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来自一个不富裕的平民家庭,我也同绝大多数平民子弟一样,享受不用学费,可以用人民助学金解决生活费的大学教育,所以也同绝大多数参加过六四的学生一样对当时社会的问题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而参加学运只是以为这样可以逃避考试,仅此而已.不否认由于忧国忧民的教授声泪俱下的控诉,由于主体媒体的舆论导向,由于社会各界纷纷声援,由于… …,最终我们也狠狠的被自己感动了一把.不否认有少数学生精英最初就和我们不同,是出于一腔爱国热情,当这些少数精英坐着不知道谁捐赠的加长凯帝拉克,在天安门广场意气风发的向我们这些餐风露宿的静坐学生挥手致意,当有的在绝食,而我们在广场啃着市民捐赠的面包,馒头到处找水的时候,传来的却是这些清醒的少数精英在某大酒店一边吃着山珍海味,一边讨论让我们绝食,静坐到什么时候才合适的消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愤怒有多么可笑.而少数精英营养充足的大脑不断炮制耸人听闻的各种消息,如谁谁自焚了,谁谁饿死了,那里的警察打人了等等,等等,让我们再一次热血沸腾.六四以后这些饿死的,自焚的绝大部分坐在教室听课,不得不佩服精英们起死回生的神奇造化.
当然我绝不认同定位学运为反革命暴乱,更不认同真枪实弹的镇压,因为起码这些对于一个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起家的政党是莫大的讽刺.但是反思六四,是否被政客利用,不得而知,即使成功,用当时的话说不过是小官倒打倒大官倒,仅此而已.现在许多自诩民主的政客还在拿六四说事,实在让我们这些参与者汗颜.
其实如果把那时的社会问题拿到今天,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那时参照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更重要的是参照毛时代的贫富差距不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翻开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的均贫富到毛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无不是因此而拥者众.可是百姓为清廉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小平说中国百姓摔了筷子就骂娘,现在看来小平敢于顶着骂名让百姓解决温饱,规划走向小康,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国情吗?显然不是.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应该以感恩的心态去回忆这位老人. 而不是总拿六四的败笔衡量老人一生,尤其厌恶政客们总拿六四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