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卡姆今年五十五岁。为了适应与中国人打交道，他改了一个既与原名音近，又颇有中文韵味的名字“康原”。他原先是一位美国化工企业雇员。当过香港美资企业联合会的主席，有一辆工作用车,一座别墅，还请了一位管家。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太资产阶级化，太物质享受了。他要改变自己，适应新的任务，就像美国人有时候喜欢这么干的那样。从此他成了一个探索者和请愿者，一个让善心的同龄人汇寄捐款，首先是做好事的人。 康原从十六年前就开始在中国搜寻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身陷囹圄的囚徒。为了帮助这些人，他和他的雇员们爬梳几十种地方报刊，通过统计资料来摸索，研究专业刊物和公开可以接触到的法院文件，运用这类方法找到了大约五千名政治犯。他们属于不知去向的人，因为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政治犯。中国共产党的反抗者，地下教会的成员或者自由工会的会员，在幕后高层的眼里，跟平常的刑事犯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往往作为“煽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或者“扰乱公共安全罪”而判刑。 康原说，这类事情在中国可是寻常小事。其他比如，只要监狱看守认为某罪犯不愿意表示认罪，就可以延长他的刑期，也是寻常小事。把跟异议分子的交往推向公众，是一种特殊情况。政治警察，法院也一样，对能把违法者和他们的罪行在地方报刊或专业刊物上公布于众很感兴趣。这样惩治“国家的敌人”一方面促进了迫害者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可能震慑仿效者。一旦康原再次发现新的案件，他就打点他的随身行李，带上他的名单飞往中国。 在那里近些年来他一直跟不少能提供帮助的人们保持着联系。他认识许多外交官、检察官和警方人士，凭他彬彬有礼的交际和博通中外的知识，俨然被视为一位中国的朋友。因此外交部接见了他。他提交了一份政治犯的名单，按照他的说辞，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提前释放。 例如，康原最新的名单上就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雇员赵岩，差不多一年半以前就被警察拘捕，一直都没有判决；另一个就是基督教牧师蔡灼华，2005年被判处三年徒刑，因为他曾经分发《圣经》给中国人。已经有四百名政治犯在两年时间里提前释放了，只因为他们的名字列上了康原的名单。 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康原在一家北京的餐厅里，出现在各国记者的面前，作总结讲话，他的头发灰白，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老成持重。 他患有糖尿病，消耗体力甚多。他曾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瘦了十公斤。他的牙齿全部掉光了，新的全副假牙给他带来了不适。但是沉重的病痛并不能妨碍他十足的热情。“犯人名单肯定是有用的”。康原这样说。 不言而喻，一切还要看那些干部的心情和政治大气候。美国总统要来访问了，或者某位高官要前往华盛顿了，中国当局提前释放若干政治犯的机会就增加了。此外，如果政治犯名字上了康原的名单，还有其他的好处。或许狱卒会对待他好一点，或许他会忽然额外新添了一床被子，或者还会有医生来为他检查一下身体，或者他竟能跟家属见上一面。 康原估计，中国大约有一千名政治犯囚系在狱。公安一处和国安一处大约有三万名员警专门监控张贴抗议传单的人，打算游行示威的人，书写批评政府的信件的人，发表“发牢骚”诗歌的人，或者组织党派和工会的人。另外还有大约三万员警专门监视网路，搜寻博客和官方不喜欢的网站。 什么人十分招惹注意，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丛林中的国营农场，要不就是送进精神病院，劳教所，或者劳改场。这些囚禁场所有时甚至竟然是隶属于铁道部门的机构。 康原是在他的香港经贸生涯中从事针对北京的院外活动时开始转变成一位人权活动家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不久，他坐镇华盛顿作为商会主席，力争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便继续推动贸易。在一次与一名高干聚餐的饭局中，他忽然突发奇想，要求一点回报：请求释放一名刚刚被捕的大学生。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这闻所未闻的要求当然把宴会的气氛搞得很僵。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年轻人却真的出狱了。从此康原找到了他的天职。当生意和良心不能协调的时候，他在旧金山创办了对话基金会，并一门心思地关注那些囚犯们的希望去了。 他不无乐趣地陈述着一宗最为着名的案件。被监禁长达四十年的西藏僧人桑波从拉萨市阴森恐怖的德拉普契监狱，以医疗方面的名义，被谈判释放了。桑波是北京所仇视的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从1965年开被长期关押。有人曾对康原说，他本人根本不想要获得自由。这时原终于被允许访问拉萨，接着桑波竟以七十高龄恢复了自由。现在他生活在瑞士的一所喇嘛寺中。 调节协调，康原一直乐此不疲。也许这位已经变成人权活动家的美国生意人，此时此刻，他的二度生命如此度过，正觉得得其所哉。 原载《明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