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1942--地图上的96小时

湖湘地理特别推出——“历史不曾远去：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 　　特聘历史顾问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 萧栋梁 　　地理地质顾问 童潜明 　　“战场纪”第5期　　湖湘地理总第61期 　　追寻“长沙会战”(1939——1942)的血迹(二) 　　长沙1942：地图上的96小时 　　撰文/邹容 摄影/周志刚 　　★2005年6月9日。芙蓉南路立交桥。当年血肉横飞的地方，如今已是繁华妩媚。只有那些地名，至今仍在沿用。殷 歌 　　在一幅1949年的《长沙市略图》上，当时的粤汉铁路(1918年修成，1938年拆毁，1945年修复)，沿长沙城墙直贯城区南北。 　　这条铁路线的地理方位，相当于今天的芙蓉路西侧。 　　在56年或更早以前，这个位置，已经是整个长沙主城区的边缘了，东城门浏阳门，南城门，均在此铁路线以内。 　　史载，长沙地名最早见于《周逸王。王会篇》。秦设长沙郡。辛亥革命以后，长沙省、县两级设治(湖南省，省会长沙县)。1933年，成立湖南省直辖市——长沙市，市区“东抵东屯渡，西达麓山背，北濒捞刀河，南包豹子岭”。 　　1939年至1945年，长沙成为中国抗战的前沿“门户”。当时长沙城的区划，与1933年大致相同。 　　此间，日军除以空袭的方式，大肆轰炸过长沙城几乎所有的街道区域，大规模的地面进犯也有4次。 　　在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长衡会战)前，日军三犯长沙，曾妄言“一个星期拿下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到长沙过中秋”(第二次长沙会战)、“打进长沙过新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成梦呓。 　　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1942年1月1——4日。整整4个昼夜，96小时。中日双方军队对峙于长沙城内，巷战、肉搏、血拼，攻与守，反复“拉锯”。 　　63年以后，我们从各种战地历史资料及回忆录中，细心检索、比对，一幅惨烈的战争图景慢慢浮现。当年血肉横飞的地方，如今已是繁华妩媚。只有那些地名，至今仍在沿用。 　　回忆录中的战地轮廓 　　1942年1月奉命死守长沙城的中国军队，是隶属于第九战区的国民党第10军。 　　之前3个多月，第10军军长李玉堂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曾奉命阻挡湘北来犯日军，与之“遭遇于金井、福临铺一线，血战一昼夜，不支撤退”，任务没完成。此次，李是“以戴罪之身”，被紧急调回，“再兼重任”。 　　因两次会战时隔太近，其受损兵力未及补充，故当时防守长沙城内的第190师、第3师、预10师，3个师兵力仅2万人。 　　而突破湘北战线、直扑长沙的日军第6师团、第3师团及第40师团，已于1941年12月31日抵达长沙城外围浏阳河北岸，其兵力约6万。 　　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1964年7月撰写回忆录时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以后，“第10军军长李玉堂整天在阵地上修正地堡的位置和射击孔的方向，规定火网的编成，饿了就在阵地上啃馒头，喝点水”。 　　“工事采取地堡式，西面依托湘江，对北、东、南三面成一个半圆形，工事的外围由麻园岭、朱家花园、杜家山、二里牌、黄土岭、妙高峰、猴子石之线，一层一层向里构筑，愈向内强度愈增加，约以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概略线上的核心工事为最密最强。由南向北的街道口都有铁丝网拒马封锁，各街道上都有由地堡和建筑物发射出的火力封锁。” 　　关于第10军的布防，该军原司令部参谋处三科参谋贺昌时在事隔43年后仍很清楚地记得：“第190师防守北起湘雅医院，沿城至小吴门一线；第3师守小吴门至天心阁；预备第10师守天心阁至城南灵官渡”。倘若日军突破这一防线，基本就是进入了整个主城区。 　　在多篇回忆资料中，都有过这样类似的描述：第10军预10师原奉命防守岳麓山，后临时接防长沙城。其人马渡江时，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向第10军参谋长打电话问缘由， 答“增援城内两师，长沙可确保”。据说当时薛岳停了片刻没有吭声，最后说了一句“你小心你的脑袋”。而预10师过湘江后，把船只全部调往薛岳指挥部所在的西岸，“连一只通信用的船都不要了”，“要死全军一起死”。 　　——决战之前，第10军官兵就誓死背水而战，与长沙共存亡了！ 　　“7000人剩下2000” 　　1942年1月1日。集结于浏阳河北岸廖家渡、洪山庙、黑石渡的日军，突然作势强渡。第10军东、北门防线守军立即专注以待。但在上午9时左右，最先发生战事的地方却是表面并无敌情的南郊赤岗冲。 　　一时间，日军分别在南门、东屯渡、北郊炮击冬瓜山、扫把塘、五里牌、杨家山、阿弥岭、开福寺、伍家岭、周家嘴、黑石渡。 　　当年，这都是远离长沙主城区范围之地。 　　当时才26岁的王维本，是预10师29团中尉排长。他记得29团防守的是南门第一线，即左自南大十字路至左家塘、阿弥岭，右自枫树山至侯家塘，然后延伸至雨花亭、金盆岭、涂家冲、冬瓜山线。当时的团指挥部就设在黄土岭中央无线电机厂(今政治学院内)。 　　“阿弥岭”是29团第一营的前哨阵地，在1月1日通宵达旦的激战中，就有一名副团长、一名营长、一名代连长阵亡。而驻守南门外左家塘据点的曹健生营，500多人，从中午至薄暮，全部战死。 　　此日，日军攻占了长沙东郊、北郊和南郊的全部前进阵地。 　　1月2日。天刚亮，厮杀继续。 　　“上午约10时，敌一侦察机藐视我无高射武器低空飞行，能目见敌驾驶员面目”，随后，这架飞机被王维本冒险在”扫把塘大道边大石牌坊下用枪榴筒”击伤逃跑，后飞机坠落，驾驶员跳伞被俘。 　　同时，日军派出骑兵冲击七里庙高地(今省气象台和省精神病医院)。王率团部指挥所仅剩的13名警卫退守仰天湖附近的古坟堆，直至次日晨。 　　王还记得，当时就在他守的阵地一侧的水塘边，30团一营营长蒋新作因指挥不力被师指挥所枪毙。 　　城北与城东，日军也步步逼近城区。 　　北面开福寺、上潘家坪、上大垅，东面袁家岭、窑岭、长岭，自凌晨开始，均遭炮击。 　　原第10军190师作战科长黄钟，在1985年所写《守卫长沙纪实》一文中，称“下午2时，各路日军白刃冲阵，北门开福寺、东门袁家岭、南门冬瓜山皆失守，旋又被我军夺回”，从白天到黄昏，“继以夜战”，“彼攻我拒”，双方死伤甚众，“修械所仅200米的阵地，敌我双方的尸体达四五百具之多”。 　　这一天，“因城郊阵地已参差不齐，我军退守油铺街、湘雅医院、清水塘、韭菜园、识字岭、白沙井、沙河街等一带”。 　　第3日。南门口、回龙山、大小冬瓜山激战愈烈。 　　王维本曾在战后回到被预10师29团5连接防的仰天湖高地，“只见满山枯草翻转，漫地灰军服和棉花及碎布片，到处是血染山头，可见5连损失之重”。 　　而北面湘雅医院、南面南门口、识字岭，频频告急。3个防守师师长皆往一线督战。第3师师长周庆祥督战天心阁，对表示与识字岭阵地共存亡的团长张振国说：“我陪着你干。” 　　当天下午4时，日第3师团工兵营于“韭菜园穿墙凿洞”，爬入市区，接近核心阵地。 　　1月4日。日军突进市区。在八角亭至天心阁附近，双方发生了逐街、逐堡、逐屋的争夺战。 　　在赵子立的回忆录中，当时“以八角亭、南正街方面为最激烈，几度发生白刃战，最后第10军的炊事兵、司号兵都自动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就是在这样“反复地死斗”中，日军自始至终被阻挡在长沙城的核心阵地以外。 　　当天下午，第10军预10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 “在望远镜里看到敌后方人员忽前忽后，慌乱不堪”，“我们判断其情况必然有变化”。 　　1月5日。 　　天明。长沙城及四野，尽归沉寂。敌踪全无。 　　“在历次会战中都是罕见的” 　　已遭受重创的日军，是在经历了96小时血战后，发现中国军队外线援兵接近长沙，不得不乘夜仓皇撤退。 　　据赵子立回忆，“当时正值隆冬，他们把大衣、军毯撂了许多；带不了的武器也没来得及破坏；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此前，1月3日，日军还夜袭杏花园高地，抢运过阵亡尸体，后“集中于金盆岭石牌群下进行焚化时，因火力猛和时间久，竟使石牌坊开裂倒坍压死士兵”。 　　1月5日早上，赵子立同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看见日军遗弃尸体很多，二里牌也有少数尸体和死马。 　　杨正华在日军临时野战医院(前长沙县府所在地莲花池)，还发现“一窖被烧残的敌尸约数十具，都用黄呢子大衣裹着，有的怀里揣着太阳旗，旗上满布着千人针和密密麻麻的签名，有的怀里还揣着别人的断手，还有的头上仍戴着钢盔，钢盔里嵌着小木佛像”。后有评价说，日军的这种情形，“在历次会战中都是罕见的”。 　　第10军参谋长吴逸志曾让人将已掩埋的数百具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 　　战后统计，此役九战区的伤亡约2.8万，其中第10军预10师7000官兵仅剩2000。日军伤亡人数则超过5万(日防卫厅统室自称伤亡6003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被世界公认的，由中国军队取得的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使当时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的低迷士气为之大振。日军在战后报告中也沮丧承认：“当时完全陷入了重庆军的圈套中”。 　　战后22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当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则获得一枚美国勋章。 　　长沙，这个名字，从此被永久地刻入了世界抗战史的丰碑。 　　GEOGRAPHY图表 勾勒抗战地图(五) 　　山河“抵挡线” 　　抗战时期，长沙作为湖南第九战区的核心重镇，处湘中丘陵地带，东有幕阜山、罗霄山，西有武陵山、雪峰山，南有五岭，仅北面是湖区平原，有开阔通道。 　　1939年至1944年，日军4次由盘踞地——岳阳、临湘或武汉，地面进犯长沙，都不得不重点打通湘北战线，才有可能向南推进。 　　岳阳至长沙，距离是150公里。 　　150公里战线，遍布湖南地形特有的“地障”。 　　在所有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关于长沙抗战时期的军事示意图上，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四条河流——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 　　其中，今岳阳境内南部的新墙河，直接由东向西注入洞庭湖，同样是东西流向的汨罗江，则与南来湘江合流同赴洞庭，捞刀河、浏阳河在今长沙境内，为湘江支流，浏阳河绕城由东向北，与捞刀河在长沙城北交汇。 　　军事示意图上的“四水”，呈平行状，自北向南排列。它们及其周边的山地，就是1939年至1944年，层层拱卫着长沙城的“地障”，是一条天然的山河“抵挡线”。 　　无数坚强抵抗侵略者的将士，曾在这片阵地上洒尽热血。 　★日军追悼第三次长沙会战阵亡士兵。 资料图片 　　GEOGRAPHY手记　记忆与侧影 　　63年以后。我们终于醒悟，对于一段山河岁月而言，有些追述，有些感怀，显然太迟了。 　　北京作协的方军写过一篇《世间已无杨云峰》，那个大声谈笑，曾经“在喜峰口向日本鬼子抡大刀片”的抗战老兵，在度过60年并无任何奢望、期待的贫贱生涯后，在是是非非的争议中谢世。而另一个支撑着病残的躯体，坚持活了101岁的200师老兵张家福，终于没能等到抗战60周年的胜利纪念日。 　　2005年6月9日。 　　明明知道89岁的王维本，因中风而不可能再向我清晰地描述当年他和他的战友是如何拼死捍卫长沙城的，我们依然来到长沙迎宾路桐荫里166号。 　　他60多岁的儿子告诉我们，“连日下雨，在家里闷坏了，他一定要出去走走，不听讲呐”。 　　出了小巷，一眼就看见白发苍苍的王维本，独坐在五一大道的花坛边。他儿子大声说，“报社的，要给你拍张照。你是抗战老兵”。 　　不能言语的老人突然将腰杆一挺。 　　就这一个动作，喧嚣市声，车流人潮，蓦然远去！89岁的老人回到了他的战场。 　　事后，我意识到，他所坐的地方——韭菜园，就是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此前，我们还找到10年前，曾任职于政协长沙市郊区文史委的何瀚。何曾与她的同事们自1993年开始，用了大约2年时间，调查、访问整个郊区亲历抗战岁月的240多位老人。 　　那份厚厚的口述实录，后来由他们整理、发表在1995年的《长沙抗战》文史专辑中，当时无辜百姓对战争的恐惧，以及遭受侵略暴行的惨痛经历，至今令人深为震撼。 　　何瀚说，当年八九十岁的老人现在多已不在人世，一些健在者也因郊区建制、规划改变而断了联系。留在何瀚脑海中久久不散的，是那些老人声泪俱下的样子。 　　必须感谢这些有过的记录：《日军在长沙暴行实录》、《参加长沙第二、三次会战的回忆》(王维本)、《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赵子立 王光伦)《守卫长沙纪实》(黄钟)、《长沙保卫战始末》(杨正华)...... 　　正是透过这些亲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才看到——63年前，一座城市，弥漫着无边战火与血光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