亮为深圳市福田区第四届人大代表之后，年末，北京又有两位独立参选人当选为区人大代表。 如果说他们的参选和当选还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人大选举离自己越来越近，却不止是他们三人的感觉。 如果说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公民以律师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时，还缺几分自信；那么，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以公开和开放的姿态设立代表联系点，红红火火通过电视向选民征集议案时，则自信和自如得多了。 大话少了，实话多了 据说，在中国，平均每二十四万个城市人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每九十六万农村人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两千八百多名人大代表，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代言人，他们讲不讲话，讲什么话，怎么讲话，对民众来说，都不是小事。 少一些重复肯定，多一些逆向思考；少一些笼而统之，多一些具体解剖；少一些官话套话，多一些百姓心声。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在代表、委员们被如上期望和要求时，采访人大的记者们也被告知，多报道基层代表，多报道不同声音，甚至批评。 不必温文尔雅，不妨面红耳赤。 关键在于是否真的在求国情之真，务奋斗之实；是否真的在求规律之真，务发展之实；是否真的在求百姓的地位和作用之真，务民众的根本利益之实；是否真的滤去了浮躁，沉静地前行。 现在，两会还没开幕，但大会堂临街的窗子已经被各地两会的民主热风吹开了。 届时，相信在三十九级台阶上，将会有更多的“多”与“少”。多多少少之间，民主求真务实之风会更加盛大恢弘。 这样的两会，才是老百姓真正关心、关注和需要两会。 这，也才是五十岁的中国人大制度应有的成熟与智慧。(稿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