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海外掀起一股纪念热，和国内的冷清成鲜明对照，使人悲喜交集。之所以要凑这个热闹，写下几行不成熟的文字，完全出于一个念头：为了后代。历史是文明的教科书。凡是文明繁盛的地方，就一定有许多别于官方口径的客观真实的历史书写。所以，不必等待御用的史笔，只凭着自己的真实感受，写下每一个人自己的历史，这同时也就意味在编织着文明，编织造福后代的文明。
文革开始于四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16日。四十年来，有关于探讨文革成因的文字，目光大多数聚焦在“发动文革是为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革”上。有的说是路线斗争，有的说是权力斗争，也有的充分肯定民众对官僚主义的反抗，不一而足。试想一下，如果把文革放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文明的长河里，人们将会看到什么？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文革。文革的卑鄙手段证明文革的性质毫无高尚可言。这些手段包括：策划于密室，调动军队干预政治，崇尚暴力，毁灭良知，压制思想……。虽然文革始作俑者似乎只打算整掉一部分人，最后的结果却伤害了每一个人。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有多少人伤残了心灵？有多少人空耗了青春？七亿人口的大国，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吞咽下文革苦果，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包括那些心存侥幸的逃避者，所谓的逍遥派。
邓小平问过一句，为什么文革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法国或美国？他的答案是制度问题。可是如果再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出现不了好的制度？问题就指向：文革的土壤是什么？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只有发现必然终端的那一点，才可能清醒，也才可能预防。我试图这样回答：文革的土壤是中国延续三百年之久的清王朝的精神遗赠，这一精神遗赠深深溶入自辛亥以来从精英到草民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这一遗赠里最糟的内容有：“成王败寇”，“打天下坐天下”，“我皇万万岁”，“留发留头”和“文字狱”等。一个现实社会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来自于传统，特别是上几代的传统通过家族的延续。一个不反思传统的社会，只能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下去。即使有外来的思想，也只能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扭曲，骨子里仍是旧药的一脉承传。
文革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亿万人群的高度一致。也许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但立即被狂涛吞没。不错，造反派之间并不一致，甚至酿成武斗残杀，但是他们在对待响应领袖号召，对待使用暴力破坏（也就是造反）上，全部出奇地一致。不一致的人，要么被迫转为一致，要么被关进牢房或被逼死打死。试想一下，只要有接近或超过半数的人坚持抵制，哪怕出于不同目的，文革怎么成得了气候？为什么如此容易一致？显然他们接受了同一个价值准则。现在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价值准则违反人类文明（不一定是国人所说的西方文明）。
人类文明有很明显的规范尺度。在文明尺度规范下的人群，根本不允许打人这样的行为扩大蔓延更不用说打死人。在文明的社会里，要想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必须经过一套复杂的法律程序，一篇文字的诬陷甚至流言就将人治罪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中国近代的精神文化传统，完全都是从长达三百年的满清殖民统治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个传统中的毒素已经渗透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至于中国古代许多优良的文化，经过高压统治也所存无几。辛亥、五四以至于后来的八九，都没有提出过反思和抛弃这种有毒传统的任务。虽然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最有机会接近目标，但被民族主义引向“反帝反封建”。这个偏正词组，重在反帝。而当时的所谓“帝国”，充盈着最丰富的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极大地推崇爱心和公正。爱心产生怜悯、同情直至人道；公正产生诚信、守法直至和谐。任何欺骗、诡计、阴谋，任何对他人的侮辱、欺凌、伤害，一旦发生或出现，就立即会招来群愤和公义，绝不可能被人趋之若鹜，也绝不可能成为气候。各种社会都发生罪恶与丑闻，不同之点在于公众如何看待和对待它。一种是，“这是现实，毫无办法”；另一种是，“先从我的内心拒绝，恶就将减少一分”。每一个人的内心准则，汇聚到一起，就结构成不同的社会先进水平。
而文明的内心准则，显然没有被四十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大众所发现和接受。巴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老人所言极是。
文明将怎样到来？或许基督教这样的宗教，能给社会带来爱心；独立人格的非政府活动人士，能给社会带来公正。而一场反思传统的思想启蒙，是必不可少的。天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