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别处的新生活基本上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和在香港时的感觉相差很远。如嫣除了白天高强度地上班，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去密加罗俱乐部学校学德文，余下的业余时间会和同事或者语言班的同学偶尔去参加party跳舞，或者去看电影，或者一个人去逛服装店。星期六，惯例是必须去超市买一周的食物，烫洗衣服。依然告诉过她瑞士人很讲究卫生，不然会惹人闲话，所以她比在香港时更注意收拾和打扫房间。其实工作和学习之后，她已经很疲倦了。可是这里的人工价格昂贵，不可能请钟点工来帮忙，也不能常常去外面吃饭。她虽然有一份工资，因为是外国人，比本地人拿得少，仅仅足够生活和寄给中国的母亲作为生活补贴。她的状态和一个留学生在国外的经历极为相似，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清贫的滋味，要想的现实问题比在自己的国家时要多。最让她头疼的事情，是处理德文的各种扑朔迷离的账单。幸而她可以常常去依然的家里请教彼得。在那里她有随时去拜访依然和留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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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常常给彼得讲关于她和如嫣的事情，她对他说，“知道吗，如嫣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从小就过得不快乐。我总是想我如何才能给她一些什么，把我们的快乐拿来和她分享，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家里也有她的一个位置。”彼得是个通情达理和国际化的男人，常常顺着自己的妻子，就说，“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我能够理解，也愿意接纳她。”然后想想又说，“但是她不能和你在一起同路同一辈子。每个人都有承受自身生活的能力。”依然觉得他这样典型的瑞士人是不可能了解中国人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关系的，他不会懂义气两个字的含义，可是，至少他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