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阴，中国之阳 ● 杜平 每次在北京休假，理解“中国概念”的角度都会经历一次现场调试。从新加坡远距离遥望中国，看到的是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当然还有接连不断的天灾与人祸。 可是，踏上北京的土地，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穿梭，上述这些宏观或抽象的概念顿时统统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与具象。 哪一种现象能代表北京？ 在新落成的现代化“建外SOHO”写字楼群里，北京首屈一指的形象设计师李东田，操着美式英语问候我和我的朋友。置身于那典雅的美容兼休闲工作室，眼前和耳际全是都市男女的青春倩影和快乐低语。我仿佛身在欧洲，呼吸着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的空气。 走出SOHO楼群，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凌乱嘈杂的后街，一名年纪当属我父辈的“人力车”脚夫，恳求我坐在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上，把我送到大约两公里之外的住处，最后感激不尽地从我手上接过五元人民币。 从李东田到“黄包车”老人，我在眨眼之间似乎穿越了两个世界。而两个世界都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来不及思索哪一个才能代表北京。 从朝阳区横穿北京城到最西边的石景山区看朋友，沿路所见景观大致能够反映出北京这些年来的变迁。壮观而奢华的商厦与住宅楼，繁华街道上说说笑笑的人群，越来越多驾车上下班的白领和“小资”，捧着饭盒席地而坐的疲惫不堪的建筑工人，宾客盈门的高级餐馆，还有狭窄胡同里的简陋平房，以及坐在路边满面愁容的无业游民……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景象都属于北京，但究竟哪一种才能真正代表这个社会？ 从石景山驾车前往郊县房山区，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北京，而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从五环路绕到高速公路，路面质量已经超出了我所熟悉的欧洲公路，各种款式的汽车欢快地承载着已经富裕起来的阶层。但是，道路两边，干裂的农田、灰蒙蒙的村庄和满眼皆是的废料与垃圾，却在不断地提醒路人，虽然繁华的市区就在身后，但感觉上已经显得非常遥远。 我所熟悉的北京原本也很复杂，但反差却未曾如此之强烈。离开此地只不过十年功夫，况且还是常来常往，但每次身临其境时，都会有一种先是亲近、继而又被疏远的感觉。一切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以至于在一步之遥，或者在转身之间，所见之人和所遇之事，都有可能使你从高兴立即变得愤怒，或者从恨之突然变成爱之。高兴或愤怒，爱之或恨之，究竟哪一种属于北京？ 奥运会与奥运金牌的价值 与北京的学者和朋友们提起奥运工程，每个人都会斥责种种不当和乱象。在痛骂与取笑有关当局和政府高官的过程中，所有人又都会感到当北京市民的快乐。投资巨大的“鸟巢”奥运主会场，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贫困地区无钱上学的儿童；国家花大把钞票培养出来的奥运冠军，有人会对此提出是否值得的疑问；甚至还有人从民主政治的高度，指责有关当局为了兴建奥运设施而践踏人权。 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内心深处为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主办奥运会，而感到由衷地自豪和骄傲。虽然他们不会停止用各种方式和语言来发泄种种不满，但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奥运会对中华民族荣誉的重要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奥运金牌对自己和整个民族的现实和历史价值。 对奥运工程发泄不满，对举办奥运又感到由衷的自豪，两者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矛盾，究竟哪一种才能代表北京人的真正情感和想法？ 不能用一面否定另一面 很巧，前天和两位同事去见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他说，台湾的政治乱象让他脸上无光，所以当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女排最近连续获胜的时候，感觉到现在做一个中国人真是很光荣。至于奥运会之于北京人，他们就更不会那么地市侩和狭隘，以至于还会用金钱去衡量奥运和奥运金牌的价值。 如同“神舟”飞船，如同三峡大坝，如同青藏铁路，北京奥运工程也始终在外界的种种质疑中前行。“神舟”五号上空之时，一些论者纷纷指责中国政府把资金用于无实用价值的项目上，而对于攸关人民生活的民用工业不予重视。现在奥运会还有两年，人们又开始指责中国政府把大量资金浪费在大而无当的体育实施上，对大批失学儿童冷漠以对。甚至还有人对此格式化地给中国政府贴上“专制”的标签。 多么美好的理想。假若不搞“神舟”飞船而能使中国科技先进起来，假若不建三峡大坝而能使中国电力无后顾之忧，假若不建青藏铁路而能使西藏走向现代化，假若不办奥运就能使中国的国民素质前进一步，那可真是简单而快捷的强国之路。 可惜，这些都只是毫无价值的假设。正如同要求所谓的民主社会把选举资金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求总统放弃专机而乘坐民航班机出国访问一般，都显得幼稚而狭隘。 中国是如此之大，外界在观察和评论之时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它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中国当然有阴暗，但无疑也有光明。两者相依相存，但却不能彼此否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