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余秋雨名声鵲起时,读了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果然好一枝生花妙笔.后来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但文章还是不停地写,书还是不停地出,我又看了他的”霜冷长河”,开始疑惑世界上真有江郎才尽这种现象,而且有点相信他在文革中做过一些有愧于心的事情,于是就开始有点讨厌他了.他后来出的书,如”千年一叹”之类,也就没有兴趣买来或借来一读. 我曾经不经意地问起一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朋友对余秋雨的印象,她说:”余秋雨讲课是非常好的.”我相信她的话,不知为什么就没有再接着问任何其他问题.说到底,我不是余秋雨拥趸,缺少对他深入了解的兴趣.隔不多久,余秋雨应邀来我当时工作的大学作一个演讲,题目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这么大一个题目,他讲来条理清晰,虽然不是深入剖析,但扼要明了,我相信这需要胸有沟壑,腹有诗书，才能这么深入浅出，而且还得具备不错的演讲天份．那天听众席后面端坐一位女士，穿着及膝皮靴，白底黑点短裙，配上短皮衣，染成深咖啡色的蓬松卷曲的头发，脸上的脂粉难掩憔悴，但分明是一个美人．这就是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形容为＂文化感觉极好＂且＂熟知国际政治＂的太太――黄梅戏演员马兰．听众多是大学生和学者，衣着轻松随便，马兰这副装束就显得尤其突出，而且在这样的场合，也显得有点不协调．但她是演员，演员喜欢衣着张扬，大概普天下都一样． 我因为对那天余秋雨的演讲印象深刻，就问上海一位文化界朋友如何看他．朋友和余秋雨没有私交，只是有时候在同一场合研讨座谈，有些学术上的交流．他说：＂这是一个才子，虽然未必算得上是一流的学者，但是不要小看了他．他的东西，还是可以看的．＂我唯唯，说从来不敢小看余秋雨，只是想多了解他的人品，我指的主要是他在文革中是否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又不敢直面外界声讨这回事．朋友表示对此不很清楚．我也就作罢． 余秋雨毕竟算得上名满天下.后来在一次偶然的场合，又听一位大学教授说起余秋雨是其中一位他最佩服的作家，我傻劲上来，就问他怎么看余秋雨文革中的历史，这仿佛就象我已经掌握了他文革中的罪证一样．这位教授说他有一本＂借我一生＂，可以借给我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厚厚的一本＂借我一生＂，我花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看完．这是余秋雨对所有质疑他文革中表现的抨击者的一个总体回答．他华丽激扬的文字，在这种自传文体中不太适用，因此文字比较平实,读起来感觉比较真实和真诚．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对自己父母，家乡，童年，青少年的描写以及对文革中遭遇的回忆的真实性，没有理由怀疑他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取得的政绩--虽然他写这部分时有掩饰不住的得意--因为这都是有迹可循可查的,轻易作不得假,我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去怀疑他是否就是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品性良善，怜悯，克己，正直的人．我对自己向来对他抱有的成见觉得惭愧,感到单凭别人的批评文章就轻信并论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的. 但是，这本书没有让我变得喜欢余秋雨．我仍然看到了一名中国文人，一名现代才子对自己才气，人品，能力，胸怀所怀有的自傲．这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形象高大却内容单薄的余秋雨，不是一个丰满真实的余秋雨．这固然有别于也高明于文革时面谱化的＂高大全＂的人物描写模式，但其中基本要素差别不大．我只能说，＂借我一生＂中呈现了一个从童年走到现在的余秋雨的主要生活经历，他经历过人间的苦难，也享受过荣耀尊敬，其间夹杂着风刀霜剑，但是，这个余秋雨的真实内心是被包裹得很严实的．在大节不亏的个人形象的框架下,其他事情都可以变得模模糊糊,都可以显得不重要,这是中国文人注重的要点.他们不需要也不会象有真正信仰的人那样,在上帝面前自省时,看到的总是污秽丑陋的自己的心.余秋雨愿意自己形象高大，也爱乌及屋,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抬高自己夫人的形象的机会．这着实令人没有办法不皱眉．余秋雨既然指出表演作品的得奖,绝大多数是为了体现领导的政绩，和作品质量是两码事，却为何那么乐此不疲地要用马兰的得奖来证明她的出色？既然深明实事求是的重要，为什么又经常性地用失实词语来吹捧？余秋雨是何等样人,岂能会如一般文人那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感到无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