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个贫困地区官场交易：贷款买官讨价还价 -------------------------------------------------------------------------------- 【来源:中青报】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的落马，在她工作了6年的商州区，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地震”的巨大威力，不仅来自于“贫困地区”这一字眼与受贿“106.9万元”的巨大反差，更因为在这块弹丸之地，用金钱换来的“乌纱帽”竟达27顶之多。 据陕西省检察机关查证：从2000年到2005年间，张改萍利用其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等请托事项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106.9万元，所得赃款全部被其个人使用。 商洛是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地级市，商州区是商洛市惟一的一个区。2000年11月,张改萍被任命为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委书记，继续兼任商州市市长。2001年11月，商洛“地改市”，张改萍任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 张改萍百万元受贿卖官案，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贫困地区的官场交易样本。 “送了可能还有希望，不送哪能入得了围” 7月4日，张改萍受贿卖官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7名行贿买官者名单被当庭曝光。 记者在商洛市采访时，获悉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在位，没有一名行贿者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其中一人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不要再问了。我现在压力很大，有人骂我官迷心窍，不惜借钱‘进贡’，可送了可能还有希望，不送哪能入得了围。” 张改萍被指控的28宗受贿案中，27宗都是收受下属官员“买官”的贿赂，有副科提拔正科的，有乡(镇)领导要求当局长的，有贫苦乡镇的领导想调到富裕乡镇工作的……行贿人向张改萍行贿5000元到30多万元，张就会在行贿人的升迁中起“关键”作用。 2002年8月，时任商州区旅游公司经理兼牧护关镇副镇长的王俊杰，听说弄个局长职务得送五六万元，就来到张改萍办公室“汇报工作”，说面临机构改革，自己想在旅游局好好干，而自己任旅游局局长很合适，临走时，王俊杰硬是送上了两万元。1个月后的机构改革中，经张改萍提议，王俊杰被任命为商州区外事旅游局局长。为表感谢，王俊杰事后又给了张改萍1万元。 2003年10月，听说交通局局长一职要交流，时任区交通局副局长的张斌便找到张改萍，送上3万元。2004年春节，张斌到张改萍家“拜年”，又送上两万元。后来，原局长不愿离开交通局，张改萍就想办法把张斌安排到蓝商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改萍还记得这么一桩事：“2001年,商洛地区准备提拔县级干部，时任商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绪忠多次找我，让我向商洛地委和主要领导推荐他。2001年夏，他到我家中，将两条烟和一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送给我。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就收下了。我向地委领导推荐陈绪忠，2001年9月，陈绪忠被提拔为柞水县县长助理，在地委常委会上我表示同意。” 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商州的官场文化，渐渐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能干不能干，“进贡”说了算。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甚至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本案中，向张改萍行贿的商州区计生局执法大队原队长张铁柱，在送给张改萍的两万元中，有1.8万元是向信用社贷的款；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张斌送给张改萍的5万元中，有3万元是从312国道管理处挪借的公款。 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为了能升任水务局局长，送给张改萍两万元。达成所愿后刘志善又送给张改萍两万元，这些钱全是刘志善从朋友处借的。 官职买卖过程中，还出现了“讨价还价”的现象。 2001年8月，时任商州市麻街镇党委书记的唐康勋为调回市内，在张改萍办公室送上1万元。同年10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市安监局局长。但唐对调动结果并不满意，提出想调个好点的部门，随后又奉上3万元。2003年5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区计生局局长。 唐康勋送出的4万元贿款中，有向朋友借的，也有从信用社贷的款。 在商州，有些人已经开始把买官看作是一种“投资”。买官者敢投这个资，是因为张改萍敢收钱，也确实能给人办事。为买官，行贿人向亲戚、朋友频频伸手借钱，而出借者遇有借钱买官者，也出手大方，一次4万元、10万元的大额借款也毫不吝惜，甚至还有人不惜以自家存折抵押贷款10万元出借。 就连张改萍的司机，也俨然成了红人。经常有人打来电话，从他这儿了解张改萍的行踪。 “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为谋得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陈新智不惜投入38万元，而这也是张改萍收受的最大一笔贿款。 2003年5月的一天，时任商州区纪委副书记的陈新智找到商人杨江雄，提出想调任教育局局长。他知道杨江雄与张改萍“很熟”。而实际上，此时的杨江雄已在与张改萍进行过一桩权钱交易后，当起了张改萍的“贿托”。 据张改萍回忆：“杨江雄到我办公室，说陈新智要当教育局局长，并给了我一个纸袋子。我意识到是钱，估计有10万元。考虑到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争的人多，不想沾这个是非，我坚决不要，杨将纸袋提走。” 但杨江雄并没有死心。同年11月底的一个早上，杨江雄又摸到了张改萍在咸阳市的家里，再次提起陈新智想当教育局局长的事，张改萍表示难办。这次走时，杨江雄留下了一个塑料袋。张改萍打开一看，是10万元钱。她有些犹豫：马上到年底了，自己还是要用钱的，这钱先收下，陈新智当局长的事以后看情况再说，能办就办，不能办把钱退给他。 2004年春节前，陈新智到张改萍家拜年，又提出想当教育局局长。临走时，陈新智留下一个纸袋子。张改萍打开看时，发现两条中华烟下面的塑料袋里，鼓鼓囊囊装了8万元。 2004年4月，杨江雄找到张改萍，询问陈新智当教育局局长的事。张改萍告诉他，“这事已定下搞民主推荐，将来以票数定。”杨江雄拜托张改萍多多关照，并送给她一双鞋。杨走后，张改萍发现里面有20万元现金。 张改萍对此心领神会。不久，关于教育局局长人选一事，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张改萍都投了陈新智一票。事后，陈新智如愿以偿。 张改萍事后承认，搞民主推荐是她决定的，她有自己的算盘：陈新智是纪委系统的，在区上人熟，肯定会有人支持，而且陈还是有些工作能力的，到教育局能把握局面。“这是我敢收陈新智的钱并搞民主推荐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不决定搞民主推荐，那陈能不能当上局长就难说了。” 陈新智刚上任没多久，就有人把大字报贴在了市政府门口，揭发他买官的问题。据说，当时他买官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几个人投资给他买的这个官。检察机关后来查出，陈新智送给张改萍的38万元，其中有33万元是分别从5个人那里借来的。这其中，不止一人在借出钱时就知道陈新智是用来给张改萍“拜年”或竞争教育局局长用的，有1人还是从卫生防疫站的集资建房款中给陈新智提了4万元。 “在这之前，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张改萍说，“我也需要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啊。”据了解，当时仅教育局局长一职，争的人多，送钱的人也多，在陈新智之前，张改萍已经退了五六个人的钱…… “连正常的事也不给办了，非得给好处才能走得通” 既然是投资，就要有回报。作为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老区，在商州，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一般不超过1000元。这些买官者，多靠借、贷来筹集贿款，为了能早日收回成本，他们在上台后便频频伸手。 “到某些政府部门办事，变得异常艰难，连正常的事也不给办了，非得给点好处才能走得通。”对此，商州群众意见很大。有人举例，学校到教育局领取拨款，如果不表示，正常的款项就领不下来。 买官卖官虽在暗处交易，但给商州的风气已带来恶劣影响。有人说，这给人的印象，好像商州的每个官职都是买来的。更严重的是，由此滋生的腐败，无疑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周而复始，陷入循环。 正如公诉人在公诉意见中所说：“张改萍利用手中权力，以贿卖官，将向其行贿之人委以重任。在张改萍的带领下，商州地区党政系统干部作风败坏，腐败堕落，现已有多人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作为主管领导张改萍难辞其咎。” 由于张改萍案中的27起受贿事实都与干部任免有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影响，法庭决定待合议庭评议后作出判决，择日开庭。 商州穷，赚钱的路子少，有点想法的人都想当官 200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参加完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张改萍被等在会议室门口的省纪委工作人员带去谈话。12月25日,张改萍被“双规”。2006年6月12日,她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张改萍的落马，是原商州区城建局局长吕宏涛的案子牵扯出来的。吕宏涛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商州“陈氏涉黑家族”的巨额贿赂。在对陈氏家族涉黑案的侦破过程中，有关方面意外发现：吕宏涛商州区城建局局长的位子，竟是花1.5万元从张改萍手里买来的。 早在几年前，就不断有人反映张改萍的受贿问题。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张改萍在商州任职的5年间，已私下售出27个政府重要职位。更严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商州区因此形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不送钱，就无法升迁，甚至要腾位子。 据当地群众说，商州的买官市场之所以很繁荣，是因为商州这地方穷，商机少，能赚钱的路子太难找。所以，有点想法的人都想当官，当了官就不一样了，既有实权又风光。 “这里虽然山青水秀，经济却很落后，在全省排倒数第一。”商洛市委一名干部介绍说，“这儿几乎没什么工业，有些矿产，也都是些‘鸡窝子’矿，挖两下就没了。农业也缺乏特色，去年一年的地税收入才两个多亿。” 据分析，买官卖官多发生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没什么高科技企业，商业也不发达，又缺少外资引进，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相对较少。相比而言，做官既有“旱涝保收”的物质回报，还有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寻租空间。于是，官位随即成为价值含量极高的稀缺商品。在商州，官位有限，供求矛盾的尖锐，也就营造了张改萍卖官市场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