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蛇添足
“画龙点睛”与“画蛇添足”是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典故。前者出于《水衡记》，后者出于《战国策，齐策》。人们都希望自己写文章、讲话时在关键的地方多加一两句传神之笔或揭示主旨的话能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而不希望成为“画蛇添足”。可是在实践中，“画龙点睛”结果变成“画蛇添足”并不少见。因为人们往往立于丘而跌于垤，这样的事常发生在不介意间。
例如我最近看到一篇两个文摘报都摘登的文章就是这种情况。它本来是一篇好文章，但由于加了一条不应该有的结尾，就有了“画蛇添足”的结果，同时又把我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不评论吧，于心不安，我们过去就吃了违心地默认、表态、一边倒、不实事求是的大亏；评论吧，又会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59年的伤痛，使他们在九泉下感到不安，同时也可能会使自己背上对他们不尊的罪过。但是既已发生了，就不能不说，好在现在党中央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马寅初的那个夜晚说起”（原载《书摘》2001年第10期，转载《作家文摘》2001年10月30日第439期，作者谢云），它首先介绍了马寅初1959年坚持自己的人口理论，谢绝好朋友周恩来的劝告，拒不写检讨。马寅初当时是人大常委委员、北京大学校长，“讲几句话”既下了台阶，又保住了名位，但是他把真理、原则、尊严看得比任何其他东西（威武、贫贱、富贵，还有那种位尊权贵、可敬可爱、伟人兼朋友兼恩人的充满善意的规劝，以及种种大道理）都贵重或者他根本不相信放弃真理、自贬人格、抛弃尊严，去违心地认错、检讨，会有利于什么大局。他在顶礼膜拜的不正常年代，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使我们的后人不至于耻笑那几十年间，竟没有了铁骨铮铮的大丈夫。中间说到了彭德怀和张文天。然后，文章的后部分，比较详细地写了黄克诚从不愿意揭发、检讨到为“顾大局”做了违心的检讨。最后作者把他和马寅初拉在一起作了一个比较和评价：“马寅初面对善意的、以‘顾全大局’名义的规劝，坚守真理和尊严，拒绝认错，黄克诚和他在一起罹难诸位老革命家在类似的情况下被迫做了违心的检讨，这与长期受熏陶，所处的环境有关，可以说足与马寅初貔美。”
笔者认为最后的比较和评价完全是画蛇添足，文章应该在此之前打住。这里所添的那个“足”不是有关笔墨的功底，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的是非问题。
首先，马寅初与彭黄张周不是那么好比较的。一个是知识更分子、学者、党外人士，另一些人则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家、久负盛名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在59年受到批判的原因也不同。马寅初是因人口论（一种学术观点），彭黄张周是因为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纯政治问题）。另外他们坚持真理、顶住压力的程度和结果也不同。马寅初是坚持到底决不动摇，而彭黄张周则在泰山压顶的情况下作了违心的检讨。
其次，把马寅初和彭黄张周放在一起评论也不是那么简单。马寅初在59年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成了很难得的铁骨铮铮的大丈夫（谢文的话），而彭黄张周违心地作了检讨，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和痛苦。对于这样的反差不能用“可以说足与马寅初貔美”来概括。这样说的结果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把作了检讨与坚决不作检讨说成半斤八两。
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大法官》中有一句话说得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作人的准则，不是作人的美德。”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过则无惮改，善莫大焉”，但不可把它作为美德来赞誉。如果知错必改，算是美德，那坚持正确、永不向谬误投降的行为算什么呢？我觉得这样说对马寅初不公平。
不好把马寅初与彭黄张周放在一起比较、评价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比较、评论。因为他们虽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共同点。比如都发生在59年，都是与毛泽东的观点相左、总的精神相同等等. 我是说这样比较、评论对彭黄张周很难堪。为了尊重彭黄张周，我们最好不要作这样的比较、评论。对于他们违心地作检讨这个历史的过去有必要涉及的时候，我主张实事求是地叙述它，也最好不要说东说西，包括开脱的话。如果需要比较、评论的话，则要审慎周密，不可失之偏颇。
张闻天在检讨中“表示他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这不是为了熄领袖的雷霆之怒，就是一种封建“愚忠”。殊不知这种顺从会种下多么严重的后果。它给后来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留下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机会，使林彪、“四人邦”篡党夺权有了可以利用的空间。如果59年纠正了党内的这种不正常现象，遏止了毛泽东的神化，也许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要重写。为什么拨乱反正要在毛泽东逝世之才成为可能呢？原因就是毛泽东已变成了神，变成真理的化身，党性变成迷信、盲从，谁违背他的意志，谁就没有好日子过。如尚钺、杨献珍等受批判也是如此。
彭黄张周59年上书失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反映我党在党的建设上的严重失误。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很长久的国家，封建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着我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理论中不能不夹杂封建陈腐的道德观念。比如驯服工具论、愚忠论等。还有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为人之道干扰党的思想建设，如“顾大局”，“忍辱负重”，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等。毛泽东提出的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政治局面没有很好地成，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家长制的作风很有市场。党内的民主生活流如形式，党内不容许不同的意见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于开展，只能吹，不能批，有的党的负责人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人以为党就是党的负责人或者领袖，以至发展到“已阅。毛泽东”出现在党中央文件的头顶上这样个人凌驾在党中央之上的咄咄怪事。更加可悲的是给这些封建东西吹喇叭抬轿的人红极一时，当接班人，当副统帅，而那些心知肚明的人还在那里忍让，顾全大局，随波逐流，随声附和。57年明明是左动员右动员号召帮助党整风却演变成了右派向党发动猖狂地进攻，59年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本是一件党内生活中正常而又正常的是事却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还有民主自由的章法吗？人家是提意见，讲自己的看法呀！坏事就坏在党内没有监督机制，唱颂歌的人太多了，发表不同意见的太少了，坚持己见就是毛鳞凤角了，像彭黄张周那样反潮流的就绝无仅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定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交由一个人来主宰，总是凶多吉少。因为真理和谬误、辩证与诡辩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世界、社会是那么纷繁复杂，一个人主宰总是危险系数高。只有发挥集体知慧才是最保险的。最发人深醒的是，这其中不少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受尽折磨，有的白白地丢掉了性命。现在认真地思索起来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人也是自受其咎，自食其果。
为什么无数在敌人的法庭里、刑场上、屠刀下，始终高昂着自己的头颅不肯屈服的英雄好汉，在“自己人”的无理又非法的判、斗争、劝说下，经过一定的抗争和坚持，却终于在“从大局出发”这类说词下，不得不置原则是非（也可以说是真理）、人格尊严于不顾，违心地认错呢？（这是谢文提出的又一问题）我看原因就是，和平时期的党内斗争比战争年代的敌我斗争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战争时期我们面对的是明火执仗的敌人，和平时期的党内斗争，我们面对的是党的同志、党的领袖。特别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家长制、愚忠在党内风行，几乎已到了“指鹿为马”、“舆论一律”的程度的时候，没有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铮铮铁骨，没有吾爱领袖吾更爱真理非凡的胆量，没有让历史和实践来检验的求是精神，没有抵制同志的善意的规劝和堂而皇之的大道理的原则性，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像张志新那样），肯定是吃不住的。
作者在文章结尾用上“貔美”之词，我想也许是为了告慰黄克诚及有关老革命家，但却是弄巧成拙了，他们未必会接受。黄克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成的《自述》就是证明。请让我引用谢文中引用的一句“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我们涉及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决不要哗众取宠，画蛇添足。黄克诚本人都已光明磊落地承认，违心地检讨是错误的，你还说是美德，这不恭维尊敬过头了么？
作者把违心检讨说成美德，有一个充足的理由：“与长期所受熏陶，与所处环境的不同有关。”（对比马寅初而言）这很值得商榷。《矛盾论》中有一句名言：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卵石无论在什么条件都不会孵化出小鸡。果真是顶天立地、坚定不屈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是非明，拒绝不正确的熏陶，不当环境的奴隶，不一边倒，不随大流。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事实上他们向毛泽东上书就是这种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的充分体现。他们之所以违心地作检讨主要不是“与长期所受熏陶，与所处环境有关”，而是自身的原因：屈服于压力，有侥幸心理。1969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已经完全神化了的毛泽东主持会议。但是在表决《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的时候还是有一人（陈少敏）没有举手。毛泽东为什么能战胜形形色色的左右倾，领导中国人民的实现全国的解放？难道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就没有影响？难道他就没有压力？否。把违心地作检讨推之于客观是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