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大学之道与中国大学改革是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大学教育是为了什么，最该改革的问题是什么？目前通识教育(指高等教育中的非专业性的经典阅读与古典文明教育部分，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我国通识教育最早于清朝末年提出)的实践(如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和讨论更深入地拓展了这一问题，探讨中国大学教育如何才能为中国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奠定长远的基础。本报曾是大学改革讨论的主要平台，此次将连续刊发甘阳先生关于通识教育的文章，以期引发对此一问题的关注。 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世界文明史的事件，从大学的角度来追问，就是现代中国大学是否能担当起这样一种文化责任，是否能成为中国文明的担纲者。 我要首先为“精英教育”辩护。很多人都不大敢提精英教育，因为一提精英教育，就会引来很多批评，说你为什么不关心平民和平民教育。我不怕这种批评，因为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是混淆不同的问题。中国大学的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精英，清华、北大这样的中国顶尖大学，其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顶尖精英。但我所谓“打造中国的精英”并不是指要把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西装革履、一口英文，这种类型往往有文化自卑感，多半是伪精英。一个真正的中国精英首先必然具有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根本上来自于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恰恰是一个极端缺乏精英的国家。 2005年5月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演讲中(按：以“新时期的通三统”为题发表于《书城》杂志2005年第6、7期)曾经指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21世纪的主题是中国，问题是我们自己现在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和当年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后者的经济崛起只有区域经济史的意义，并不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但中国的崛起，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世界文明史的事件，这是西方人今天看中国的角度，因此现在整个西方都在紧张地观察和研究中国会怎么样。当然西方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盼望中国崩溃；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认为中国文明的崛起将会根本改变世界的格局，包括改变数百年来西方主宰世界的格局，因此西方必须要认真对待。不管怎么样，在21世纪，中国文明的任何一举一动影响到的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因此，今天提出“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指要培养当代中国的大学生达到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能自觉地认识中国文明在当代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自觉地去认识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史的事件，而且是世界文明史的事件。因此我的关切是，21世纪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这里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追问，亦即要追问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文化自觉，追问现代中国大学是否能担当起这样一种文化责任，是否能成为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因为任何一种伟大事业，任何一种文化复兴，必定有其担纲者，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文化复兴的担纲者非大学莫属。 这里我要引用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Clark Kerr说过的话：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一个二流三流的、没有文明根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出伟大的大学的。英国《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名将北大排名在全世界大学的第17位(按：2005年《泰晤士报》的新排名榜进一步把北大升级到第15位)。要老老实实承认，这种排名其实是考虑到文明潜力和国家地位的排名，并非单纯根据大学本身的排名。北大本身现在并不具备这样世界领先的实力，这是从中国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以及北大在中国的地位来衡量北大在全球大学中的位置。但是，这个排名却点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大学，其前途和命运是与中国这个文明、中国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香山开过三天会，议题是中国大学与人文教育(按：会议讨论摘要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30日)。杨振宁先生在开幕时提出了四个字：“文化自觉”，亦即中国大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唤起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今后二三十年，或许是中国文明复兴和中国大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本身没有信心，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以及中国的一切总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那中国的大学肯定办不好。反之，如果中国人和中国大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的大学牢牢地植根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中国的大学仍然很不理想，但我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学作为伟大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 原载《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