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关心农民问题的人称温铁军先生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对此，温铁军先生他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温铁军先生强调中国的“人地紧张关系”的“自然禀赋”，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并认为不能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在考察调研了印度和拉美国家看到的贫民窟状况后，对加速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是一直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并反复强调现有制度的优越，在于我们的农村维持了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以此维持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十几亿人的福祉。认为不要因为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就老拿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来“说事”，上面的政策和制度始终是一贯正确，并将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和各地和各个部门的干部认识不统一。 笔者认为，虽然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但其观点只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导致三农问题长远难以解决，而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拉美国家的农民（贫民）对比中国的农民有更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基本的公共服务，如不为农民争取平等的待遇，怎么可以做农民的代言人？而且农民本应该就由他们自己代表自己。 一、 下面先引用温铁军先生的《三农问题之证伪》[1]一文中最后的结论（文章详细论述后得出的结论足可以说明其观点）： “我们说应该有那些政策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实际上土地是承担了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同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依据，社会保障基础。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强调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要发育大户，要搞农场等等。但是假如你们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载的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剥离掉，那么这个土地就永远得按人分配，因为每增加一个农民，他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内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 “今天农村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们看它的产值只占15%左右，但它的人口占70%左右，请问哪个国家能够用15%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去提取税收，支付7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这是一个倒置的结构，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么可能要求政府从城市拿取的税收，来支付70%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呢？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矛盾同样是尖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对着如此尖锐的矛盾。你们看南亚次大陆，你们去看中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它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因此出现大量的农民弃耕撂荒，因为农业是负效益嘛，然后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然后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泛滥、大量犯罪，于是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然后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定。而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在强调农民社会保障，我们实际上在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 下面针对有关观点详细与其磋商。 二、 首先谈其土地的保障功能之说，我们不能否认目前的制度下土地对中国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但假如中国的农民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加几千万人，而耕地却在不断减少，原来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一亩，按目前状况能有多大的产出？那仅能吃饱穿衣的功能而已，能为农民提供多大的保障？如果继续人增地减，并不能加速向非农作就业转移，中国农民岂不是要越来越苦？但历史及当今的事实、而且是铁的事实证明，土地能够担当起农民的“社会保障”的功能越来越差，相反，还曾出现因种粮亏本或极之微利而丢荒耕地的大量现象，哪里谈得上是农民的什么社会保障呢？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种植业的纯收入为976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6.7%。2004年，人均种植业的纯收入为1056元，7年间仅增加80元，但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降到了36%。[2]永远将农民束缚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是不可以让他们走进小康的，中国也不可能全面进入现代化吗？ 温温铁军先生说“每增加一个农民，他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内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对于这点，和温铁军先生观点基本相同的李昌平先生就已经加深认识了，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如果没有非农收入，中国的小农经济早就破产了，而你仍要强调中国农民非要依存土地生存已经缺乏事实根据。根据农业部《二00四年全国农业统计提要》的数据，截至2003年年底，乡村从业人员数为4.96亿，其中劳动年龄内为4.6亿，而农业从业人员为3.06亿，那么起码就有1.6亿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业工作，我国在城镇务工的“农民”数量，远远超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共7800万就业人员城镇户籍职工的总数。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4亿农村劳动力中有接近一半不是依靠农业生存。而你还在坚持“实际上我国的经济确实不可能随着工业发展来带动农民的非农就业，而是城市必然要向外排挤过剩人口”的观点。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渠道单一，城市里的几乎一切行业都纳入国家直接管辖之中，甚至连卖菜的、理发的、修脚的、开旅馆的，等等，都在统一严格的组织里面，如此僵化的体制怎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呢？对比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后到现在就吸纳了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其结果不明而喻。现在已经有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进城工作了，是否真的就抢了一亿城镇居民的工作机会呢？那么为什么发达地区还出现严重的“民工荒”呢？所以你的观点已经非常错误了。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应在4600万左右，这与农业部近期估计的数字（1.5亿剩余劳动力，每年还以600万的速度增长）有较大差距[3]。当然其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但已经有相当部分“农民”不是依靠土地耕作生存。 对于人地紧张和人均资源短缺，确实是中国的国情，但正因为这样的问题，就更加要用“城市化”、“工业化”使资源来集约利用提高效率。其实农业只是具有提供粮食、蔬菜和肉类满足人类食用的功能，农业满足了粮食的基本需要后，人类的其它物质消费资料需要则由工业所提供集中，人类也是群居的动物，城市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精神粮食生产和消费地方，分散而封闭的农村，阻碍着精神粮食的产生及其信息的传递和精神粮食的消费，导致物质与精神资料的匮乏。而在中国，却变成就业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土地（农业）却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工具，这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是极不平等的，显然，中国农民不需要这样的代言。 三、 （温）：“今天农村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们看它的产值只占15%左右，但它的人口占70%左右，请问哪个国家能够用15%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去提取税收，支付7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这是一个倒置的结构，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么可能要求政府从城市拿取的税收，来支付70%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呢？也不可能”。 ──既然那“15%”不能提供75%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那么何以实现你所说的社会保障？加上“要求政府从城市拿取的税收，来支付70%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又不可能”，就是两种都不可能了。按此逻辑推理下去，那么中国的农民就只能长远用那“15%”来维持吃饱，根本不能享受到国家的公共品了。这个结论不如就干脆对中国的农民宣布说：“‘谁叫你们生在中国？’算了”！ 另外，既然说农业是负效益，那么还能作为社会保障吗？那么就将你上面所说“道理”全部推翻了，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就算中国的农业不是负效益，但耕地减少、人口增加，那还有多少效益来保障农民呢？ （温）：“你们看南亚次大陆，你们去看中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它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因此出现大量的农民弃耕撂荒，因为农业是负效益嘛，然后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然后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泛滥、大量犯罪，于是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然后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定”。 ──可以说并非只你一人到过那些地方，笔者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也有朋友，也了解过印度贫民窟的穷人生活虽然过得不算好，环境确实是又脏又乱，但政府和官员们却不敢认为这影响了他们的面子和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而要把它拆建，在贫民窟里生活的人也完全有印度人特有的那种悠闲和自信。回头看看我们中国每年从家乡和工作地来回挤车奔波的中国农民吧！看看在城镇干着最苦最累的活的中国农民吧！看看表面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面他们要“躲”在哪里吧！还要看看……他们大多数人中有这种自信和权利吗？就算他们想心甘情愿住在我们中国城市“贫民窟”里被“廉价”雇佣，还要遭受很多的限制，他们情愿住在城市的贫民窟的自由也缺乏，他们的“贫民窟”还要遭受拆迁、还要遭受“驱赶”的对待！他们有印度城市贫民甚至乞丐的权利吗？ 认为农村人口却大量地涌到城市将造成“贫民窟”问题，事实上这个现象在拉丁美洲就表现得比较突出，我们必须正确分析，这是因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不是很迅速，没有具备很强的快速工业化发展条件，导致城市化发展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人们在农村居住反而倒不产生问题，如让大量的人口聚集到城市中来，问题倒反而显得比较突出了。笔者认为：其实这是他们“过度城市化”的问题，而在中国刚好相反，是城市化不足的问题──即工业化高速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需要补充大量的就业人员，但由于城市对外来就业人员的限制，外来就业人员须在原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来回飘摆不能定居，只能寄居于就业地城市的“边缘位置”，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出现的“孙志刚”式的悲剧，也导致不断严重的“民工荒”…… 四、 如果说这些国家“在它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那就有必要详细地引用其他学者对印度农村的观察[4]，经济相对比我们中国落后的印度，在公共产品上是如何对待农村的： “首先，印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农村内部的饮用水、村级道路、村级小学和教育以及标准不高但比覆盖面比较广的村级卫生医疗保障等，应该说必要的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涉及到了。而且，印度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所以我被告知，几乎所有的农村在上述方面都是一样的“待遇和标准”。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其他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无疑，从这个意义说，印度的民主对促进基层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所有上述公共产品全部是由州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级政府）直接负责和管理，从项目到资金、建设和管理，都是直接由州政府负责。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感兴趣，一个小小的村级单位的公共产品供给直接由州政府负责和管理，从供水系统、村级小学建设、简易的卫生保障设施、农村贫困人口简易住房工程，甚至连村级公共厕所等都是直接有州政府相关部门直接负责。村一级政府主要是负责项目申请、项目参与以及项目实施的监管和配合等。而且,许多项目由州政府负责向全社会招投标，并鼓励招标单位尽可能使用当地农村的劳动力，同事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从印度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可以看出，州政府直接负责村级管理和建设，减少了中间环节。其实在州政府下面，还有一个叫Panchayat的机构，包括区级等共三级政府，最后才是村级政府。但是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并不是层层下达，级级管理，而是直接由州政府负责和管理。应当说，这样的制度安排确保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足额供给和有效供给，不至于最后落空。所以，印度尽管目前还有较大面积的贫困发生率以及较大的城乡差距，但是农村相对充足的公共产品供给成为一道强有力的保障线，它确保了无论如何贫困，也不至于突破死亡的底线。就这一点而言，印度农村的基础特别是必要的公共产品和保障基础总体上说比较良好。” “再次，公共产品供给的效果总体上比较满意。比如，取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公共产品案例就是印度农村的饮用水已经实现了直接引用。在和老百姓谈话和交流中，一个感受就是对现行政府比较满意，因为政府帮助贫困的农民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通常我们说，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人们喜欢用国际警戒线来表示，认为超过了警戒线就会引起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不安。但是从印度农村的情况来看，未必如此。只要政府履行自己的基本的公共产品职能，能够帮助贫困的村民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抵消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成群结队的乞丐、贫困者并没有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制造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人们受到宗教的影响而不会因为贫富差距发生社会冲突。但是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的基本职能在一定意义起到了客观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回避和忽略”。 看看吧，印度难道是“简简单单的在强调农民社会保障”吗？比印度经济发达的中国现在有吗？没有这些，却说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那真有点虚伪。 在中国几十年来已经没有公平地给予农村居民建立和城镇居民一样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到现在你还说“不可能”是没有理由了。对于财政的来源问题，不要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3万亿了，单纯国有企业的利润就有近万亿，也没有上缴国家财政，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难道就没有农村居民的一份？拿出其利润的一半就有4千多5千亿了，再把政府那些浪费的（4--5千亿？）算下来就更多。建立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后，农村居民的生活才算“象个人样”，你简单就说都这“不可能”、那“不可能”，怎能算是农民的代言人？ 五、 温铁军先生你强调的“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在强调农民社会保障，我们实际上在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其实最终是要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农村里，让农民作出牺牲来换取来“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而已。不知道温铁军先生是否知道筑坝拦洪，难免“蓄之愈久，其发必速”，再不泄洪，则会有漫堤毁坝的危险，到时候其破坏力就更严重，何来中国的长治久安？ 难怪秋风先生很早就说：“我不想讳言，我从温先生的论论述中看到了一种冷酷的逻辑：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稳定，而农民是潜在的不稳定的源头──因为他们贫穷，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可能会没有出路──那么，要实现社会的稳定，就首先必须实现农村和农民的稳定，而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这是我们的祖先们反复讲过的道理──这一连串逻辑下来的结论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需要把农民束缚在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可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于是，在温先生的理想中，脸朝黄土背朝天了几千年的农民们，将仍然在土里刨食，于是，我们获得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农民很伟大，是吧？他们为我们的社会的稳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感谢他们。但对不起，你就是不能享受到跟我们同样的权利和现代文明带来的方便与机会：把9亿人口捆在土地上，于是，4亿城里人获得了满意的稳定。”[5] 或许，温先生心里不是这样的冷酷，但除此而外，我们还能联想到什么呢？ 另外，笔者也知道温铁军先生有在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试验”，有为农民买大米的经历，这些我是真心的向他致以尊敬。提倡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这本身没有错，也应该提倡，毕竟联合起来的力量终归比较大。也赞同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集体合作应该是在农民自己拥有明确的包括土地的产权前提下的自愿合作，在此前提下，他们就懂得自己该怎样合作、该和谁合作，偏要我们去组合甚至要行政力量去强制主导？ 当年的强制“合作”和后来他们自发性的自愿“分家”，其结果就有天壤之别。对于现在的合作，笔者多次说过，像几个人甚至更多的人自愿合资开办一个公司，在市场经济社会很正常。但比如不经你的同意，把你的存款（或资产）划到一个的公司账号上，然后对你说，你是公司的股东了，你会有意见吗？ 没有明确界定个人产权和自愿的基础上具有“强制性”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最终会出现国有、集体企业的困境。中国近几十年来、世界近一百年来的“试验”难道还没有“成果”？ 此外，还有相当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人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先生，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为农村居民争取过应有的中国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说白一点就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仍然有“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的规定……这样一算，有多少农民能选为地级市、省（自治区）的人大代表呢？有多少农民能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呢？农民人大代表占人大代表比例是多少呢？占最多数比例的农民一直是被人代表的？这些本身就属于宪法规定的权利，为什么温铁军先生并不强烈去为农民代言？ 六、 拿出温铁军先生的旧文与其磋商，并非是挖其过去的旧观点，因为直至现在，其理论及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温先生自始至终对土地私有化、对加速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一直持反对或说是悲观态度，反复强调现有制度的优越，中央制定的、调整的政策一贯正确。 最近由其本人在中国改革论坛亲自发贴，公开其在2004年11月9日有中央高层参加的“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讨会的发言中，仍然强调：不要因为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就老拿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来“说事”，并将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6]。2006年3月25日－26日在海南“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又“认为不能简单化地怪罪地方”，但“主要障碍仍然是各地和各个部门的干部认识不统一”，并希望“大家理解中央的善意正在逐步转化为善举”[7]。总之，是一如既往地对农民不平等的制度无动于衷，上面始终正确，问题出于地方和各地各部门干部。 由此，就值得怀疑其“农民的代言人”之称，也有学者对其作这样的评价：“他似乎更像是一位政府发言人，或至多是一个比较关心‘三农’问题的‘奏折派’经济学家。他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关注显然远甚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他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量显然远甚于对农民利益的考量”[8]。那么，对于“用脚做学问”的你，千万不要变成是“（御）用脚做学问”！ 当然，笔者也相信温铁军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发自内心想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依照其理论却可能导致三农问题长远难以解决。其本人就有悲观的观点：“搞新乡村建设，是困惑之后无奈的尝试吧。我早就说过，我只试图缓解‘三农’问题而不是解决。为什么这样说？我走过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带来小农的凋敝，这是规律，不可避免。如此，农村被剥夺的程度只会加大，所以，对解决‘三农’问题我不抱太大希望”[9]。那么，是否可以套用他的那句话──“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其实，中国的农民本来就应该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如果他们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不从根本改革现有土地制度，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我们，我们能代表他们吗？我们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吗？让他们自己为自己代言吧，只有他们才能代表自己。 2006年6月6日 作者简介：孔善广（1966-），广东佛山南海人，自由研究人员，研究兴趣为公共经济和农村问题。 注释： [1]、温铁军.三农问题之证伪.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07-31. [2]、陈锡文.当前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1期. [3]、王检贵,丁守海.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权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城乡差距问题.东方网，2006-04-24. [5]、秋风.农民还得作牺牲？──从一个侧面反驳温铁军的市场无效论.思想评论，2001-08-20. [6]、温铁军.不要老拿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来“说事”.中国改革论坛聚焦三农版，2006-05-17. [7]、温铁军.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反思.国改革论坛聚焦三农版，2006-3-22 [8]、董国强.解构温铁军的“三农”问题研究.世纪中国,2005-11-18. [9]、毛志勇等.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学者系列访谈之温铁军访谈(二).南方农村报，2005-07-14 原载《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