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厌诈

　　从北京到宜昌的飞机晚点两小时。我刚从美国回来，让时差搞得精疲力尽，一上飞机就睡着了，直到着陆才惊醒过来。糊里糊涂出了机场，见天已大黑。眼前，各种各样的大车小车乱糟糟停了一片。机场大厅门口有一位胸挂带照片的机场工作人员牌子的男子，腆着肚子很权威地对我说，要出租汽车请往前走，一面伸手指着远处一群陈旧的小汽车。“到宜昌市，八十元”。

　　我一边回头道谢，一边就到了停出租汽车的地方。一大帮司机拥过来，指着路边牌子上的告示说，官价，进城八十。我看了看那牌子，上面确实写着“八十元”。我说，我不到宜昌城；我去南津关的康福山庄，从那儿上长江游船。“一百五十块”。司机们七嘴八舌地说。

　　钻进一辆车，还没坐稳，司机就把油门踩到了底。路边没有照明灯，看不清走的什么地方；路面破破烂烂，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没有记程表，也没看见计程车的标志。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儿，瞌睡劲儿就过去了。降落的时候，迷迷糊糊听空中小姐说从机场到宜昌城是五公里。而且我记得游轮的联系人在电话上说，从机场到康福山庄只有二十公里。

　　“为什么不打表？”我问司机。“我们这儿都这样。”司机用湖北腔的普通话说。正说着，后面超出一辆车顶闪着 “ＴＡＸＩ”红灯的出租汽车。我叫道：“停车”。“为什么？”司机并不减速。“我不坐黑车。停车。”司机变戏法一般取出两本证件，说，“我不是黑车，不信你看。我是注册的，有问题你可以投诉。”一边说一边仍然把车开得飞快。

　　车里漆黑，看不见证件的文字。“从这儿到宜昌城有多远？”我问他。“三十多公里。”“可是飞机上说是五公里”，我说。“那是海航的小姐胡说八道！”司机斩钉截铁地说。“小小宜昌，为什么把机场建在三十公里之外？”司机没有回答。“停车！”我又叫了一声。车子终于减速，司机问我说：“您要停在哪？” 　　我望了一眼漆黑空旷的四周，又看了一眼睡容满面的女儿，想起我们俩还没吃晚饭，斗志骤减，只好说：“算了，你开到市中心，找个干净点儿的餐馆停下来得了。”

　　辗转找到船上，已经差不多午夜了。把路上的故事讲给服务员听，不出所料，她说，那所谓的机场工作人员以及停车场的牌子，全是假的。也真难为这些骗子了。

　　后来对国内的亲友提起这件事，他们都说，这算什么，然后跟比赛似的讲出一个个比这更“精彩”的故事来。

　　于是大伙叹道，当今中国，民不厌诈。

　　欺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全世界都有，恐怕永远不会绝迹。尽管如此，每次回到中国，总是被欺骗的无处不在所震惊。

　　走在大街上，常有人贼头贼脑凑上来问：要发票吗？“办证”的电话号码随处可见，那是伪造证件专业户的免费广告。装潢考究的商店里充斥了质量低劣的“大片”ＤＶＤ，很多蔬菜水果都经过“保鲜”处理，颜色鲜艳得可疑。买肉买蛋担心人家事先灌了水，连收购过期药品也变成一种职业——这些药品会到哪儿去呢？

　　随手抓来一份《北京晚报》，是今年九月九号的。在“中国新闻”的刊标下，只看标题就知道内容全是有关欺诈：《短信诈骗，盯上信用卡》；《玉米面加紫药水，黑诊所吹成神药》。有点意思的，是《小学语文出现假新闻》。说的是多年以前，一个业余记者编了条假新闻，上了《人民日报》，还被评为那年的最佳新闻。好些年后，发现是假的，“最佳新闻”的招牌也给撤了。可是今天，假新闻又以真新闻好样板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北师大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上，供孩子们学习。

　　欺骗行为不仅在国内蓬勃发展，还朝外出口，走向世界。好几年前，西北大学的一位系主任就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些中国来的研究生，他们的托福成绩在六百五十分以上，却常常读不懂系里的考试卷子，他们的ＧＲＥ成绩好得难以置信，来了以后学习成绩却一塌糊涂？我只能说，我曾经遇到过伪造成绩单的学生。系主任平静地说，他们系里的教授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不成文不对外的规矩：录取任何一个中国学生之前，都要找几个对该生所在学校有所了解的同事进行一番核实。

　　什么都可以伪造，以至于真的也让人不得不当假的对待。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些现象也并非现代才有。许多今天发生的故事，在悠久历史当中早就发生过了。随便找一本前人的笔记小说，就能看到很多精彩的骗人故事。现今大多数骗子的手法，不过是重复祖先的天才发明，继承光荣传统罢了。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就记载过很多跟现今市面上类似的故事。比如，烤鸭是泥湖的，外边贴了纸，涂上颜色和烧烤油，配上真鸭掌鸭脖子和鸭头。租四合院的，明里按时交租，安分守法，暗地里在院内拆房后门卖料。等到有一天人不见了，四合院已经被拆卖得只剩下大门和围墙了。

　　平日里互相欺骗，到了天灾人祸特殊时期，更是雪上加霜，投井下石，发国难财。圆明园是让英法联军烧掉的，可把他们带到那儿的，却是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大公子，自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当中只剩半伦的龚橙。《新世说》上说，是龚橙第一个先动的手，弄了大量自己喜欢的文物回家。外国人接着掠走了圆明园的奇珍异宝，中国的官员、太监把剩下的值钱货偷去卖钱，老百姓再把残砖败瓦扒了去砌猪圈盖茅房。

　　得到了，是我的能耐；得不到，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别人得着。李自成进京一登基，张献忠就大开杀戒，恨不得把老百姓都杀掉，让姓李的当光杆儿皇帝。龚半伦临死之际，居然把最喜爱的价值千金的字帖（恐怕多半是圆明园的）全部撕破剪碎，一字不留。

　　不同的是，今天这种可怕的心态跟传染病一样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四面传播，八方蔓延。见利忘义，贪婪残暴，无视生命的事层出不穷。上边的，趁着还占着位子，忙着贪急着搂，只争朝夕；下层的一边咒骂上层腐化，一边也加紧行骗，捞一点是一点儿。上上下下都散发出腐烂之气，整个国家好像过了初一就不管十五。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不惜在食物里搀毒，戕害生灵。至于毁坏环境，破坏资源，那是百年之外的事了，谁有工夫去考虑那些！什么祖宗的脸面自身的名誉更是瞎扯淡。

　　中国在历史上遭外族侵略，屡战屡败，恐怕跟这种见利忘义不顾廉耻的心态大有关系。试想想，如果北洋水师射向倭舰的炮弹里，不是欺骗的沙子而是上好的炸药，清日海战的结局会不会不同？

　　兵不厌诈的军队可以打胜仗，民不厌诈的国家却必败无疑。败在别人手里还有的可抱怨；要是败在自己恶行的后果上，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次回国，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儿是“保先”。仔细一打听，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简称。跟我聊天的研究员教授们都说，这次运动跟前两年不同，每个党员都要参加学习，写指定页数的“学习笔记”，向“组织”汇报心得。每一位谈起来，都摇头叹气，无可奈何。

　　其实，民不厌诈，是由于官员腐败，所谓上行下效。而官员腐败的症结在于体制。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却跟奸商拿硫化物给瓜果“保鲜”似的，弄个什么“保先”来作表面文章，这不是明摆着拿十好几亿人开涮么？

　　作为华人，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每次回国，看见国内某些方面的长足发展，也颇令人振奋。然而，什么时候中国能有相对平等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使多数中国人做到诚实不欺，言行一致，那时中国才真正有希望。

原载于 2005 华夏文摘 cm050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