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义父——叶剑英
戴晴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５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笔下的小海蒂一样，成了３０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道，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重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２），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1983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从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意，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能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不驯。”
戴晴生父傅大庆
（1900——1944）江西临川人。上中学时思想激进，与陈独秀通信从而参加革命。1920年在杨明斋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加入社青团。不久，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萧劲光彭述之等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为东大第一期学员。1921年入党。1924年回国，任鲍罗廷、加仑将军翻译，与叶剑英相识。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此后转移到香港、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委兼任宣传部长，主编《马来亚工人》革命刊物。1931年到新加坡组织共产国际东方局办事处，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引渡回国，关在龙华监狱，经宋庆龄营救获释。1938年在贵阳、桂林等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不久去延安工作，翻译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41年与妻子杨洁赴华北敌占区为共产国际建立电台。1944年7月不幸被捕，从此音讯俱无。1946年1月，叶剑英指定李克农遍查敌伪档案，终于证实被日军杀害。
女儿戴晴，原名傅小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