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超级间谍

董必武(1885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湖北黄安人,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别号璧伍,1902年中秀才,1913年在日本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受李汉俊影响投身马列主义运动,和陈潭秋、包慧僧创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北伐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国民党清共后于1927年底再去日本,旋去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2年回江西苏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院院长,参加了长征。1937年底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后回延安,曾与朱德、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熊瑾玎、续范亭等成立“怀安诗社”。1940年去重庆,在中共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工作。1945年4月作为中共代表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后参加中共代表团随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1949年后任大陆副总理、政协副主席、高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副委员长、中共7、8、9届中委、7届中共监委书记、10届政治局委员。

董必武给人印象是位忠厚长者,党内尊称“董老”,实际上他却是现代谍报大师,用间之术除周恩来、叶剑英外,中共党内无出其右者。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使用的几名超级间谍,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了何种作用:

熊向晖,安徽人,1919年生,1936年在燕京大学时加入中共,抗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要熊按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关键时发挥作用。1943年,由于熊事先向周恩来密报,使胡宗南第34集团军闪击延安的计划落空。1947年胡宗南率国军23万人进攻延安,彭德怀领共军2万3千人在青化之砭、羊马河、范蟠龙镇、沙家店等处连战连捷,及毛泽东敢于留在陕北与胡周旋,亦全仗熊在胡身边。同年,中共地下报务员李政宣夫妇在北平被捕叛变,其留存电报底稿导致熊身份暴露,然而此时熊已被胡派送美国留学。1949年后熊回大陆,1954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70年代任共军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时参与接待基辛格访华,后历任中共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熊发表回忆录《地下12年与周恩来》。熊在中共情报界辈份极高,与中共驻印大使申健、中调部副部长陈中经一起被称为“后三杰”,“前三杰” 即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1930年为躲抓捕,由其堂兄、川军郭汝栋部安排去日本留学,与中共失去联系。1931年12月入陆大10期,1937年5月任54军参谋长,8月任该师42旅代旅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后任54军参谋长、20集团参谋长、73军暂5师师长,1944年驻英国副武官,1945年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1945年5月郭汝瑰在重庆经任廉儒介绍见董必武,提出恢复党籍,董与郭深入交谈,让郭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并将郭转交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1946年2月郭任张治中随员参加与中共的军事谈判。1946年6月以后历任国防部5厅副厅长、厅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卅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2厅(计划)厅长、3厅(作战)厅长,参与辽西、徐蚌、平津会战决策,系蒋介石的军事“智囊”。从1946年到1949年,郭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军的战略战术情报,国军竟未察觉。对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与郭接触中似有曾相识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见客厅沙发有补丁,暗忖,自己在国军中已是廉将,竟还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蒋介石注意郭,蒋不以为然,让杜拿出根据,杜有口难言。徐蚌会战中,凡蒋按郭建议下达的作战命令,杜执行时均打折扣。1949年1月,郭任72军中将军长,驻军四川沪州,后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叙沪警备司令,1949年12月11日按刘伯承指示率万余人在宜宾起义投共。1951年在共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再入中共。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临终时郭去医院探望,杜问郭“小鬼 (郭汝瑰被称作郭小鬼),当年你是否为共产党做事?”郭答:“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守江必守淮呀!”郭否认自己是贰臣,称一生从未改变过信仰。

韩练成(1908-1984),又名韩圭璋,宁夏固原人,1925年入西北军,在国军第二集团当过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并秘密加入中共,后历任国军72师参谋长、独11旅旅长、170师副师长、16集团军副军长兼参谋长、46军副军长、军长。韩是桂系主要将领,白崇禧的亲信。1946年韩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上海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董告韩国共和谈肯定破裂,要韩掌握好部队,视机会配合解放军行动。1947年2月,国军向山东共军发起重点进攻,共军华东野战军9个纵队进行莱芜战役,将北线国军包围,韩奉陈毅指示命46军自围中溃出,自乱阵脚,致共军大获全胜,歼国军5万6千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中将。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白崇禧不疑,将韩调任海南防卫司令,因此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纵队得以保全。未几,白崇禧外甥、国军师长海竟强当真越狱逃回,指韩通共,而韩此时已去兰州。保秘密局电告张治中抓韩,张却给韩机票,让其飞往香港。1949年后韩任共军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衔。

高清,又名高维生,石昌汉,湖北黄安人,1917年生,1929年参加鄂豫皖红军,1930年入中共,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宣传队队长,西路军骑兵二团代理团长,1939年在新礁上化被选调共产国际,去苏联莫斯科达拉索夫斯卡亚军校学习,1941年潜回重庆,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任务是搜集日军、伪满、汪伪及国民党情报,制裁汉奸和叛徒,小组共13人,均是在苏联受过谍报训练的原红军西路军营连级干部,分别潜伏在重庆、西安、兰州、北京、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台北、昆明、汉城、及国军赴印度远征军中,此外,苏联驻重庆使馆武官处还为高配备了10多名助手。共产国际的纪律规定,该小组不得与中共发生横的联系。1941年高清重病,不得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医,董必武利用同乡和中共元老的身份让高清将搞到的情报背著苏联人同时报送中共一份,而在高的助手中,也有两人是由董输送的。

张炜,即蔡叔厚,字绍敦,高清的助手中之一,浙江人,曾留学日本,上海绍敦电机公司创始人,人称 “蔡老板”,中共特科重要成员,去苏联受训回国后同张一萍(即张文秋,女儿刘思齐、邵华分别嫁给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一起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大名鼎鼎的佐尔格工作,蔡任报务员。佐尔格去日本(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其继任华尔敦由于下属陆海防叛变而被捕,蔡即失掉联系。抗战时在重庆,蔡向董必武谈了自己的情况,要求工作,蔡转告苏联武官处。高清到渝后手中同时掌握5部电台,人手不够,蔡又为高当报务员,后蔡转赴新疆,受苏联情报单位新疆边务处领导,曾娶被盛世才、季源薄杀害的毛泽民的遗孀朱丹华为妻,朱又改嫁方志敏堂弟方志纯。不久蔡返沪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养女陈瑶光的丈夫、中共地下党员、“驸马爷”陆久之一起策反汤恩伯,因蒋纬国赴沪督战,功败垂成。1949年后蔡任上海机电局长,1967年被文革小组专案审查第三办公室按“苏特”逮捕,1971年死于秦城狱中(1981年平反)。

高清的另一助手是湖北人赵英。该系北洋军阀肖耀南的姨太太,人称“湘楚一绝”,肖死后赵由北京回武汉。抗战时闲集此地的不少国共要人向其求爱,计有郭沫若、邓初民、董必武、张道藩。日军占武汉后赵随政府撤退重庆。董必武又以同乡的关系说赵投身情报工作,赵不忍再拒。董将赵介绍给阎宝航,阎令赵接受高清领导,赵隧倾囊相助,给高提供住处和经费,出入国民党达观贵人之间,为高搜集情报并掩藏电台。自古佳人多薄命,寡妇门前多是非。张道藩求爱遭拒,怀恨在心,适逢汤恩伯自前方返渝,各界举办欢迎会,张借刀杀人,怂恿汤下帖请赵,赵看不起对日作战中丧城失地的汤恩伯,拒绝赴会,汤恼羞成怒,派士兵著便衣入赵家将其打成重伤住院,张再嘱汤灭口,汤又派人将赵抬出医院扔进嘉陵江。赵至死不知自己为共产国际效劳,只知为延安工作,国民党也不知其真实身份。赵英对董必武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可谓红颜一死酬知己。

高清小组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曾提前获悉驻沪日军多摩部队(专门从事化学毒气战的秘密部队)企图下毒暗害山西新军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的情报,及时通报重庆八办。也曾在重庆智除中共特科河谟叛徒、汉奸张阿四。在银川杀中共叛徒、军统银川站站长刘洛,在天水杀中共叛徒、军统天水站站长王西扬在西安杀中共叛徒佟建云。佟系中共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女友,被中统西北专员孟真(后为旧金山图书馆负责人)劝降,拟诱捕张浩,为此,高清小组成员黄祺(潜伏于重庆并打入林森卫队,为救高清与国军枪战身亡。其妻1960年饿死于四川农村)、孟燕辉(潜伏于西安,后为大陆山西省公安厅长,文革坐狱去世)、盛星传(又名胜觉,绰号 “麻雀”,潜伏于兰州,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饿死于甘肃省民乐劳改场)3人在赵英掩护下将佟击毙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前。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江西电台台长林生被捕叛变,国民党中统江西省专员冯琦(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叛徒徐锡根)指挥该合骗过南委书记方方,捕中共江南委书记谢玉才(假自首后脱逃向南委报警,但回延安仍被整肃)、南委组织部长郭乾辉(郭潜),郭随即叛变。高清得报后紧急向重庆八办报警。不想竟被周恩来、童小鹏所误。中统展开大逮捕,抓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不屈就义)和廖承志及粤、桂、闽、浙、赣、5省中共党员7千人。中共此次损失不下于皖南事变,中统首领杏邝曾弹冠相庆,周恩来则小肠疝气,大病一场。此系周恩来一生为数不多的失误之一。

日降后高清去上海,1947年曾奉周恩来命于燕山别墅杀张国涛,因张提前离去,只杀了张的4名军统保镖。高又同苏联驻宁使馆副领事、苏大使罗申的女婿、格别乌少校贾不候(Kalabukhov Ivan Gavrillovich 1919-1986)一起追杀此时已当上了中统上海区组长的郭乾辉(后为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却错杀其弟郭乾耀。1949年高以上海《大公报》记者身份去台北,同行二记者是吕德润(后为大陆国务院参事)、严庆澍(笔名唐人,由在香港的乔冠华领导)。高在台搜集国民党情报并用电台密报海参崴苏军情报部,1952年台破获李朋等苏谍案,而高又在日月潭巧遇张国焘并被认出,遂自行撤回大陆。周恩来让高再度返台,高不从,周即密令制造车祸除高,然执行者不忍下手,飞报徐向前。徐向前、董必武、李先念出面劝阻,外加苏联国家安全部写的证明,救下高清一命。此后,高陆续在东北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工作,1965年底被周恩来、康生以“苏特”罪逮捕,关押10年,妻子跳楼自杀,1977年落实政策,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中调部长罗青长却不让高回部,让其在关押地河南平顶山就地安置。罗系周恩来、邓颖超的红人,文革出当过杨尚昆专案组组长,文革后又秉承汪东兴旨意,对平反冤假错案不甚积极,顾遭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的厌恶,导致中调部于1983年被撤销。

前面提到的熊向晖、郭汝瑰、韩练成是利用自身在国军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利用了胡宗南、蒋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近水楼台。这种先天优势成了他们后半生用不完的存折,保他们能在大陆出将入相,人大政协,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只有高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早年三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后投身隐蔽战线,端的是从事刀头上舔血的勾当,晚年蒙中共恩赐,成了河南老干部局管理的副局级离休干部,平日粗茶淡饭,看书下棋。其间,曾与当年的对手,被中共特赦住在南京的原中统干事张文(张国栋)交流,双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93年河南作家于天命的记实小说《红色间谍--代号巴山》一问世即被抢购一空,人们被高清奇特的经历所吸引,所感动,此书被誉为“当代《红岩》”,它的出版也打破了平顶山的宁静。先是台湾方面要以6万港币购买在莫斯科受训的高清等24人名单,然后台湾再雇人盗去该书原稿,幸被大陆公安追回。随后高清一家又不知去向。一说高清于1995年去世,一说高被台湾绑架,还有说高被安全部软禁,更有说高被安全部暗害的。有人说高去了祈连山,他要和牺牲的战友相伴余生,另有人在湖北红安见过他,他已在故乡安度晚年。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则说,在原克格勃的高级公寓里,有位带湖北口音的中国老头正在写回忆录……

综上所述,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羽扇纶巾之辈抑或鸡鸣狗盗之徒,皆为董必武所用,可见董深得用间指衫。孙子曰:“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只有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人才能成功地驾驭和指导谍报斗争。因此,历史上国共之争,主要不是输在军事上,而是输在政治上,应是不争之论。俗语说得好: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指湖北人做事超出常人,当年毛泽东将大批中共高干整得死去活来,一个个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只有毛的亲密战友、湖北黄岗人林彪敢杀他。董必武的家乡湖北黄安(现红安)亦有人杰地灵,文革前共军有62名将军是黄安人,就连董必武的儿子董良驹现亦是共军总参谋部的少将。董必武不是将军,但他是将将之人。董必武未带过兵,但他指挥的熊、郭、韩、高等人,个个当得10万兵。

附: 1950年吴石案经过:吴石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叛变,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查,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下:“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匪因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牵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及收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了“横的关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此案最终处决了6 人,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夏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谌之。 50年代初,台湾的两个地下领导人的叛变无疑是台湾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先后有两任省工委蔡孝乾,陈福星叛变。再联系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两次大的损失,都是因为地下党的重要干部的叛变造成的(一为北平地下电台被破获案及重庆地下党被彻底破获案)证明了红岩烈士总结的八条经验是多么的深刻。

1990年国庆前夕,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一对双胞胎姊弟发表的占了大半个版面,怀念他(她)们40年前为解放台湾牺牲了的母亲朱谌之的文章。这对兄妹如今已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继承英雄母亲遗志,依然投身于祖国统一和建设的伟业中。烈士灵下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了。朱谌之出身于大家闺秀,祖上乃江南名门望族。她很早就投身革命工作中,是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杰出女性。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她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家族关系,周旋于上层达官贵人之间,为党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情报。国民党败逃台湾时,她忍痛抛下出世仅三个多月的双胞胎儿女,抱着侠女一去不复还的必死决心,转道香港赴台。1949年11 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吴石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 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 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朱孝乾被捕,叛变,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查,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下:“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匪因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牵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及收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了“横的关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此案最终处决了6人,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夏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谌之。 让我们深切缅怀牺牲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秘密战争中的杰出女性---朱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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