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树之果
按照机关党委的要求星期五下午全院各部门都要政治学习，如果没有专人检查，民二庭一般会以案件多要抓紧时间结案为由不组织学习。偶尔也把大家集中到会议室，拿几张《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或者《人民法院报》读一读。
现在法院大部分人已经不热衷于政治学习了。尽管人们必须经常参加，但多半也是因为职业要求。像游建国就属于这类人。他16岁参军，17岁入党，18岁提干，32岁就当了团长。和平年代的军队，除了军事训练任务以外，整天都在窗明几净的营房里举办五花八门的政治学习，而且部队有一半的军官就是专门管政治学习的。虽然他们射击总脱靶，越野总骑马，队列旁边站，但权力却挺大。谁想入党提干晋级都要他们点头，而且他们的舌头特别巧，再枯燥再重复的政治学习也能讲出点新鲜玩意儿。
在部队游建国虽然是管军事的，但耳濡目染，对政治学习也很在行。开始当兵的时候每天都要听指导员讲一讲。看着他嘴里那朵伸展自如的大舌头，听着口齿不清的国家大事，中央领导的最高指示和身边发生的故事。战士们的耳朵好像已经习惯了含糊不清。在每个固定的时间接受固定的声音，时间久了眼睛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用处，耳朵却成了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如果有一天指导员不在，没看到这个宣讲者的大舌头，他们就像没吃奶的婴儿，只想哭。
后来游建国也变成了宣讲者，也体会到了舌头的重要。你只要讲，不管是对错，大家都相信。像对烟酒的嗜好一样，政治学习就成为了他工作和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从部队到法院游建国对政治学习的认识出现了转变。现在的这个社会，大家肩膀上都扛了个脑袋，对那些言之无物的内容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但是政治学习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他就像我们身体里让人厌恶的东西，你却无法割舍。
游建国依然是一个政治学习的宣讲者，一个法院政治学习的宣讲者。他在西都省法院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是这样说的：
“作为省法院先进党支部的代表，我是这样看待政治学习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学习就好比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吃得越多，获得的能量就越多，但有时你也会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而政治学习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就像是一副药，你拉肚子，不吃药能行吗？因为这副药能消灭那些侵蚀肌体的细菌，保证思想健康，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让你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方向。”
余放听到这些话还是在六年前，那时他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子，当初游建国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导，枯燥的案件合议经过他的嘴就变得有意思了。余放至今还忘不了第一次参加合议案件时的情景，法院的合议就是处理案件的讨论。一个合议庭由三个有审判职称的法官组成。那时余放只是负责记录案件的书记员，只有听的份儿，不能发表个人意见。记得那个案子是他们合议庭老李办的。作为庭长游建国特别喜欢列席一些案件的合议。所谓列席就是法律文书上不署名，但讨论案件时照样发表意见，这是庭长们都喜欢使用的一种研究案件的方法。
老李是个多一句话都不爱说的人，他最讨厌分析案件的具体情节，无论是写报告还是聊天，他都不爱用形容词和副词，
“供销合同纠纷。甲乙两公司做生意，甲先付了款，乙没供货，甲便告到了法院，甲认为乙违约在先，乙辩称合同上又没有注明款货必须同时交付，因此不应该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嘴里像嚼着甘蔗，字一个一个从他牙缝里挤出来。
还没等他讲完干瘪的案情，游建国便说：“讨论案件，首先要从产生纠纷的背景来分析。既然是供销合同纠纷，那么供销买卖通常是怎么制订合同，然后又怎样履行的？好，我们看这个问题，假如你是那个老板，不见到货难道会先付款吗？倘若乙公司为了签合同，请你吃饭，一顿大酒把你搞翻，这时你的脑子肯定进水了吧, 或许还有荤的，叫个美女，让你在床上签字，你签还是不签？如果我是那个老板，签。为什么不签？只要我一觉醒来，绝对翻脸不承认，合同是伪造的，不信就去做笔迹鉴定，你又没有其他证据。现在的老板有几个说实话的？”
他说到兴头上还没忘了余放：“小余，我刚才讲的就不要记了。这也算你学会办案的第一课，要学会该记就记，不该记的就别记。”
他的这通发言虽然云里雾里，但还是引来大家一阵笑声。在余放的印象中，游建国讨论案件从来都是这样，逻辑不太清楚，法言法语也不多，但情节却很演绎。不过如果不是在分析案件，他的思维和语言就会十分清晰。有的时候，他喜欢对余放这样的年青人讲：“干什么事都要善于动脑筋，要用经验来判断。毛主席说过：‘人是社会生活的关键’。凡事都是人搞出来的，所以办案就是办人”。这一点余放倒觉得有道理。另外让他羡慕的还有游建国丰富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几乎每一个案件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再加上那抑扬顿挫的男中音，难怪一些女同事都觉得他身上洋溢着成熟男人的味道。
有件事至今让余放都感到不解，就是为什么游建国在部队干得好好的却突然转业到法院。听人说他离开部队是因为与顶头上司的老婆有染，但余放却不以为然。凭游建国的智商，才不会作出那样的拐事。
一次余放跟游建国参加他的老战友聚会。有人乘着酒兴问游建国：“老弟，你小子在部队是出了名的贼大胆，我们基地漂亮的女人本来就没几个，连首长的老婆你都敢搞，今天老实交代，你一共搞过几个？”
游建国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酒过三巡，脸蛋儿像秋天红透的柿子。
“就那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哪儿还会有狗日的漂亮女人。有个毛驴儿让你搞就不错啦，好，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个驴的故事。”
“这可是真人真事！咱都知道，当年为了抗美援朝，国家选了一个光秃秃的山沟建基地，四周尽是沙漠和戈壁。那时候部队纪律严，大家不能随便出去。有个老连长在那儿一待就是整整四年，不要说女人就连驴的影子都没见过,他暗自发誓,有朝一日离开这个鬼地方,就是撞见驴他也上。
转业的那一天终于到了。老连长走出山沟时，真的就发看见路边有一只小母驴。这老兄激动不已一个健步冲过去，脱掉裤子抓住驴的屁股就要上。驴儿却扭来扭去，就是不从，急了他一头汗。
这时，路边忽然传来喊声，他急忙放下毛驴跑进树林，见一妙龄女子落入河中呼叫救命。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雷锋同志的形象。于是飞身跳入水中，救出了那女子。落水女子含着眼泪说‘大哥，怎样才能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我一个农村娘们儿也没有什么钱财，要不您就搞我一下吧。’说罢要以身相许，老连长见状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急忙离开树林跑回路边。‘军民鱼水情嘛，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就不用以身相许了，只要帮我个忙，扶住这毛驴的屁股就行。’”
余放听完故事，笑得差点把嘴里的鱼翅喷出来。说实话，法院的老转太多了，省法院可能有一半的人是转业军人。这些人没多少法律知识，也不喜欢学习业务，不过个个都是溜须拍马的高手，他们只要跟对了领导，一般熬上几年，在法院照样当庭长、院长。即使当不了官，仗着级别高、工龄长，最差的也能混个高级法官干干。令余放他们这些正规大学毕业的年青人最可气的就是工龄。他们开始当兵就算工龄，而寒窗四年的大学却不能算。他有个中学同学，学习差，考不上大学，也找不上好工作，只好去当兵，结果人家在部队混了个党员，运气好还提了干，后来转业到法院，又混了个法律大专文凭，就是因为在部队的时间能算工龄，所以提级、分房、长工资都排在他的前面。每次想起这事余放就一肚子火，不过又一想，像游建国和他的那些战友们虽然占了不少便宜，但是他们美好的青春却永远交给了风沙吞噬的荒漠，戎马生活和大学校园相比简直是地狱与天堂，所以他也常常庆幸自己没去当兵。甚至有时在那些老转面前他还油然生起一点儿优越和满足。
游建国让内勤通知大家，按照机关党委的安排，今天下午政治学习的内容是《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是那上的重要讲话》。因为快到年底，大家要突击结案，所以这个周末的政治学习改为自学。实际上，在星期五下午民二庭已经很久没有政治学习了，因为这一天游建国经常有自己的安排。
这个安排通常就是打麻将。在中国十个人有九个半会打麻将。许多人认为麻将是一个神奇的游戏，它既传统又现代。从它的外表看酷似古代筑城的方砖，四个人东西南北各隅一处，码牌围城，颇能反映历史和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而它变幻莫测的游戏内容很好地体现在麻将的每副牌中，而且每局每圈每次的博弈都不会重复。打牌的人相互牵制，各自为战，有时还需要斗心理，拼记忆力，而计算的能力也很重要。规则看似简单易学，但要想运用自如，特别是能在游戏中体会和发现与社会生活相通的地方，那就更不容易了。这又是它现代的一面。有的人打牌是为了体会紧张刺激的过程，有的人纯粹就是为了钱。俗话说：小嬴养家糊口，大嬴发家致富。但像游建国这样玩牌的人却不多，在他眼里麻将就是一场舞会，一桌饭局，一次谈判，是一个十足的社交活动，有时比法院办案还难对付。游建国经常在星期五下午开始‘战斗’，有时一直会持续到星期六的中午。
游建国看着咖啡色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卷宗，缓慢地咀嚼着喝茶时掉进嘴里的茶叶。自从来法院的那一天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当一个人的时候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想一想这个礼拜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别人都干了些什么？哪些事对自己有利？哪些人需要留心？下个礼拜该干些什么？该请哪个领导坐一坐啦？这个时候，他会闭上眼，点支烟，样子像在庙里祈祷的香客。
游建国起初选择来民二庭，就是因为它是法院炙手可热的部门，管辖着全省中级法院二审和高级法院院一审的民商事案件，也就是说西都全省一百万元以上的经济纠纷案件它都能插手。两年前他走马上任时，仇祥林院长叫他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小游呀，你这个庭里的人可都是省法院的人精，可要睁大眼睛哦，不然的话他们有可能把你装进去”。
“仇院长，我明白。只要有您老人家坐镇，就是把我装进去我也不怕。”游建国心想我老游也不是省油的油，林子里什么鸟没见过。
只要多用点心思，没有过不了的河。游建国知道，法院是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跟部队可不一样，即便你是领导，也得搞好人际关系。因此他便放下官架子，显得格外谦虚。他逢人便讲：我虽然工作多年，在刑庭也办过几年案子，但在民事审判方面我却是个新兵，大家都是我的老师，还请你们多多指教呀！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让他们相信你，要达到把你当成自己人的程度，要关心他们的生活，特别注意一些小事。他便经常组织全庭聚会，喝喝酒，聊聊天。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氛围。中午下班后还抽时间在办公室和同事们打几把扑克牌。表明和大伙儿有共同语言。他还找来全庭的花名册，在笔记本上记下每一个人的生日，等到你生日那天，他会悄悄地买来贺卡放到你的办公室桌上，给你一个惊喜。
老李是民二庭有名的刺头，自恃年龄大，在法院工作时间长，从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游建国刚来时他的风凉话最多。什么外行领导内行，人不能光靠嘴皮子吃饭。开会时游建国刚提出意见，他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很快他就成了游建国最头疼的人。说来也巧，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老李自己摔了个跟头。有一天，老李和几个律师朋友去夜总会玩，谁知那里生意火爆，KTV包厢全部客满。老李借着酒力非要人家腾出一间给他，两边争执不下吵闹起来，他哪里知道，这是一家由黑社会把持的场子。几个兄弟把老李团团围住，他见势不妙，便亮出法院工作证，嘴里还念念有词。“我是法官”。这帮地痞一听有人自称是法官，心想，他们的几个兄弟就是被法院判刑送进监狱的，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由分说，几个人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有个啤酒瓶在老李的头上开了花。第二天老李没来上班，游建国得知后，立刻拿着鲜花去老李家慰问，表示非要替老李报仇出气不可。随后就把这事报告给了法院保卫科，称老李无缘无故被流氓袭击，要求他们出面调查并让公安局缉拿凶手。结果保卫科调查回来的人说这事老李更有责任。后来这起法官在娱乐场所打架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省法院的领导实在坐不住了，想要处理老李，游建国急忙去疏通，把事情平息了下去。从此老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感恩戴德，对游建国言听必从。
游建国还常常找当事人或律师买一些礼品送给大家，这叫有福同享。别人孝敬我的，我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和大家一起享用。就这样，很快就和同志们打成了一片。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经过细心观察，从庭里又挖掘了几个像余放这样特别顺服他的人。经常带他们出差，还参加一些自己朋友的聚会，显得关系与众不同。对个别想寻他麻烦的人，看准机会找茬就收拾一下，让他们也尝尝难受的滋味，证明他游建国赏罚分明。没有一点手腕是不行的。对那些和院里领导关系密切的人，既要摆出了互相尊重的样子，也要时刻提防，别让他们给你捣乱。当然保持和院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他的第一要务，要让他们相任你，就算你到处胡说八道，就算你做事出了格，因为你和他们的利害关系，他们也得理解你；其次还要和其他部门的领导搞好关系。朋友多了好办事，你就是再能也不可能一手遮天。虽然每天都有不少头绪等着他梳理，但游建国却能安排得井井有序。无论多忙，星期五的牌局一般是雷打不动的，当他一想到要去打牌心里就犯痒，仿佛有个魂儿拽着他。
但余放可没有这个感觉。一到周五他就有点头疼。几乎每个周末老婆都在医院值夜班，本来可以偷偷出去喝花酒，没准还能邂逅几个漂亮妞。可是为了陪头儿打麻将，只好作出牺牲。这种活动也不是谁想去玩就能去的，打牌的人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他经常和这些老江湖混在一起，还算惬意，如今这世道，谁不是靠关系活着，能在法院混就已经有人巴结你了，如果再背靠大树，别人求你办事就更容易了。余放觉得只有聪明人才会这么做。
庭长的办公室在楼层中间。游建国经常敞开自己的门，这样既能做事，又能用余光捕捉过往的行人。从门外看他像个紧锁双眉的修表师傅，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那些厚厚的黄色卷宗。
余放虽然看不到游建国，但却能猜到他一定在等电话。通常是游建国接到电话，先锁门去洗手间，再慢慢晃过余放的办公室，然后进电梯。这时他们两个人根本不需要语言交流，只要那个矮胖的身影一闪，余放就会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
四点刚过，他接到游建国的电话：“小余，你先到西都酒店六楼，今晚可能还要串场，咱们早点开始。”
“哦，好的，我先走”。余放从抽屉里摸出一沓钱，出了办公室。
