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奋斗才有欢乐
江建文
北美女人大本营>>>
《她在海那边》是一本中国留美知识女性在彼岸他乡的生存实录。
这些女性大多出生在文革期间或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60、70年代。她们也许缺少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童年，但当她们步入青春年华的时候，祖国也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因此她们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升入大学以后，与大部分被拒之于大学门外的落榜青年相比较，人们称她们为“天之骄子”。然而，也许她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要不然为何会离开那毕业后即获得的堪称优越的工作岗位，告别亲人与故土，万里迢迢地到美国去呢？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拋闪，恐哭损残年。”这写的是《红楼梦》中探春出嫁离家时的心态。对于这些赴美国谋出路的知识女性而言，“风雨路”又岂止三千呢！她们胸怀创造新生活的热情来到彼岸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熟悉是因为它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作为“反面教员”出现于意识形态的宣传中；陌生则是由于彼此事实上的疏离导致的互不了解。“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连。”离家去国而又时刻牵掛仍生活在贫困与落后的境遇中的亲人，这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共同的情结，这一代年轻的知识女性亦不能例外。其实“莫牽连”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牽连或不牽连最主要的因素不在伦理情感而在文化生命。換言之，她们的文化之根在中国；于是，当她们远涉重洋并远适他邦时，如何为人，如何处事；怎样求生存，怎样过日子；莫不与这文化之根及其所确定的价值标准、文化心理密切联系在一起。拿探春的离家来与她们的去国类比也许不一定恰当，但同作为孤身远行的知识女性，那眷恋之情怀还是会有几分相同的。
然而毕竟这一代知识女性的命运与身为贵族小姐的探春无法相提并论。此中原因在于后者是依附封建等级制度过着寄生生活的，前者却牢牢地把命运攥到了自己的手里！即当她们一旦踏上这块物质文明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新大陆时，便开始了一场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生存价值的拼搏：打散工，读学位；转身份，进公司；谋职务，买房子。直到能在这个国家站稳脚跟，干上一份比较稳定也比较体面的工作，过上比较宽裕也比较舒适的日子，才稍歇一口气！
江岚的《在美利坚打工》一文这样开头：“‘打工’和‘工作’这两个词之间实质性的区别，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明白的。其实也很简单，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这句话说得好，因为借助这一句，把这一代知识女性在彼岸求生存、谋发展的人生悲喜剧的大幕在读者的心中拉开来了。对初來乍到没有获得身份的中国人而言，较容易找的谋生之道莫过于到中餐馆去当个“台企”（waiter/waitress）了。当然，吃台企这碗饭也并不轻松。它要求有体力，也要求够灵活，还要有一连干十来个钟点的韧性，且态度又须和霭：“出菜要用那种硕大的、直径几乎有我一半高的椭圆形盘子，单手托起；另一只手拿支架。到了客人面前，打开支架，放下盘子，再把菜逐一用双手送上。”单臂托个放了四、五碟菜的大盘子，不消说这是件不轻的体力活。吃不消可怎么办？“说不得，只好练。趁下午餐馆的空挡时间，从托空盘开始，慢慢往上加碟子。练了两天渐渐悟出來，完全靠一只手臂的力气把盘子托起走进走出根本不可能，但托起后若能将大盘的亠角搁在肩膀上，借用腰部的力量那就成了。”这段描述看似平常、简单，实则生动、精彩！无亲身之经历者固然写不出來，而即使天天干此活儿却无借此以感悟人生之心智者，也不可能写出来。无独有偶，咪咪在初到美国时也当过waitress，也端过此种大盘子：“我能一只手托一个载满饭菜的大盘，另一只手提一个放托盘的铁架；再飞起一脚踹开厨房厚重的大门。趁门大开的一瞬间从中穿过，稳稳当当，十分麻利。”（《干爹湯姆》）散文重实在，重个性；这段描写有丰富的细节，不仅实在，而且打上了作者个性的印记。
当褓姆也是大多数来美国的女子在取得合法打工身份前常选择的谋生的手段。常静在应聘到生化实验室工作之前，曾当过三年褓姆。先是在一对印度医生夫妇家当褓姆，然后在一个犹太教授家当褓姆，后来又在日本律师家当裸姆。在人们心目中，褓姆是个低档的职业；但常静却用心地做，热情地做，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去做；不但做得很投入，而且还有成就感：“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听到叽哩咕噜一阵响，冲出了三个孩子。哎呀，老天！这哪是三个孩子，分明就是三只小老虎！个个虎视耽耽地盯着我，小眼睛里充满了敌意。”为了使孩子和自己建立感情，常静使出渾身解数：“把童年的故事兑了一半水份讲给孩子们听，听得一双双小眼睛都大了好几圈。我每天变更法子逗孩子们开心，翻跟头，打把式。还中为洋用，什么老鹰捉小鸡呵，老公公拔萝卜呵，玩得不亦乐乎，连我都进入角色，忘记了年龄。”如此尽心尽力去做一件事的人是不会不成功的。果然，三只小老虎变成了三只小绵羊，“我每天就像只老母鸡，身后跟着三只甩不掉的小鸡。”（《我的三年褓姆生涯》）此外，她还与孩子们的父母——印度医生夫妇建立起友谊。这篇文章不仅是一段褓姆生活的纪实，也是某些人生哲理的演绎：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勾通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主人与褓姆之间亦如此。此其一。其次是劳动不分贵贱，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并非人人都能这样看问题。在许多人心目中，劳动是分贵贱高低的。对于打工者而言，重要的是要怀着像从事高贵劳动那样的热情和责任心来从事“低踐”的工作。别人不尊重这份工作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得尊重它。只要好好去干，亦定能达到实现价值的目的。常静说：“三年的褓姆生涯，在我一生中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可这段生活带给我的教益却使我终生受益。我并不为曾经做过褓姆而自卑，正好相反，我为今生今世能有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而自豪。”常静入选本书的三篇文章皆写得生动鲜活，在坦露心跡中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像和联想的空间。
二.
对这些来自东土的“寻梦者”而言，得到“工卡”是生活中的一大转折。尽管它还比不上“绿卡”管用，但却能够因此走出打“黑工”的窘境，找一份合法的工作做了。来美国的中国知识女性缺的不是才能，而是机遇。一旦机遇出现，凭她们的聪明才智，凭她们的吃苦耐劳；她们会紧紧地把握住它，然后通过辛勤的劳动，踏出一条通向成功人生之路来。
本书有多篇写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的文章。小风的《我的美国同事》是一篇生动的人物速写。文章记叙了部门经理克利斯以及同一办公室的中年妇女文迪和营销部的老太太雪莉等三位美国同事。克利斯为人随和，工作努力，他因贪吃而肥胖，但却是个跳快步舞的好手。文迪像一些同龄妇女一样爱嚼舌头，常在背后评论别人的丈夫、孩子。雪莉爱穿着性感而艳丽的服装，说话直率到令人难堪的程度。文章不仅能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写，而且是从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视角去写：譬如她希望能快一点融入公司员工中，第一天上班恰碰上鬼节，便拎起一大袋巧克力给同事们分享。这种做法是颇中国式的，在美国行不行得通，受不受欢迎呢？当这事恰巧被老板克利斯撞见时，她曾暗自后悔不該带零食来上班。但后来看到包括老板在内的所有员工都欢迎她的糖以及她的善意时，她不仅为此举感到高兴，同时意识到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语言以及生活习惯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基本的情感上却是相通的（《我的美国同事》）。
江岚应聘艾柯卡研究所培训班讲员的过程，是另一种不同的内心经历。面试时，当对方看过她拟出的教学提纲和听了她自述的从商经历中的一些小故事后，一位教授问：“如果我们聘用你，你有把握上好这些课吗？”江岚心里发虚，只好摇头，说我沒有教学经验，英文也不怎么样，委实没有多少信心。这时，坐在一旁正与其他教授商量培训班事宜的研究所长、著名企业家艾柯卡先生发话了。他说：“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些故事很有意思。你的立场、视角和经验所具有的特点，正符合这些学员的需要。你只要把这些故事的精义提炼出来，再加以进一步地整理，就可以了。至于语言，你必须明白，你要教他们的是商业的实战经验，而不是英文。”（《和李·艾柯卡握手》）这之后江岚得以录用为讲员，而且还延续到下一届培训班。她对这段求职经历之所以难忘，恐怕不仅仅在于得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更在于她从中所感受到的爱护与信任。在这里显示出一个大企业家与一个来自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年轻求职者在人格上的平等。前者能从后者并不成熟的能力中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进而予以肯定与支持！年轻人最需要的是什么？那怕像当年的江岚那样的一贫如洗，急需找一份活干以维持温饱的年轻人，最需要的恐怕也还不是经济上的收入而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有了这份支持与鼓励，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会有信心继续找下去；找到了的会尽力把工作干好。倘若缺少这份精神的力量呢？那能否在这充满竞争的美国社会里生存下来恐怕得打个问号。
菊子在进入美国的大公司，和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同事们一样，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中的一员之前，曾经历了兴奋、忙碌而又落泊、失意的生活过程（《空荡荡的办公间》）。为了谋职，她把好不容易挣得的文科博士学位像敝屣一样抛弃了。通过继续教育这条路读了个信息专业。那怕只学成个半桶水，但大公司的职位却谋到了。从此以后，上班下班生孩子，享受着工作和生活中的乐趣，她感到很幸福。但好景不长，所在的公司因违规而被起诉。公司破产后，她和她的同事们便生活在惊惶不安和感叹唏嘘之中。文章着重描叙了公司解体过程中人们的心态。有见到势头不对就远走高飞的，有一时定不下去留而延误了另谋职业的机会的，也有因对公司有感情，对自己从事的那份事业有感情而坚守到最后的。某同事离去了，大家会聚在一起用告別宴的方式相送。彼此依依惜別，泪眼盈盈，十分感人。它使我们看到经济无情人有情的现实场景。美国市场经济十分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个个思想上都是金錢掛帅，锱珠必较，见利忘义。相反地很多人都重情义，讲友谊，互相关爱对方。这既令人感动也引人思索，从而减少一些无知和偏见。
三.
白雪（刘凤霞）是本书的编者，是她把散居北美各州的华人女写手们联络起来，把她们的文章汇集成书的。她在美国生活多年，生活的经历和感受都很多；但她入选本书的散文只有三篇：一篇是写炒股的，另一篇写某次汽車抛锚后遇到两个个性迥异的美国男人给自己留下的不同印象。读了这两篇文章的感觉是：白女士相当熟悉美国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并且看得出她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进去；以至于当她讲述这些生活经历时，已淡薄了通常在华裔作者笔下自然地突显的因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张力。第三篇《我的第二次爱情》要胜于前两篇，内容更充实感人。此文是以对友人讲述的自身经历作实录的形式写出来的。文章中的“我”是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妇女，丈夫死后下久即开始了第二次恋爱。对象是美国人查理，在南非谋生。“我”真实地讲述了恋爱的过程：爱情使她陷入困境。她虽珍惜这第二春的情感，但又有很现实的考虑：若与查理结婚，就要到南非去生活，就要“放弃了美国，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女儿，放弃了退休金，……而查理又太年轻，倘若几年后他移情別恋，那我可就惨不忍睹了。”
这篇散文值得肯定之处不在于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美两个不同国籍的男女之间的浪漫故事，而在于通过这个故事所展示的两种不同的爱情观。“我”曾把内心的矛盾与困惑告诉身边的好朋友，请她们帮出主意。中国朋友大都认为去南非不观实，主张把这段情缘了断；而美国朋友却持相反的看法：“口快的埃米抢着说：‘两个相爱的人就应该走到一起，你有什么可犹豫的！’有头脑的森蒂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情更美好了，找到一个自己爱又爱自己的人不容易。为了这份爱去嫁他，值得！倘若几年以后你们不再相爱了，你就回美国来呀。’”相比之下，靣对同一个问题，中国朋友的考虑更务实，更注重现实的功利性；而美国朋友的考虑则更看重感情。能不能说这就是中西方不同的爱情观呢？恐怕还不能，因为仅仅一个例子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差別已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更注重现实功利的观点，在求安求稳的名义下，被牺牲掉的是爱情的生命。旅居美国的中国人由于与作为本国公民的美国朋友所靣对的现实问题很不相同，在心理的层靣上积澱下这种物质主义的实用爱情观是很自然的，它沉重地压抑着爱情本来的活力与生机！
常静的《刻骨铭心的一段情》讲述的是一个凄侧的故事。主人公是个只身来美攻读学位的少妇，入学不久就遭遇激情，在新结交的男友的怀抱里享受欢情而不能自拔，但同时又受伦理意识的束缚而处于内心的自责与矛盾之中。这一矛盾终于导致她家庭破裂，丈夫身亡，而她自已也因此心灰意冷，悔恨终身。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留学生中虽不能说很普遍，但故事本身所提出的问题却有普遍的意义：那就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即中国的传统道德与美国的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出现矛盾是必然的，而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也同样是必然的。要么回归传统，要么入乡隨俗；不能让自已长时间处于矛盾之中。否则将躲不开悲剧的命运。
此外，明迪的出轨的情感和守不住的日子，水影的漂泊海外的女人与小脚板的分居者的故事等篇中所写的都是男女间的感情纠葛。从文学书写人生的角度看，写这类题材与写求生存的奋争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而求生存是一种外在的矛盾，是以市场规律为导向的打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是很管用的。它是支柱，是脊樑，有此精神在，完全可以迎难而上。至于求得婚姻爱情的幸福，特别是在异国他乡，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它不仅不能凭打拼去获取，而且还会遭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的文化观念、文化心态，文化习俗之间的矛盾的困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大有文章可做，遗憾的是上述作品也许因受篇幅限制，写得皆不免失之粗疏。但不管有多少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留美知识女性中的写手们生活经历丰富，表达欲望强烈；加上双语的文化修养，正是写作潜力无限，文学潜力无限！
祝愿能更上一层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