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没有人期待亚洲很快会成为另一个“欧盟”，但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进程的加速，亚洲政治的内核正在发生鲜明的变化，加之这一地区大国经济力量的
迅速崛起，防止经济奇迹的易碎以及寻找共同的经济安保体系，使十几年前的“清谈
”，变成了２００５年末，这一地区各国领导人态度认真的首次东亚大聚会。
亚洲经济在日韩之后，出现了中国经济连续２０多年的飙升，近几年印度经济找
到了增长的推动力，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巨大变量。在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
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之一后，印度的外资增长亦很迅猛；全球制造业迅速向亚洲地区
转移，全球投资资本从这一地区获得迅速回报，过去被国际投行界认定的“新兴市场
”迅速变成了一个拥有３０多亿人口需求的现实市场。对一直排在“财富”５００强
名单中的大多数欧美企业而言，“争夺亚洲”成为他们唯一可以继续留在榜单上的正
确选项。
就亚洲经济的内核来说，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的脆弱显而易见，１９９７年的亚洲
金融危机是对亚洲经济体的一个震慑，如何寻求一个能产生互保机制的金融安全体系
无疑是互利的。同时，亚洲巨额的外汇储备为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同时，就亚洲经济体的利益协调安排上，中、日、印三大经济体面临共同的外部
性：对矿资源、能源需求的共同饥渴，即使各有算盘，但谁也不愿在经济利益的谈判
上处于下风。近日，中印间就有了很好的开端。
另外一点是往往被忽视的，那就是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尽管看上去，
亚洲大型企业间充满竞争，但就整体而言，互补的潜力更大，这一点已表现得日益突
出，如中国从亚洲的进口额将近４０００亿美元，中国与东盟贸易额１０００亿美元
，而且未来五年中国从亚洲进口越过两万亿元。这些进出口安排目标市场均是欧美。
“亚洲梦”已经经过了几次轮转，当下的亚洲地区各国领导人均讲求务实，均面
临着经济民主福利的课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希望在亚洲近邻获得更高认同感，
在地区合作组织中找到发挥的空间，其它亚洲大国莫不如此。印度国父尼赫鲁就构想
过“东方联邦”，印度近几年重新发现了亚洲，希望迅速站在亚洲的核心团队中。
亚洲的引力在这次东亚峰会上初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高调表现。在舆论层
面上，澳就是美国力量队列中的一员，但澳大利亚不断释放与亚洲大国的友好气氛，
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霍华德虽然否认澳中关系仅只是建立在经济机遇之上，但他说中国
崛起为经济和政治强国“对全世界有利”。
日本是亚洲重要经济体，她对亚洲区域合作的议题是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虽然
日本当下陷入历史问题的纠纷漩涡，但其包括中日经济在内的经济利益未受打击，体
现了在亚洲各具特点的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理性。
东亚区域合作的势头并不能完全遮蔽亚洲其它地区的纷乱，中东地区、巴以地区
、中亚地区成为热点却是因为战争与内部政治冲突，亚洲内部似乎有几个板块同时飘
移。
亚洲内部合作还处于搭框架阶段，但回到亚洲却是各国政治领导力量的共同愿景
。因为亚洲有大国，但没有超级大国。（夏日）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专访：
中国崛起与新亚洲
本报记者祝乃娟
广州报道
新亚洲的端倪
《２１世纪》：您怎么评价新亚洲的发展？
郑永年：对亚洲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大多数亚洲国家
接受这个事实，调整自己的政策，和中国一起开始建设一个新亚洲。但也有少数国家
不愿面对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不想和亚洲国家共舞。不难发现，一个新亚洲正在形
成，但新亚洲的成长过程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在这
个过程中负有非一般的责任。
刚刚结束的东亚峰会已经显露了新亚洲的端倪。尽管这次峰会因为复杂的因素并
没有尽人意，但会议召开的本身就已经是意义非凡了。
近十多年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区域化已经是个大趋势。但是与北美、欧
洲比较，东亚地区的组织性是最弱的。在这个地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
但仍然没有一个健全的涵盖整个东亚的区域组织。在北美模式中，美国势力最强，加
拿大、墨西哥都处于弱势，形成的是一种等级制组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在欧
洲模式中，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英、法、德等大国势力均等，政治制度上
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当，因此形成了一种以平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ａｌ）为特点的组织。但在东亚地区，中、日都是强国，东盟也不弱。这本身不是问
题，但因为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东亚很难形成平等
的区域组织。在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很难建立其足够的信任。在没有建立互
信之前，一旦涉及到区域组织问题，就要涉及到“谁来当领导”的问题。这使得组织
化非常困难。
《２１世纪》：那么这种组织程度较低，有没有影响其经济交往的程度？
郑永年：我认为，东亚地区的组织程度低并不表明这个地区各国间的实际交往程
度也低。事实上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交往并不比其他地区低多少。无论是中日韩之
间，还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性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经济基
础已经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实际上的交往和互动组织化，这也就是东亚峰
会的主题。
多年来，因为东亚没有一个组织平台，所以就来借助东盟这个已经建立已久的平
台，这就是“１０＋３”的由来。这次东亚峰会能够召开表明本区域主要国家已经认
识到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东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因为中日矛盾和韩日矛盾，中日韩
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没有实现，这是个遗憾。但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程
度已经非常深，一旦日本调整心态，就不会有很大的阻力争取经济方面的更大整合。
美日的制约
《２１世纪》：新亚洲的基础是什么？该以何种方式发展？
郑永年：亚洲经济的互相整合提供了新亚洲的基础，新亚洲的进程如何就要取决
于本区域主要几个大国的政治互信。如果亚洲不能走北美等级模式，那么就要像欧洲
那样如何通过建立国家间的政治信任来谋求一个新亚洲。实际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已经表明，北美式的等级体系在亚洲行不通
。
《２１世纪》：那么如何培养大国间的信任？
郑永年：在本区域，中日美三大国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尽管日本的经济与亚洲
国家高度相互依赖，但日本的亚洲认同则微弱不堪。现在，日本不愿意看到也不想看
到中国的崛起。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别无选择，要不就是自觉地和亚洲融合，要不就
孤立于亚洲之外。目前中日矛盾的关键在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这
并不是日本方面所说的打“外交牌”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对与错的问题。
在如今的政治环境下，日本政府应该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一个国家没有道德感，就很难建立国家间的互信。
尽管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两国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经济在不断整合，这是
个基础。只要日本能够调整其亚洲政策，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也不是不可以超越的。
《２１世纪》：那美国因素呢？
郑永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战略上看，美国在亚洲的巨大利益是无容置疑的。
但美国对亚洲的整合似乎忧心忡忡。除了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美国的步伐和亚洲国
家很不合拍。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从克林顿政
府时期的侧重于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向了布什政府的军事主义的反恐政策。在反恐问题
上，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恐怖
主义毕竟是全人类的敌人。但如何反恐？东亚国家和美国有不同的做法。美国强调军
事打击，在推翻其所认为的恐怖主义政权以后，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多亚洲国
家对这种方法并不认同。美国反恐的实际经验也表明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东亚国家尤
其是中国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东亚和美国对付恐
怖主义的重点不同，美国推行的是军事主义，东亚国家推行的是经济主义。这就使得
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亚洲国家本身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脱节。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美国一直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什么军事威胁、文化
威胁、经济威胁、科技威胁等等。布什开始时说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
”，甚至有时称潜在的“敌人”。但最近主流意见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前不久副
国务卿佐立克提出了“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的概念。很多政治
人物实际上现在不得不接受中国经济崛起这个事实，所以开始提倡“中国责任论”，
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强调合作。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这样那样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直会持续。问题要看两国政
府如何理性地来处理两国间的关系。只要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大，双边关系会处在
可控制范围内。现在人们看到两国间的摩擦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两国间的交往越来越
频繁，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交往。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赖。只要两国
间的合作多于摩擦，中国威胁论应该不会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这种状况
可以直接地反映到新亚洲的建设上。
中国的角色
《２１世纪》：在新亚洲的建设中，中国的角色究竟是怎样的呢？
郑永年：新亚洲的建设，中国是关键。实际上，今天亚洲社会出现整合的呼声和
中国的经济崛起直接相关。没有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外部影响力，就不会有整合的新
动力。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在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７０年代来自日本，在１９８０年
代来自亚洲“四小龙”，现在主要来自中国。中国的经济崛起加上全球化，亚洲就有
了经济进一步整合的客观需求。
亚洲国家间经济互动走到现在这一步，中国扮演了一个主导性角色。无论是“１
０＋１”还是“１０＋３”，中国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既与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一客观事实相关，更与中国在冷战后理性地调整东盟政策有关
。
《２１世纪》：那么东亚国家是怎样看待这个中国角色的？
郑永年：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样，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有过一个改变过程
。１９９０年代初，东盟国家也出现过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
在南沙群岛等问题上有些历史性矛盾。但很显然，中国非常理性地处理了南中国海问
题。这个一直被西方世界视为战略“热点”的问题始终没有热起来，看来将来也很难
热起来，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和菲律宾和越南进行共同开发的合作。
南中国海问题之后，东盟又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担心中国会吸走本来应当
流向东盟的外资，担心中国产品对东盟构成竞争等等。转折点在于１９９７年的亚洲
金融危机，当时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有效地帮助了东亚国家，中国的责任开始体
现出来。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中国提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的
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营造了一个双赢的构架。随着中国从资本短缺国家向
资本剩余国家转变，中国资本开始流向东盟地区，东盟对中国的态度有快速的转变。
东盟意识到抵制中国的经济崛起会是无效的，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工业结构、加
强竞争力。
所以，东盟国家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个机会，而非威胁。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
崛起，在参与这个进程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产业，这是东盟的一个共识。
《２１世纪》：您认为，新亚洲发展具有哪些明显趋势？
郑永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种现状是这次东亚峰会的基础
。在促成这次东亚峰会过程中中国的努力以及峰会上中国的政策意向，人们似乎已经
看到新亚洲的两大趋向：第一，中国随着经济的崛起势必要扮演一个更为重要和积极
的责任角色。东亚峰会等现存的区域组织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担当区
域大国责任的舞台。中国是东亚峰会的主要倡导者。东亚峰会与１０＋３机制分不开
。这次东盟峰会在１０＋３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很大的一步。但是，大家注意到，尽
管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中国并不谋求东亚峰会中的领导作用。相反，从一开始中
国一直在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扮演主导角色。此次峰会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也再次
强调中国绝不会在本地区谋求支配性地位。这表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和方法。中国
一再强调东盟在东亚区域主义中的主导角色，这样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很少见的。
中国这样做，无疑在追求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
第二，中国强调东亚峰会或者其他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温家宝总理这次特别强调
了这一点。任何区域组织都有其“边界”，如果没有边界就成为了国际组织。但如何
处理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或者各种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
难题。峰会前，美国一直担心东亚峰会不会成为中国主导的封闭性的地区组织，而和
美国对抗。美国当然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中国方面一直强调区域组织的开放性
。这次东亚峰会还包括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表明峰会已经具有足够的开放性
。中国也强调东亚组织和其他区域组织如北美和欧盟之间的交往。
《２１世纪》：这个“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本质是什么？亚洲的整合会不会使亚
洲走向封闭？
郑永年：中国的这种做法已经大大有别于传统大国崛起时的做法。在美国，很多
人担心中国会在东亚推行中国版本的“新门罗主义”，把美国影响力赶出这个地区。
很显然，美国当时在崛起之时，就是这样针对英国的。但很显然，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要减少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中国希望的只是共同负责维
持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共享国际区域空间。亚洲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亚洲，甚至也不
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全世界的亚洲。
这就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概念的本质。这不仅仅表明中国
并不在谋求利用任何东亚组织来对付其他区域组织，更重要的是一种全球化情况下的
区域组织新思维。亚洲的更整合、更协调，不是为了使亚洲成为一个封闭的区域，而
是为了本区域的更开放。这种思维方式一旦成为亚洲国家的政策话语，必然会有效地
推动一个全新亚洲秩序的到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